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里的时代风云录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来说成就不大，文学史上评价不高。我们这一题材的小说创作，底子不厚，积累有限，这不仅仅指数量，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创作出类似美国作家德莱赛的《珍妮姑娘》，苏联作家卡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等那样有影响的“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引起读者和文学界广泛瞩目，并成为一个引领时代文学潮流的现象，是1979年第7期《人民文学》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
现在，我们读到的阿莹的长篇小说《长安》，它声势浩大气概不凡，其题材不仅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题材。这一题材的性质以及创作经验的稀缺，决定了小说创作的难度。在我的印象中，吴运铎的非虚构作品《把一切献给党》，读到过制造枪榴弹、平射炮等情节。除此之外，还没有读过关于军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阿莹的《长安》，在小说题材上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作者曾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里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旧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这一自白告诉我们，作者曾经生活在军工企业环境中，甚至参与了军工领域的工作，或者说，他对书写的领域不仅熟悉，而且部分地亲历过。
小说的环境是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它与我们的联系就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联系。因此，作者没有过多地描述专业层面的故事，军工领域只是小说发生和展开的背景，他将笔墨集中在他塑造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阿莹深得小说之道。
忽大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也是一个有性格有感染力的人物。他解放那年转业，成了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这个来自黑家庄、阴差阳错地倒插门娶了黑妞的胶东汉子，在第三个夜晚出走黑家庄。参加太行游击队的忽大年遇到了勤务兵靳子，靳子是女兵，经上级批准两人成婚。忽氏家族人丁兴旺，子鹿、子鱼相继出世。但是，黑家庄的黑妞未消失，这一伏笔在忽大年、靳子、黑妞“三角关系”中再掀波澜。这一情节虽然不免戏剧化，但也有合理性阐释的可能。它的世情小说或“小叙事”元素，使小说具有了人间烟火的可读性。小说深刻地塑造了忽大年的性格，使他成为故事的灵魂人物。当然，他不是一个完人，巷道抢险死了人被降职后，心情烦躁的他，和靳子口角甚至不惜挥手打老婆的耳光。这些情节或细节，符合一个农民出身的军人性格，他的可爱就在于他的真诚。
忽大年命运的一波三折，是在国家民族叙事中展开的。军工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时代风云，是忽大年个人命运的整体背景，或者说，他是那个不平凡年代的参与者。因此，隐秘世界的个人命运一直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当然，忽大年不是一个超人，他的英雄性格的形成，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时代的因素，蕴含着那个时代的特征。“政治可以严肃冷峻，也可以春风化雨，我努力将这个特征熔化到事件的肌理里，表现在具体的工作进程中，使作品人物在那个浓郁的时代背景下，一步一步完成人格塑造站立起来。”阿莹的这一体会弥足珍贵。小说的其他人物如黄老虎、忽小月、靳子、黑妞、连福等人物，也都写得好，有个性，有年代感。通过这些人物，写出了一代人创造的那个时代。忽大年连同这些人物，是今日中国能够崛起的传统力量，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繁荣的最大秘密。那是一个有梦想、有追求、有魅力的时代，时代的魅力是由这些人物构成的——“这个时期的人物有着特定的语境和行为，几乎人人都渴望成为时代的建设者，而我国正是积累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基础，才催生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
另一方面，我们除了希望看到独特的文学人物外，也希望在作品中了解那个时代更多的信息，这是文学的知识性要求。在《长安》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时代重重矛盾和难解困惑的描摹。一张大字报轰毁了忽小月的精神世界，她爬上烟囱扑向了天空；连福入狱，为了忽小月既不写信也不收信；毛豆豆牺牲，黑妞儿不嫁等，这些悲剧因素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人性深度和人的精神困境；小说的叙述基调急促而流畅，与那个特定的年代极为合拍。小说基本方法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对历史的客观态度，显示了一个作家的勇气和探索精神；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其中有诸多现代小说元素，特别是人物心理以及幻觉的摹写，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涵。因此，《长安》的丰富性是多种元素合力构成的结果。它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崭新的经验，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