梁鸿：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我的批评观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梁 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对阅读文学、文学研究充满了厌倦和怀疑，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厌倦，一切都找不到精神的支撑点，找不到意义所在。作为一个虔诚的文学青年，我对文学、写作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但长久以来，它又几乎成为我厌倦的源泉。
2008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我在老家村庄住了将近三个月，我把这一行动作为自我心灵的救赎。漫游在大地，一切都千疮百孔，但又生机勃勃，我似乎有些明白我的厌倦与怀疑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传统与现代，荒凉与生机，失望与希望，以前所未有的矛盾方式纠结在一起。只有深入到它的肌理，体会它身体血液的缓慢流动，你才意识到这一矛盾有多深。精神的犹疑是这个时代病症的外现。
文学批评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时代没有了核心精神，一切在“多元化”的名义下变得似是而非，并且被赋予了合理性，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更值得叙说。对于文学而言，充满“灵光”（本雅明语）的文学正在消逝，这一“灵光”不仅仅指文学中乡愁、大地、天空及与之相关的神韵的丧失，也指我们的心灵在逐渐丧失对这一“风景”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如何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大课题。
我羡慕那些有坚定立场的批评者，我无法做到，因为在我有限的知识结构中，我很难找到支撑它的完全理由，我无法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我总是怀疑这样一种交付，也痛苦于自己立场的不确定。但我又希望能够在这“不确定”之间寻找到新的道路，能够在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联系，把文学置于更大的语境，重新发掘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尊严和“介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同时，又避免被“立场”和“知识”所遮蔽，试图以相对独立的视野穿透文本，寻找它作为文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与时代精神、文化思潮和政治倾向之间的复杂关联，最终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发声”并不意味着某种真理式的肯定或否定。文学的立场并不只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立场也并不只有一种。它们通往许多个方向。用一种文学观念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的“暴力学”，当然，用无数相对的观念来评价不同的作品，也是一种“伪批评”。对于我而言，我愿意，或者，只能做一个文学的体味者与历史的质疑者。文学批评并非只是阐释，它有文体，以论者思想为骨架，它有体温，以论者灵魂为血肉，对生命存在、民族生活与人类命运的痛楚及大热爱是它的基本体征。藉此，才能在文学的个体秘密与公共性之间寻找到某种通道。
或许，正是那不断涌来的厌倦，那充满谦卑的痛苦与犹疑，还有那仍然在原野中默默屹立的故乡，促使我不断思考，去迎向这“灵光”消逝的年代。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批评家印象记
认识梁鸿
程光炜
几年前，在北京一次朋友聚会上，我认识了梁鸿。知道她跟随北京师范大学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读的博士，毕业后分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有两三年的时间，梁鸿一直想到人民大学跟我做博士后，但因学校设置的苛刻条件受阻。今年，她终于跨过这道门槛，成为与我合作的博士后人员。
在北京师范大学期间，梁鸿的博士论文是从外省文化角度研究现当代的河南文学与河南作家。最近一些年来，她的评论领域日益扩大，从作家作品到文学现象，文风越来越尖锐鲜活，对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入，成为被大家认可的引人瞩目的批评界新秀。我对文学批评向来不太关心，杂志到手，也就是翻翻几位熟悉朋友的文章，很多还没有读完。当然，我也在一些文章中谈到，做文学史研究，一定是要把批评家的看法作为重要参考的，没有他们对重要作家和作品的认定，后续性的文学史研究肯定会麻烦不少。梁鸿的文学批评，有自己对作家创作的看法，她对一些作品的感觉尤其细致、敏锐，其中不少见解我都比较认可。不过，我也曾劝她不要一味说作家的好话，太惯作家，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做到知人论世，使我们这些还没有读作品的人，看了批评文章就能知道作品的好坏。在这一点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李长之、李健吾两位先生是一个榜样，他们的批评文章，很少单纯说作家好话，但读了那些文章，你会感觉它们非常贴切、准确，真正说得上是文采斐然和好读，又有启发性。很多文章，至今都不过时。自然，一个文学时期里，能够留下来并传之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家毕竟为数不多， 大部分的文章，只能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资料用，想想这种结局，也够残酷的。
我对梁鸿另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是她的认真。两年前，她在上课、写作和家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为博士生开设的“重返80 年代” 课堂上参与我们的讨论。论资历，她与我的博士生的关系应该是“半”个老师辈的人，事实上在教室里，我也是把她作为“老师”介绍给我的学生的。梁鸿好像从不在乎自己的“身份”，每次上课她都准时到场，风雨无阻，仔细聆听每一次演讲，对一些问题详细和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认识几位70后的批评家和青年学者，但像梁鸿这么全身心地投入研究，把学问那么当回事的却不很多。当然，刚开始梁鸿对我们的工作方式还不习惯，我们之间有过交流， 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存在分歧。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认为仅仅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是难以在现在的大学里立足的。一是目前大学的制度，对单纯的文学批评有天然的排斥倾向，虽然这种排斥也不一定都有道理。二是单纯的文学批评尽管经常能给人们启发，但毕竟大多数的批评文章都还是比较感性的，跟着作家和作品走的，还难说是经过一段时间沉淀后的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我主张她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相互兼顾，通过文学批评接触第一线的作家和创作，获得一种文学的“现场感”；然后，再对所批评的对象进行筛选、过滤，写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研究文章，这样可以做到相互补充和支持。当然，后来我也有一点犹豫，担心比较听“老师话”的梁鸿，弄不好会陷入两头为难、左右不是的尴尬境地。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所说的那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连我都做不到，更何况去要求梁鸿？但令我吃惊的是，一段时间后，梁鸿果然在我们课堂的基础上，开始了她的“90 年代文学”研究，先后写出了分析60 后作家、“断裂问卷事件”等多篇论文。她拿给我看时，我发现“研究视角” 正在悄悄地进入她思考问题的习惯之中，过去那些比较感性的东西在逐渐减少， 而理性分析的因素日益增多。自然不可否认，“90 年代文学”能否被“历史化”， 它能否像我和学生做了几年的“80 年代文学”那样能得到历史文献的支持，并在一定的方法上获得某种研究的“自足性”，我还有点怀疑。不过，梁鸿迈出这一小步，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所有有出息的青年学者往往都是敢字为先的， 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她（他）就无法获得学术研究的探索性。当然，有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在私底下再商量和讨论。
以我在大学二十六年的经验，我以为一个比较合格的中文系的教师是首先应该有一点点文学创作或是文学批评的经验的，没有这种近距离地接触作家和作品文本的写作实践，他要想真正进入作家和作品的隐秘世界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我们都读过许多所谓的学术文章，我们会发现很多人还停留在“文学”之外， 除了重复大家都知道的“知识”，不少文章其实很难称之为关于“文学”的“学术研究”。我深感庆幸的是，梁鸿一直在非常勤奋地写文学批评和小说散文， 她对文学的理解是非常内行的。有了这种充足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准备，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必成大器，成为人们必须刮目相看的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和学者。
（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