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立功《白祭坛》：战火烽烟中的湘西
自1986年至今的三十五年间，岳立功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湘西三部曲。《黑营盘》中，凤凰田青树（田兴恕）随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时，与同乡张文德等带头充当攻城尖兵，口含鲤鱼刀，赤膊上阵，壁虎般爬上高高的城墙，第一个跃上城楼，战功卓著，随后官封贵州提督，田氏家族从此兴旺，影响湘西近现代历史几十年。《红城垣》写辛亥革命时期，田青树的儿子田昭全，从日本留洋回乡，盘一根假辫子，又是口含鲤鱼刀，爬过高高的红城垣，杀了满清在中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竿城军政首脑朱道台，在竿城建立了"湘西临时军政分府"（后改编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喋血边城》在全国播出）。《白祭坛》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竿军的盛衰为主线，以洪城及镇竿为故事主要发生地，描写了大湘西官、商、匪三个不同家族两代人的纠葛，折射出一个民族英勇抗争的光明之旅。《三部曲》揭示了湘西地方武装、民族自治、红色革命的根由、演变与走向。本文重点评说《白祭坛》，也顺带其他。
1933年至1945年间，湘西和全国一样，一直处于战火烽烟之中。占山为王的土匪枪炮乱打，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这里诞生，开展反围剿的武装斗争，抗日的最后一战在湘西雪峰山进行。湘西的地方武装竿军及其首脑，一度成为湘西这段历史的主角，成了《白祭坛》一书的重头戏。岳立功敏锐地抓住湘西历史的主干，叙说湘西健儿用血肉之躯担当起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谱写了湘西人民自尊自强、内反专制，外抗日寇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
一、战火湘西的写作路径
湘西，不仅有传说中靠“符节”昼伏夜行的赶尸，古老神秘的“放蛊”，凄美的“落花洞女”等奇风异术，更重要的是那方土地曾藏龙卧虎，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却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事变迁，几乎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湘西，自辛亥革命以来，名气大增，那里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政府总理熊希龄，有与宋教仁、林伯渠是同学的土家族南社诗人田兴六，还有名动世界的沈从文、黄永玉。但真正左右近现代湘西历史秩序的，还是军政首脑及其军队。
《白祭坛》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军人纵横捭阖的战争，正面描述了大湘西的近现代历史，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走向。小说涉及的军政要员和重大事件，皆为真人真事，蒋介石、李宗仁、贺龙、张治中、何健、程潜、唐继尧、薛岳、王耀武、王家烈等历史名人，用的全是真名实姓。湘西本地名人虽不用真实姓名，但一个个都有相对应的模特儿可考：田青树——田兴恕；田昭全——田应昭；陈玉轩——陈榘珍；谷子齐——顾家齐；覃飞——龙云飞，覃啸天——龙云飞的儿子。为了更明朗地昭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笔者在引用作品人物姓名时，索性恢复其模特儿的姓名而呼之。
《白祭坛》分上下两卷。上卷19章，前五章，写湘西地方武装“竿军”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争夺洪（江）城的战争，王家烈失败，所派三个师改弦易帜，全部投靠竿军，竿军由七千人扩充到三万人。老统领田应昭虽然在战争中负伤西去，军政大权交于陈榘珍，但竿军毕竟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期。此后至十四章，写竿军的团长覃啸天带兵剿匪，一心想剿灭投靠黔军却被黔军抛弃的洪江土匪韩章，结果并未如愿以偿。后五章写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军阀何健削夺湘西王陈榘珍的兵权，派新任师长顾家齐率竿军攻打红军，顾家齐大败后退隐家中。下卷十九章，主要写湘西军民的抗日战争，重点写两场战役。前八章写嘉善阻击战与竿军的消亡：后十一章写对日最后一役的雪峰山之战。为支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竿军七千人编成国军的一个师，在光秃秃的江浙平原上，用落后的步枪、手榴弹和长矛大刀，外加血肉之躯，顽强抗击，原计划阻敌3天，后孤军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7天7夜，死伤官兵2800多人，近乎一半，有力地保护了国民党其他友军。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被军事法庭审判，连以上军官一律解甲归田返回原籍，班排长和士兵则打散编入国民党军其他各部。竿军虽全部被解散，但并未就此彻底消亡。一部分竿军精锐骨干在陈玉轩的鼓动下，后来发动石门兵变。下卷详细地写了石门兵变始末和革屯抗租。永绥人龙勇等为反抗封建“屯田”制度而发起“革屯”运动，匪首韩章参与成立“湘西革屯义勇军”，竿军悍将龙云飞父子，主动与韩章联合，“革屯倒何”运动风起云涌。何健被迫下台。后卷第十九章着重写雪峰山之战。参战主力当然是国民党正规军，但湘西地方武装和共产党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书末，老统领陈榘珍从蒋介石的软禁中回到凤凰老宅，只见家家都在祭奠为国捐躯的亲人，整个镇竿，皆白幛白衣白裤白纸钱，顶着一头白发的陈榘珍，长跪不起，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凄清！全书与结局写得神采飞扬，出人意表又都合情合理。
从正面直接描述战争、军人、地方武装来展现湘西的历史，《白祭坛》选择了最佳的写作角度，获得了最好的题材，找到了最能传达湘西本质特征的书写路径。战争是用极端的方式、暴力的手段，解决各派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争端；战争，把隐藏的矛盾表面化，把缓和的矛盾激烈化，把分散的矛盾集中化，让固有的矛盾得以转移、消化。在这复杂的变化过程中，所有的遮羞布统统被撕开，人们的本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个人、婚姻、家庭、团体的命运被迫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一切的伦理、道德、欲望、情怀，或高尚、或卑鄙、或世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在战争中，军人是主角，是人群中的生命精华，当战争把他们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口，当然最能体现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湘西军人的主体是竿军，是湘西少数民族优秀的心理性格的代表，最能鲜明地披露出湘西人的生死观、幸福观和家国情怀。湘西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各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其耿直、刚强、固执（犟卵）、武勇、血性、团结、重义气、轻生死的一面，获得了最真实、最充分的表现。竿军为主体构成的湘西地方武装，在新中国建立前，是湘西人民对抗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本钱，也是赖以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实现民族自治的基本保障。所以，本地军人与地方武装的强盛，就成了湘西数百年来重要的社会历史事象，成了中国和湖南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军事现象。同时也成了地方与中央、与省部矛盾的焦点。
湖南凤凰古代称镇竿，这支地方武装军队的指挥机关在凤凰城，故称“竿军”。竿军发端于明代嘉靖初期（隆庆年间），崛起于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并延续到民国。唐宋以前小湘西之南基本上是苗族控制的地域，因人多地广，宋明以后朝廷通过征战和军垦，收服为“王土”。从地方招收子弟建立一支军队，维持地方治安，维护朝廷统治稳定，军需开支靠屯田租种的收入提供，这就有了竿军。同治时期，田兴恕率领的竿军进入曾国藩湘军，转战十几省，历二百余战皆胜，被冠名为“虎威常胜军”，自称“虎威营”，为攻破南京立下汗马功劳。封赏时，两人升为提督，六人升总兵，另有副将九人，参将十一人。从清代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元年（1840——1875）三十六年间，竿军中产生二十名提督，其中七人为封疆大吏，二十一个总兵、四十三员副将，三十一个参将，七十三个三品以上的军官。民国时期诞生七个中将，二十七个少将，两百三十个团以上军官。从此培养和激励了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的血性和尚武精神。“竿军”的产生、持续存在、强盛和消亡的数百年过程，蕴含了诸多的历史文化意义。凤凰人常说：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竿军是湘西的脊梁，支撑湘西数百年独立自强历史的台柱子，它是湘西人的灵魂。写湘西，抓住了竿军，可以说抓住了湘西的命脉和灵魂。
当然，湘西地方武装不只是竿军，还有各色“土匪”武装。“土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存在。湘西历来兵匪难分。陈榘珍的《军人良心论》“有良心的拿枪者是军人，没良心的拿枪者是土匪”这一著名论断，虽然从理论上廓清了两者的区别，实际操作上却是很难分清的。比如作品中的韩章，既是匪首，又是黔军的团长，还是湘西革屯军的领袖，最后成了抗日的英雄。所谓的“土匪”，在湘西的历史上，往往身份与脸谱多变难定，从军事角度入手写湘西的《白祭坛》，自然笔酣墨飽地写出了湘西匪患的种种由来及其多面性。
《白祭坛》主要写战火烽烟，但不只是写战火烽烟。笔者早在1991年评岳立功《边野秘史》的论文中指出：“倘若作家更自觉地从匪患与权争中跳出来，誊出笔墨，纵横捭阖，对湘西的经济，文化连同政治，军事作全方位的艺术观照，作品会更丰厚，更深刻。”（龙长顺：《血色风景任君看，且有真经度于人》，载《民族论坛》1991年第1期）。三十年后的《白祭坛》，果然功力深厚。小说于烽烟之外，穿插了湘西几大商家的经济角斗和爱情纠葛，从容不迫地叙说了湘西社会生活的婚丧嫁娶，风土人情，生产劳作，男欢女爱，恩怨情仇以及诸多神秘神奇元素。正是洪城商家在国民党贪官污吏打击下元气伤尽的悲悯，正是爱情婚姻以及各色人等的悲惨结局，才再现了湘西地方军队与土匪、与商家、与政治当局、与红军等各派力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边关系，才全方位，多视角，史诗性地勾勒出湘西那一段深沉，隐秘，悲怆的历史。作者笔下这部湘西历史，不是大人物的直接对决，而是依照现代文本的方式，从“个人史”引带出“地方史”，以几个小人物为针线牵出一群决定湘西历史的大人物，以他们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命运，以影响并左右旧湘西历史走向的一个显赫家族几代人的摹写，揭示秘境湘西波诡云谲历史的根由和本质。《白祭坛》挑选最具湘西特色的两个小城——兵城（竿城）和水城（洪城），两座大山——苗山（腊尔山）战神山（雪峰山）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全方位的摹写展示湘西的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和时代风云。书中的高官政要，团长、连长、队长、战士，商会老板、船夫伙计，村姑闲汉，地方烂崽，无不栩栩如生，构成了一部厚重的大湘西政治，军事，经济的近代历史史诗；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画卷，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西“清明上河图”。
二、《白祭坛》湘西书写中的三大歧见
文学艺术总要走点极端，才能动人心灵，吸人眼球，产生反响。四平八稳的作品很难出类拔萃。然而走极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缺陷。沈从文划时代的美学思想和魔鬼般锻造语言的能力，重塑了神奇的湘西，却也把人们引入了美丽的误区，只知有天堂，不知有苦难。岳立功倾倒于沈的人文思想和语言，文笔充盈着饱满的诗性，然却有意疏离浪漫，亲近写实，淡化神秘，强化纯真。孙健忠始终执着于民族特色，从现实的湘西走向魔幻的湘西，有些魔幻书写夸饰失度，产生虚假感而丢失了不少读者。岳立功由此更关注民族的共同血性，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石太瑞真情清远的短章，可供清赏，可涤俗肠，但少黄钟大吕之声，岳立功更在乎历史大事件，追求史诗的品格。诗性的湘西虽好，毕竟能穿越时空如彭学明《娘》一样大气磅礴的经典之作过少。诗人出身的岳立功酷爱诗意清纯的湘西，但他只能尊重题材本身的美学特征，努力表现其悲壮。湘西地域偏僻，经济简单落后，李怀荪虽然抓住商贸重镇蒲阳市这个桐油木材的集散地，但落笔于此甚少，情爱纠葛太多，历史认知价值大跌。岳立功绝不为爱情而写爱情，爱情只是战争的衬托，人生悲悯的符号。形同湘西历史专家李康学的大作，意义非凡，但史料盛于文采，历史文化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岳立功更注重偶然中的必然，用力写好人事变迁的可能性。黄永玉、蔡测海随心所欲不逾矩，常发天籁之音，但和者盖寡；田耳大笔如椽，地域和民族的外观书写，因不需要而近乎绝迹。岳立功并不仿效他们，因为一旦离开客体世界，离开地方特色，他便寸步难行。
在学习与借鉴中，岳立功还发现，除了几部湘西剿匪小说和少量影视，几乎还没有人以地方军人为主角，以战争为主打题材，全方位书写湘西近现代历史。于是，他把自己的湘西三部曲定位于“战火烽烟中的湘西”，开创了湘西书写的第十二大模式。这一模式，为人们全方位地深刻认识湘西，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读之愈细，所得愈多，其艺术创造的许多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白祭坛》出版后，除文学界外，在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读史明智，观古鉴今”，一部厚重的大湘西政治，军事，经济的近代历史史诗，必然会牵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形而上”的话题更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书写中央统管与地方自治的矛盾。大湘西的东西方与小湘西的南北，历史上治理体制是不同的。大湘西之东多为汉族和瑶族，由中央和省统筹管理；西部为小湘西，小湘西之南是凤凰麻阳，多为苗族，历来派流官管理为主；北方土家族，800年前设土司，自治为主，清朝嘉庆改土归流，派流官主管。因此，中古以来，湘西就存在着国统与地方自治的重大矛盾。这是《白祭坛》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也是现今人们乐于探讨的问题。作家用了许多笔墨，或隐或显，重点写了蒋介石、何健对湘西军政领袖人物陈榘珍的打压，处心积虑解散竿军。写了陈榘珍及其属下为实现民族自治理想的种种博弈。岳立功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蒋介石的政客手腕，何健的心术，陈榘珍的忍辱负重，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好恶，没有明显的扬蒋抑陈或扬陈抑蒋的政治倾向。自治，本义为人之自我约束与节制，约束、节制非分的易于膨胀的欲望与需求。即梁启超所说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皆常若有金科玉律以为之范围。”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人自我约束，人人自我约束，“于是乎成为群之自治。”根据地域之广窄、治理范围之大小，呈现出乡、县、地区、乃至省级的自治。于是出现了管子所说的“乡与朝争治”的矛盾。
如何评判和处理地方自治与国家统管这对矛盾？岳立功认定的原则是：国有道，统管之；国无道，分治之，即管子所说“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大体上结束了军阀割据，这是他的功绩，在这个背景下再放任地方政治自主、经济独立、军队自统、体制自建、人事自定，必然大悖于国家一统。取消湘西竿军，软禁陈榘珍，限制湘西地方自治的权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大搞封建独裁、欺压民众、剿杀共产党，治而无道，在这个背景下，陈榘珍握军自治，保持了湘西30年来的基本太平，作者对陈榘珍的自治理想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对陈榘珍的人格表示敬重，感情的天平偏向了陈，把陈榘珍写成了民族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人物，也合乎情理。这样的历史定位和艺术定调，应当是较为准确的。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达，民族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同性越来越强，国统的成分将趋多趋重，自治的成分会渐少渐轻，乃社会发展之铁律。《白祭坛》倘若能笔力延升，写到陈榘珍追随程潜、陈明仁实现湖南和平解放，写到建国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遵从马列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将湘西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民族的共同精神，朝着富国强民的总体目标飞奔，无疑会更加深刻，更为精彩。
第二，如何看待共产党在雪峰山之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通过资深共产党员朱鹤的行动，从三个方面作了肯定的描述。朱鹤的模特是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凤凰人朱老八。根据党的需要，他不时被委派回湘西，以地下工作者的姿态出现，抗战前当过贺龙与陈榘珍的联络员。他与作品的主人公覃啸天是多年的朋友，在朱鹤的影响下，覃啸天不堪忍受国民党多次打压，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策动石门兵变，成了投奔贺龙红军的领头人。雪峰山会战中，朱鹮不仅带动覃啸天参加地方游击队，参与会战，在最紧要的关头，直接带领地方武装“嗅抢队”，投入雪峰之战。对此，有读者表示不满，说雪峰会战根本没有共产党参加。他们还引用日本发布的一则信息，说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消灭日军30多万人，共军消灭日军800人。这真是无稽之谈！单平型关大㨗，就消灭板垣师团3000多人。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军的编制序列，所消灭的日军，当然算在国军名下。据史料记载，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形成后，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建立，1938年10月，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1100余人；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共300余人；湘南红军游击队分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也有300余人；湘粤赣游击支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上述部队全都开赴抗日最前线。1938年3月，省工委在平江开办党员短训班，培训县以上党员干部30多人，后在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7期，培训区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在这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中，以华容东山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和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影响较大。这些抗日骨干穿梭于三湘四水，组织全省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湖南发布）“洞庭湘水堪磨剑，倭寇头颅好试刀”，雪峰山会战中，共产党在湖南的作用当然不可抹杀。湖南是薛岳领导的战区，共产党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共产党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湘西溆浦和洞口的交界处，当年曾活跃着一支神秘的瑶族民间抗日武装——嗅枪队。所谓嗅枪，其实就是民间打猎用的鸟铳。嗅枪队一共36人，队长叫蓝春达，最初只有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其余的都是嗅枪。射击者把枪往眼睛下鼻子边一瞄准，“轰”地一声喷出一团烟雾，日军将“瞄准”误认为“嗅”，所以把它叫“嗅枪”，称瑶民自卫队为“嗅枪队”。只要被嗅枪击中，满身是弹，剥又剥不掉，扒又扒不出来，日军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湘西会战期间，像嗅枪队这样的民间武装，还有很多。（2015年09月02日 00:51 中国民族宗教网 作者：姚昆仑）
《白祭坛》依据历史事实，写出共产党人朱鹮和受其影响的覃飞天带领嗅枪队与日寇对战，是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
地方武装的历史归宿和宿命，这是《白祭坛》书写中颇费思考的第三个问题。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的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当国家、民族处于外国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这种军队的地方性、私人性是必要的存在形式，如岳家军、戚家军、湘军、捻军等等。但在国家一统后，军队的地方化、私人化，便是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湘西是纯粹的山地，交通闭塞，洞深谷窄，利于强盗作案与藏身，不利于农民耕种收获。这种状态下，从明代开始，建立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旨归的地方武装，是非常必要的。但在落后地区大搞地方武装，让家族军队不断坐大，必然延缓地方的发展速度，严重的甚至出现地方割据。清末民初，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各派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任何军队都是政治化的武装团体。军队的政治属性、政治方向和领导权，至关重要。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是凡军队最终都得听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调遣。现代条件下的最高领袖也是属于政党的，政党是属于政治集团的，这就决定了地方武装的归宿和历史宿命：必须置于党派政治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这条真理，英明地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如果真要写透湘西地方武装的宿命，最好将时间延续到建国后，写他们在镇反、抗美援朝中的表现，一直写到1965年最后一个土匪的消灭。
（原文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