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新近小说《景端》：乡村狂想曲
李约热人长得帅，说话又好听。读李约热小说，每次都被他的话逗笑。上一次是《八度屯》的“一个人进村，确实不方便，语言不通，狗又多”，这次是要当“仙龙王国”国王的景端。在《景端》里，李约热讲的是一个悲喜剧，故事说得诙谐风趣有意思，讲着讲着，那个飘在空中想当国王而不得的小人物景端，落不下地，只能重重摔下来。
景端是野马镇一个十足的可怜虫，从小母亲去世、经常被人欺负、穷得一塌糊涂。他和父亲、妹妹生活“在远离人群的岭上，他们没有邻居也没有朋友，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面”。他穷困潦倒，却雄心不减。偶然间从电影得知“国王”二字，于是突发奇想，要割据一方，成为“仙龙王国”的“国王”。确立好宏伟的目标后，他迅速而准确地采取了行动，首先利用追求他妹妹景香的权一，拥有了自己的参谋与跑腿；随后他帮打铁匠王立初打铁，得到了王的追随；帮搬运工黄徒抢生意，得到其信任；帮拾荒者劳七修好木房子，尽管房子摇摇欲坠，但还是俘获了这位“大臣”。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并促成这个狂想群体的，是无业游民景端，他们都是乡土最底层最边缘的人群。这个共同体一度“团结”了起来，但意图建立王国的狂想者又是如此单薄脆弱，他们考虑到活动需要经费，于是找来了“为人豪爽”的焦灿，然而焦对这种“可怜的人异想天开”嗤之以鼻，景端恼羞成怒，与焦灿、劳七扭打起来，最后，石头毫无顾忌地滚落，摧毁了劳七的木房子，砸死了焦灿和劳七，也宣告景端生命的轰毁。
李约热一本正经地讲着这个荒天下之大谬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读《景端》，老想起阿Q，李约热的野马镇，第一次与鲁迅的鲁镇有着相似的气质。景端身上那股无所不能的疯劲儿，以及他最后被处决，都跟阿Q如出一辙。但想想还是不一样，李约热不是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不想思想启蒙。小说甚至没有社会历史的纵深度，他只要讲一段小人物的狂想曲及其悲欢史。
小说《景端》以悲剧的方式来写乡土民间的狂想与狂欢，景端懂得底层人们心里想什么，招贤纳士高歌猛进，所有人都在预料之中答应了，因为他知道无产者们在想什么，但问题是，景端不懂有钱人/有产者的想法，所以当他想为焦灿做点什么的时候，却始终无法得到认同。也就是说，阶层的鸿沟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其中根本之处在于，有产阶级需要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景端所谓的重整。
事实上，野马镇在这个过程中分化为两大阵营：一方面是所谓的“牛人”，也即当地权贵、副县长曾一容，三个分别嫁到北京、上海、广州的女儿每月轮番寄钱的赵祥，野马镇炙手可热、经常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围在他身边的拳师李不让；另一方面则是以景端为首的乡土底层王立初、黄徒、劳七等。最后浪潮退尽，现实裸露，牛人们岿然不动，小人物们却早已零落四散。
李约热以前也写过很多小人物，但他普遍很仁慈，他把他们写疯、写傻，然而往往不愿也不忍把他们写死。景端的死法，异乎寻常。李约热的故事有过遐想、臆想、乱想，但狂想的少，他更倾向于贴着地面去讲，这回故事却说飞了，人也飘飘忽忽的，景端们的现实是闭塞的，是被封堵的，包括他的“臣民”也是如此，所以他和他们需要腾空而起，探寻一个精神的出口，以逾越现实的种种不可能。可想而知其中的难度之大，以至于他们始终显得固执、不讲情理，其中既映射出现实的艰困，更呈现了他们自身的逻辑和方向。
又或者可以跳出来看，以景端们为代表的小人物和边缘人，他们是未曾接受规训的当代主体，因其游荡于边缘，不为人知，却自在、无拘束。小说塑造了几个典型的边缘小人物形象：景端状似有勇有谋，却是小勇小谋，闹剧一上演便一发不可收拾，终而害人害己，殒命刑场；权一圆滑世故、软弱无能，他为了追求景端妹妹，对景端言听计从，直到最后酿成大祸；王立初、黄徒、劳七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可爱到可怜、可恨，他们身上的光亮甫一乍现便迅速被捻灭。
然而，我们之所以在当下还乐此不疲于小人物和边缘人的主题，既在乎小说内在的伦理要求，又是多元价值系统参照的需要，由是价值便不再定于一尊，也有了更多新的可能；不仅如此，其归根结底还在于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精神的与文化的路径。宕开一处说，“小”人物与“边缘”人到底是一种拟设的概念，其中之形象塑造并非不言自明的存在，我更愿意将其视为某种方法论。就像在《景端》里面，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乡下的无业游民要自立王国，但小说的意义就在这里，其往往试图铺设似乎闻所未闻的经验路径，构筑一种新的认知架构。
契科夫写彼一时代的小人物，写权力的底层如谨小慎微、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公务员，写社会底层的苦难人民如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马车夫，等等，以小人物为轴心，引入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契科夫的写作属于一种影子般的写作，是“在而不属于”的状态，身处黑暗之中，而不是去寻找黑暗或者生产黑暗。置身于时代的阴影之中，但是却凝视、反思甚至对抗这个阴影。在契诃夫那里，小说无疑充当了这样的媒介，通过虚拟的语辞牵引联想，建构想象界，如是才能在反抗黑暗中拨云见日，在绝望死地里探寻希望。契科夫的小说《苦恼》里面，同样是“可怜人”的约纳的苦恼，最终只能向小母马诉说，这一事实层面所传达出来的是表层的人际冷漠和世态炎凉；而更有意味之处在于，苦恼的个人性于焉转化成了阶级性，也即由现实主体本身转变为某种社会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苦恼由具象的生命体验，衍变成为抽象的社会学、政治学概念。
从小说的叙事可以看出，人际之间的交流，以及在交流中产生的同情和怜悯，是小说的最高伦理。而在契科夫小说里，约纳“苦恼”的起源，也来自于自身的悲伤和苦闷得不到纾解。要解决这个苦恼，必须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普通人之间，构造有效的沟通途径。也就是说，民众之间需要建立精神上的联结，彼此联合甚至团结，形成共识，达成深层的互通。从约纳的苦恼以及苦恼的无处诉说，即便是最后能跟小母马“成功地”倾诉但事实上难以作数这一点可以看出，因为需要同情的参与，所以涉及到了底层人或者说是贫苦民众的联合，在这个意义上说，苦恼以及苦恼的诉说只是小说的浅层意义，更为深层的蕴含在于，人民之间结成同力，共同面向压迫并形成共识，协同抵抗外在世界的不合理。在契科夫的小说那里，意欲“批判”的不仅是约纳等人面对苦恼和苦难的软弱麻木，而更注重的是小人物内部的和解与合作，因此，契诃夫所在意的实际上是变革力量是否能够真正蕴蓄、集结与重造。
对于李约热的小说《景端》而言，小人物之间的联结是随机的、松散的，甚至是虚幻的，即便像野马镇唯一仗义疏财的焦灿，经常捐钱给受苦受难的人，也没有加入到那个不切实际的共同体的狂欢中；不仅如此，直到最后景端被枪决，他的同盟却始终是隐身的，他们缺席了权力本身对景端的审判和处决，甚至连鲁迅那里的围观的“看客”都无法企及。因而可以说，对于“小人物”这个概念是有价值判断在里头的，在反思性甚或是中性冷静的叙事伦理中，小人物必然走向他们的悲剧乃至毁灭，而边缘人则是一种现实的与心理的处境，甚至可视为既定的伦理立场。不得不说，宏大与微弱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越是宏大的时代，越是壮阔的历史，其越是众声喧哗与包罗万象，越能容纳并照射出小人物与边缘人的处境和他们内里所蕴续的能量。
回过头来看，“小人物”的“狂想”，这本身就是断裂的，最终往往不得不在疯魔中毁灭。问题在于，李约热却将景端们小心翼翼地拾起，一如他对“恶人”（《我是恶人》）、对逸事（《侬城逸事》）、对要“青牛”不要青史的乡民（《青牛》），以及对那些不为人知也无所谓人知不知的边缘“消息”（《人间消息》）的关注，尽管那些声响衰微而薄弱，但他在乎他们，他试图展开这个世界中隐而不彰的那些逻辑和价值，探询“小”而“边缘”的径路中幽深却开阔的出口。也许，就在如是这般天马行空的狂想之中，真有一个若隐若现的“仙龙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