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序跋选
“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弹道无痕》编后记
韩瑞亭
徐贵祥，小说集《弹道无痕》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本书作者是从大别山区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条精壮汉子，年龄不大，却当过兵、打过仗，经历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军旅生活。于是，就有了豪勇而艰涩的士兵生涯的种种体验，就有了那一特殊生存环境中人生意味的感觉和领悟。到军艺文学系进修两年，耳濡目染，灵犀乍通，往昔军营生活的诸多印象，便如电光石火奔凑笔端，选入本书的小说亦多结胎于斯时。
军旅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曾有过较为辉煌的集群式出演，一茬茬新锐之才联袂而起，冲决陈规旧范，开拓新境异衢，无论写战争生活或是写军营日常生活均呈显别开生面的创意，在单调刻板的军营生活表层下展露出五光十色的情致风采，于整齐划一的军人群体中发掘出异彩纷呈的心灵堂奥。新时期军旅文学佳作频生、新人迭现的声势，曾造成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观，令文学界和读者大众刮目相视。但自80年代后期以来，军旅文学却渐露颓势，艺术理念的舶来之风与媚俗之气日浸，商品大潮挟裹下趋利崇实的世俗心态之时染，使原本整齐强壮的阵容分化迸散，而深谙艺道且能示形于前的操橹使舵者相继流离，空缺亦乏善可补。徐贵祥这一群军中作者，正是在军旅文学落于低谷时长成的新生代。他们似乎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由大群的先行者蹚开了军旅文学的革新之路，有经验教益可取，有佳篇范本可鉴，他们不妨踏着先行者的肩头向高处攀升。他们似乎又是并不幸运的，因为错过了那个激昂亢奋、活跃创造年代的良好氛围，失去了社会读者对于文学特别关注与厚爱的适宜气候，他们只好在乱云飞渡的茫茫星空中寻觅自己闪光的位置。
徐贵祥的小说写作起点不低，如果把他的《弹道无痕》和《潇洒行军》等放到80年代前期军旅小说的茂林嘉卉里比照应不逊色。然而，时空毕竟不能倒转，前行者的劈荆斩棘总会使后来者的艺术探索减去不少窒碍。近些年小说的样态已发生很大变化，伸展主体意念的内向化与淡化具象时态和情绪色彩的原生态写真趋势，几乎淹没了原先较重客观写实又不拒斥主体倾向的样式。歌德曾经认为，衰落时期的艺术重主观，而上升时期的健康的艺术重客观，这位德国老爷子的看法不知是否属于谬论。或许由于徐贵祥的小说未脱传统写实的一脉，它们散发出浓郁的军旅生活气息，有生龙活虎的训练和战斗，有真切的生活矛盾和人物命运的展示，有军人的粗重呼吸与跳动的脉搏，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不过，作者并未止于军营生活表层的写实，他更注意思考和探触军旅人生中某些深层意蕴的东西。在那个技艺精湛的出色炮兵石平阳十多年的老战士生涯的勾画中，在那支由关东、赵河等历任营长用血汗智慧培育的战功与荣誉满身的炮兵营队终于消失的描述中，透出悲壮苍凉的意味，将和平年代军人的献身精神所包含的繁富意蕴——崇高中或有苦涩，壮烈中不乏酸辛，交织杂糅地呈示出来，唯其如此，它才显得愈加珍贵。收入本书的《年根》则是一部写农村生活的中篇，似是那个不算遥远的饥荒年代留给作者的难泯记忆，但其盘曲交错的人物关系，委婉冷峭的情感纠葛，女主人公悲剧命运中闪烁着的善良人性的火花，却也写得惊心摄魄，读之令人酸鼻。
粗犷豪壮，雄健洒脱，带着金戈铁马式的阳刚之气，是作者写军旅生活的小说的明显特点。他表现军营和军人日常生活往往取正面强攻这类难点较大的角度，却仍能将单调谨严的军营生态写得情趣盎然，神采飞扬，即如操炮打靶等技术性较强的训练场景，亦时有浮雕式的人物造型和传神的动态状写，这些地方皆得益于他对军中生活的稔熟与钟情。自然，这位年轻作者的艺术历练毕竟有限，他对前行者艺术经验的借鉴吸取尚未能完全融通消化，以逐步增益自己的艺术个性；粗粝有余而绵密严整不足，也妨碍着他艺术上的精进。但作者潜力不小，相信以这本书的问世为契机，会激发他勤勉耕耘的努力，求得在不长的时间内成熟起来，写出更具特色的新作。
咫尺湘西——《我的湘西》编后记
张 韧
彭学明，散文集《我的湘西》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5年卷，同名散文集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土家族青年作家彭学明给他第一本散文集命名的时候，不是从中抽出一篇特别叫响的代表性篇目为题，而是叫作《我的湘西》。我觉得它恰到好处。
集子里的作品大体分作三个板块结构而成，湘西的风情习俗、山水风光和人物素描。有的篇章单写其一，有的则三者融而为一，合为一炉。彭学明的散文写法自然是遵循散文传统的规矩,但我又觉得他在散文中融入了叙事小说与抒情诗歌的写法,读来令人觉得不呆板不做作。其散文是写湘西的，而湘西的山水民风又孕育和潜流于他的散文风格之中，自然，灵秀，颇有风情万种之感。
风光山水，民情习俗，原是传统散文关注之一。彭学明也写它们，但另有一番风味。特点之一是诗化。比如他借用沈从文小说《边城》之题名写边城山水，一年一度的桃花汛水来了,那汛水绝非无情物，它漫过石堤，“在吊脚楼下懂事地停了，拍着石壁，抚着屋基”。那水真的很懂事，它不是冲撞石壁而是慈母般地轻轻地“拍着”，不是冲刷屋基而是充溢情意的“抚着”。桃花汛期的人呢，“女人就坐在楼上面对河水缝缝补补”；写人把“一根几根的鱼竿从楼上甩下”，那种悠哉乐哉的神情，跃然纸上。其二是音乐化。你看作者是怎样描绘“跳舞的手”：“摆成一朵花，花就艳艳地开了。摆成一条河，河就汤汤地流了。摆成一座山，山就漫漫地绿了。摆成一片云，云就朗朗地飘了。摆成一只鸟，鸟就叽叽地飞了。”在这里虽然没有音律符号，没有曲谱，但读来琅琅上口，在那有节奏的诗化语句中荡漾着音乐的旋律，几乎催动你也和舞蹈家一块儿翩翩起舞了。特点之三是人性化。它写一草一木，都包蕴着张扬人情人性的东西。就如《鼓舞》这一篇，手起槌落，鼓声与亦舞亦歌之声融洽和谐；擂起战鼓，手执剑矛的健儿又冲锋陷阵。作者写当地民俗“鼓舞”正在情浓意切的时候，笔锋一转，转到历史的一个场景，众乡亲在鼓声中“竟能击溃凶神恶煞的强大敌人”。写鼓，亦在写人，柔与刚，温情与勇武，将习俗中的人性两端极致化了。
作者写人物也见功夫。文学是“人学”的命题自然包括散文，但散文跟小说大不一样，小说写人往往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写出人物的命运；咫尺散文却不然，容纳不了有头有尾的故事。但我看彭学明的散文也有一些揭示人物命运的篇章，它是精选几个精彩细节，串联起来而人生也就出来了。《庄稼地里的老母亲》《住进城来的老母亲》与《脊背上的轿歌》等写父母亲情是相当成功的。写乡人之情也颇耐人寻味，如“吊脚楼里的人物”系列之一的《唢呐手》，千字短文却揭示了一个身怀绝技的盲人唢呐手，告别人间时仅仅留有两件念物，一是三把被“运动”砸扁的唢呐，它是向世界展示自我、抒发自我的爱物；还有一幅抱着娃娃的女人照片，它是不是记录了唢呐手的青春与爱，是不是这位流浪艺人在艰难挫折中使他奋而前行的精神支柱？
我以为，彭学明的文学起步有两大优势，一是湘西的钟灵毓秀的生活沃土，一是湘西文学巨人沈从文的榜样与呼唤。从前者说，作者在《我和我的湘西》一文中说：“我找到了面对世界回报湘西、夸耀湘西的方式，这就是散文。”从后者说，踏在巨人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写得更好些。但巨人又有一个巨大的翳影，往往笼罩别人而又不大容易摆脱。的确，彭学明对故土湘西一往情深，但无须以乡情囿限自己的艺术视野。当然，别人也不必提那种常常被提出的批评，什么扩大题材、拓展生活之类的话语。东西方许多大文学家就是以写家乡“邮票”大小的土地而闻名于世界的。问题在于，当写小如“邮票”之时，作家的视线尤其胸襟却要有一个大世界，以小见大，从“邮票”大小的一人一景一情一物之中透射出大时代来。在一小块土地上最忌讳的是，写多了，陷入模式化，重复自己的脚印。我说的模式化，一是写法上跳不出自己的模式；一是情感的模式，这是更可怕的模式化。即在写乡情民俗、人事风土之中所灌注的情感体验，来不得半点重复与雷同。时时要省问自己，是不是超越了以前表达过的情感模式？我觉得，彭学明注意了走自己的路，但还不能断言完全摆脱了巨人的笼罩，也不能过早地说他的一篇一篇作品完全超越了艺术的与情感的模式，篇篇都是独特的而毫无重复。
我这是“编后”之感，也是一种提醒，尤其是一种期待。期待彭学明未来创作出内涵更为丰富、更为深广的大作来。
在精神理想中纵情驰骋——《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编后记
雷达
何向阳，评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1996年卷，《12个：1998年的孩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去年《作家报》连载过一篇文章，叫《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我原以为，又是那种赶时髦的关于后现代的横向移植文章来了，孰料，一路读下来，文章新颖而不艰涩，宏观而不空疏，不仅能密切结合当代中国文学运动的实践，而且能够并无游离感地站在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高度上看问题。“复制时代”的概念无疑是从现代西方文化论著中借来的，但文章所举事象，展开的分析和归结，是从当代中国的人文语境出发的，而且充分中国化了，文章的作者紧紧抓住了“复制”这一核心观念，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构成方式和传播方式，然后，从现象看复制对人文语境的渗透，从观念看复制对人文传统的改写，从人格看复制对人文精神的剥蚀，步步写来，头头是道。为了支援自己的观点，作者也许过于强调一部分事实而弱化了另一些事实，于是多少有点儿削足适履之嫌，但总起来看，这篇文章能够自圆其说，且是新说，不是旧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从中足可看出作者出众的理论敏感和缜密的分析能力。
我因写过类似角度的文章如《缩略时代》，思索过类似的问题，便对这篇文章留下了深刻印象，连同它的作者“何向阳”也一并记住了。至于何向阳是男是女，从事何种职业，还有过哪些著述，却一概不知。不意，今年在审读《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书稿时，何向阳再次浮现了。这次不再是因一篇文章，而是他以参评作者身份提供了一部20万字左右的论文集（为了公平，书稿在送我们审读前就做了处理，作者名字用很浓的墨汁盖住，即使对着太阳也辨认不出，但因上述原委，我一拿到书稿就明白了它的作者叫何向阳）。我发现，这位何向阳近年来真写了不少文章，尽管批评界不断有人脱“评”了，跳槽了，洗手不干了，他却始终目不转瞬地关注着当代文学的每一波动，时时出之以精彩的评述和概括，热情未曾稍减。我还发现，在何向阳的文章里，类似《复制时代的艺术与观念》式的以挪借为主的洋味儿较浓的倒是极少，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具有材料丰富，论述严谨，文笔流转的特色，每一篇都是认真准备，深入思考的产物，不愿轻率出手。倘若从气质禀赋上看，他的一部分最用力的文章，是含着一种诗的气质和生命意识的，大约依他的本性，并不特别喜欢搬弄新概念新术语以轰炸自己又轰炸他人。到他写作《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张承志创作精神描述》，他似已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基本脱下了理论的铠甲，抛弃了归纳点什么或演绎点什么的职业惯性，全身心地投入了“描述”，在精神理想的空间纵情驰骋。他吟诵着张承志的话：“不要把我从梦中叫醒，如果这梦是我的生命”，既是对张的由衷首肯，也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语吐露。也许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他更淋漓尽致地阐述过张承志，当然也没有人比他更无力拉开距离地观照张承志。
这部书稿由于得到编委们的一致通过，“何向阳”不必再保密了，关于其人的履历及著述情况便也很快转到我手中——编委会把编审此书并写一短序的任务交给了我。我看了材料，发现他的年龄、性别、创作情况都有些出人意料，这里不妨向读者略加介绍：何向阳，女，1966年10月出生，1988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继而攻读该校文艺学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她现在河南省社科院文研所工作。自80年代中期以来，她发表文学论文30余万字，其论文论点被多家报刊转载或摘编。她曾频频荣获河南省政府、河南社科院、河南作协所颁发的各种奖励，如青年奖、优秀科研奖、新人新作奖等等，虽然她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更大影响，但在河南，早已是出类拔萃，众所周知的了。她的出色，正好印证了编委会选稿的眼力，作为参与者，我有些欣慰。不管从哪方面看，何向阳都是文学评论界涌现的一位难得的新人。80年代文学新人大批涌现，那在世界文坛也很罕见的情景已成往事，文学新人出现的频率已大不如前，更遑论评论人才的出现。现在，有多少人能忍受清贫之苦和冷寂之境，一种个人无法左右的浮靡和功利之风所向无敌，正在摧折着文学新苗的成长，当此之时，像何向阳这样的理论新秀要崭露头角，实为不易。
过去人们常说，有年轻的诗人、小说家，没有年轻的史学家，那是说，搞史学的要有成就，太年轻出不来，其实，文学研究何尝不如此。但任何事都有例外，以何向阳而论，她在80年代中期开始写论文时，仅十七八岁，不能说不早，但她的基础打得比较扎实，她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广泛涉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并不浅尝辄止，这本集子里的一些关于文艺心理学、人格研究、文学批评的长篇述评，就是她读研究生时期在导师指点下一边读书一边思考的成果。后来，她的兴趣似乎转向了文化学和寻根热，关于审父与恋祖，图腾与禁忌，部落与家园的一组文章，是其痕迹。我特别看重何向阳的是她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出色的想象力和穿透力，即从文学本体和审美特性出发的整体把握能力和大胆假设能力。试以《怀旧：新时期小说情绪主题》为例来看，在何向阳眼里，作品究竟属于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寻根文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写作本身是一种回忆，人类永远有对安慰的渴求，永远有回归母体，回归集体无意识和族类记忆的冲动，于是，她发现了许多创作的奥秘，发现了作家中“不愿走出青春回忆的人”和“企图在剧变中挽住点什么的人”，从而找到了一种纵贯新时期文学的整体性视角。这样的研究比之那种非要制造个什么新术语，把鲜活的文学现象一个个硬安进里面的方式，不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吗？但我又多少感到，何向阳是位求知欲很强，兴趣总在不断转移，永不满足的评论者，这一方面使她的文章变化多端，富于生气，另一方面又使她的文章缺乏足够的系统性、稳定性和深入性。
这部书稿放在我案头已有些时日了，我不想马上交出去，还想再读一遍，但时不我待，必须连同序言一起交给出版社，半年后，它就变成泛着油墨香的新书了，到那时候，让我们再重读一遍《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吧。
“京漂者”及其故乡
何志云
徐则臣，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5年卷，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如果把徐则臣的作品加以题材上的分类，那么，人们看到的大抵有如下两个方向：其一，以一个外地来京者的视角，观察和描摹活跃在北京不同角落的外地人的境遇和心态，收在这里的有《啊，北京》《三人行》《西夏》；其二，是对故乡印象的俯拾与整理。这里说的“印象”，相信既有徐则臣的亲历也有儿时的听闻乃至想象，一概以他的感受和体验为底子，比如《花街》《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等多数篇什。此外，在末尾留了《我们的老海》《养蜂场旅馆》，用李敬泽在“推荐辞”中的话说：“体现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和对形而上的兴趣，这类作品致力于小说意蕴的模糊性的开掘，也体现了徐则臣对小说艺术性的追求。”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很可能会见仁见智，留作读者欣赏则不失为有意义的事。
对“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关注，而今算不得是独特的艺术发现了。不过能像徐则臣那样锐利地切入“京漂者”的生活，同时一样锐利地提炼出激烈的思想和心理冲突的，却并不多见。《啊，北京》里的边红旗，拿起笔是个诗人，放下笔是个办假证的贩子，“哪位要想办假文凭可以找我，诗人打八折”，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边红旗朗诵完自己的诗作这么自我介绍道。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京漂者”，边红旗从“踏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看见了火热的北京”那一天起，他所挚爱的首都北京就给了他从未想象过的磨砺，那是生存的艰辛奔波，是永无尽头的无望挣扎，直到最后不得不流着眼泪离开北京。《三人行》里在北大读博的康博斯，北大食堂的厨师班小号，偶然和在北京谋生的姑娘佳丽租住在同一个四合院，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都属于“京漂者”，各有各的人生遭际。然而，面对在京八年，“时时刻刻都在精神和身体上感受到生活的不容易”的佳丽康博斯和班小号遭遇的种种波折，最终都不再属于一己的悲欢，而折射出来“居京民生之多艰”的慨叹。有意思的是，和《啊，北京》一样，《三人行》也结束于佳丽的离开北京。佳丽流着泪登上火车之际，康博斯想到了沈从文先生在《边城》里写的最后一句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艰难曲折中，寄寓了他们对北京爱恨交加的情愫。
这几乎是所有“京漂者”面对着的尖锐冲突。一方面，“北京是我们伟大的首都，我们爱北京”，从懂事时就被教育被熏陶的这份认识和感情，早已融化进每一个“京漂者”的血液。在他们的心目中，北京不仅意味着无尽的发展机会，更像母亲的怀抱温暖而亲切地等待着他们；但在另一方面，一旦他们踏上北京的土地，融进北京的茫茫人流，立即尝受到生存的艰辛，同时，失去依靠的恐惧也很快就包围了他们，用边红旗的话说，“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问题的实质就这样被锐利地揭开并推向前台：计划体制下接受的意识形态信念以及情感归宿，与市场体制状态下严酷的生存现实，这一巨大的反差，把“京漂者”推入的，既是迷惘的深谷，更是炼狱般的心理煎熬，这就是“京漂者”生存境遇的实质。那么干脆离开北京呢？很少有人如此决绝。“京漂者”们无论是在北京求学，还是漂泊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少有人能断然选择离开，一方面固然由于北京的巨大魅力和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离开不仅意味着人生的重大失败，还意味着他们信念与情感的就此割断。这一点，在深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漂泊着的各色人等是很难感受到的，那么，有心人从小说中读出的，恐怕还能有这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
在我看来，徐则臣就是因了这种“京漂者”的体验，来频频回顾故乡的，这时，故乡旧日的风物人情依然狭窄猥琐，竟显现出来别样的亲切与缠绵。《花街》里的修鞋老默与开豆腐店的蓝麻子一家，庸常无为的几十年后面，是如此让人肝肠寸断的那一份情意；《失声》中的姚丹，为了守候入狱的丈夫，拖着女儿度着艰窘的岁月，留给我们的是传统所谓“恩爱夫妻”的全部广阔与博大；《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中有个后爸的小艾，和失去了父亲的“我”，相濡以沫中的童真毕竟敌不过成人世界的规则，那规则又由于“鸭子上天”的谎言透出浓浓的虚伪和荒诞，读来令人扼腕；《弃婴》里被时光抚平了的人生惨痛，《奔马》中孩子那深知无望却不折不挠的向往，《逃跑的鞋子》里疯婆子六豁老太坚韧的一生……“对人性的处理宽容而节制，对苦难的审视放达而隐忍，对现实的质疑深入而开阔”，仍然是李敬泽“推荐辞”中的评价，照抄下来不仅因为深以为然，也在于它的准确中肯无从置换。中国底层就是以这样坚韧阔大的人性之美，几千年支撑起一个民间世界，从而赓续着民族的血脉。这么看来，它们今天一定也会支撑起“京漂者”的一番天地，从而把希望铺展向明天。
小说是野生的
张陵
弋舟，小说集《我们的底牌》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0年卷，获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短篇小说《出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多年以前，曾经编过作家谭歌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话令我不忘。他说：“小说是野生的。”现在读甘肃作家弋舟的小说，又想起这句话。他的小说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从“野地”里长出来的。这并非说，弋舟小说不管不顾，一味疯长，而是说他的小说更多地吸取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这片“野地”里的营养，长出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花朵。现当代小说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和技巧，也培育了相当稳固的阅读模式。不过，如果过度信任这些技巧与模式，也会进入误区。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小说成熟的技巧正在掩盖作家们远离百姓生活、沉迷个人“小圈子”的空虚与苍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需要质朴的“野生”小说的冲击。
据我所知，弋舟虽然第一次出版小说集，但他的写作年头并不短，也写了许多好作品。他的小说作品不断在省内外获奖，说明他很有读者人气，也很有思想艺术水平。我在编审中发现，他其实很懂得小说的技巧和表现方法，也就是写实功底很扎实。不过，他并不过分受制和迷信于技巧，坚持从人民生活这片“野地”里汲取创作资源，坚持把普通民众当作小说表现的主体，真情实感地写他们的命运，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小说集中的《我们的底牌》《天上的眼睛》等就很能说明他的思想坚持。坦率地说，我个人是比较偏爱“野生”小说的。现在生活层面很多样，文学也就很多样，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对“野地”有兴趣，会写出“野生”作品。一个作家，要有这样的坚持可是不容易做到——需要道德良知，需要使命责任，更需要思想。
现在的文学偏重于流行时尚消费，如果形成潮流，就得检讨反思一下我们当代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也因此，特别需要那些与时尚流行格格不入的“野生”文学。我们除了在这种文学里感受清新的生活气息、新的人物风貌以外，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新鲜活跃的思想冲动与热情，从而更真实深刻准确到位地认识我们的现实社会，认识我们的生活进步，认识具有先进价值的文化。这些活生生的东西，只有“野地”能提供，只有“野生”的文学能表现。如果我们的文学失却了这些鲜活的东西，那么文学的生命也就终结了。如果任其流行时尚的文学成为文化的主体，那么民族国家的文学离终结也就不远了。这话说得让人不怎么爱听，不过，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并不特别深奥，听听并无害处。
从这样的思想层面上，我读弋舟的小说，对他小说中真实生活形态的描写会有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在我编审的这部集子里，他似乎很关注凶杀与犯罪。他笔下的平民生活描写总是会和案子联系在一起，但却不是刻意展现案件本身。他不是在写流行的犯罪或警匪小说，而是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好像我们周边危机四伏，缺少基本的安全感。这样的关注点，很容易出现片面。不过，我宁可相信他的这点“片面”。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时代，不安全感是一个普遍的民众心理。他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样的生态，是以他的思想为支撑的，而不是任意编造。当然，他的小说中平民的暖意和力量也是在这样不安全的关系中表现的——“片面”又多了一层人文诗意。
此时，正值文艺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讲话》在中国文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确立为文艺的表现主体，希望广大文艺家投身到人民群众伟大的生活之中去，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创新，也是新中国文艺立足之根本。这一创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实践，积淀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伟大传统将延伸下去，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作家在继承它，因为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化，这片“野地”不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