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复活及其对现代性的启示
一、跨时代的呼应：梭罗与苇岸
1845年，梭罗开始在瓦尔登湖畔搭建木屋，7月4日，正式开始入住该木屋，并在同年创作《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的一周》。在自耕自食、极尽简单的生活中，梭罗沉思于澄净的瓦尔登湖畔，他用很少的时间来种植、果腹、打发自己的生存需要，却用大量的时间散步、观察、思考。1846年，梭罗潜心投入创作《瓦尔登湖》的过程。他“拒绝走一切人们习惯的道路”，成为大自然的信徒，在康科德的山川、湖泊、田野中苦心孤诣地观察着属于自然秩序的一切，并在观察中放任自己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追求一种过高尚生活的艺术”，最终形成了这部回荡数个世纪的自然写作 “圣经”。
1984年，苇岸到北京昌平职业教育学院任教，1986年12月，经海子推荐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从此成为梭罗的信徒。由于“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苇岸为梭罗的到来与相遇感到激动——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①
转而，苇岸放弃诗歌创作的初衷，投入散文写作的实践中。同时，他也像梭罗一样践行简单朴素的生活，在旅行与观察中忠实地记录昌平还未完全消失的农村、田野、大地与动植物。从理念、信仰到实践的统一，也让苇岸在昌平与北小营村的田野、乡径中创作出《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等中国式自然文学的精品。
梭罗与苇岸，他们所处的背景的共同性在于，随着工业发展与现代社会职业化的分工，人性变化与自然环境深陷双重危机。一方面，人的精神不断被工业产品、消费社会所制造的欲望瓜分占据，在复杂与琐碎中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工业活动与人类行为对自然的恣意妄为，使得自然景观不断被改造、破坏，环境的生机逐渐丧失、自然的多样性不断被打破。中国现代以来经历了经济、环境的剧变与发展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活动高速发展，曾经发生于美国，给梭罗带来不适的环境变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同样给苇岸带来了警觉。而个性上的淡泊名利、对于个体生命完整的高需求、对精神生活的探索本能，又使得二者跨越地域与时间的分隔，从对大自然的信仰中获得共同的力量。
从梭罗到苇岸，自然文学在外在环境的剧变与内在个性的恒守中诞生、延续、传播，但在梭罗与苇岸的写作与实践中，除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作者对自然的个人反应以及立足于这两者之上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哲学、美学思想这三点共同之外，自然文学的发展在当下还存在着诸多未明确或曰含混的地方。
二、概念辨析：关于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及其在国内的传播轨迹
在国内，“自然写作”“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保文学”“绿色文学”等概念基本是被混用的，偶有区别也只限于个别研究者，这些概念因写作对象同样指向自然，并且，均强调生态批判、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引入国内之时并未形成统一共识，不同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或命名标准。譬如，在国内对“自然文学”和“自然写作”作最先译介、传播、倡导的是程虹。她在其博士论文《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论美国自然文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一文中写道：“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美国自然文学(American Nature writing)。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风景。”②“自然文学主要特征有三：一、土地伦理( Land ethic)的形成。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土地并从荒野中寻求精神价值。二、强调位置感( Sense of place)。……三、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③ 在这里，程虹指出了自然文学流派在美国兴起的背景，以及自然文学所秉持的关爱土地、荒野精神等思想内核。并且值得格外注意的是，自然文学在文体上主要是指非小说的散文体。而后，译介、倡导生态文学的研究者王诺在其研究专著《欧美生态文学》（此为国内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④ 中则有意区分了“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之间的差异，他强调 “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⑤ 的生态思维及价值标准。王诺对“生态文学”的界定和研究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因“生态文学”所包含的文体形式和写作边界远远大于仅包括“非小说的散文文学，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的“自然文学”概念（或曰“自然写作”），因而获得了广泛使用。
实际上，从溯源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学术专著与自然生态方面的批评中同样有着“自然取向的文学”（nature-oriented litera?鄄ture）、 “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自然文学”（nature literature）、“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等不同的批评话语。但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从发端上来说依然有着较大的差异，自然文学在美国的发生是伴随着美国国家形成及新大陆的精神探索而出现的，而生态文学则是20世纪现代生态危机的直接衍生物。根据程虹的梳理，自然文学的概念最先出现于弗朗西斯·H·哈尔斯于1902年的评论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The Rise of Nature Writers）中，但自然文学的创作实践早已有之。而美国自然文学的思想资源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和维吉尔的《牧歌》，但根本上还是因为美国这片土地本身所产生的召唤。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新英格兰记》、威廉·布雷福德的《朴利茅斯开发史》以散文纪实的方式介绍了这片新大陆。18世纪、19世纪，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爱默生的《论自然》、科尔的《论美国风景的散文》以及梭罗的《瓦尔登湖》、惠特曼的诗歌从思想资源和文学创作方面为自然文学作了充足准备。而20世纪，因为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自然文学作家出现，自然写作呈现出更广阔的姿态。而真正以“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命名并展开的文学研究或批评活动则是出现在19世纪、20世纪。这也就是说，自然文学的萌芽发展是随着第一代美国人探索新大陆就已经开始，而对自然文学、自然写作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到19世纪、20世纪才开始。以美国学者莱昂于 1989 年发表的《自然书写的分类》（A Taxonomy of Nature Writing）为例，在文中，他认为， “从根本上说，自然文学（literature of nature）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自然历史信息、个人对自然的反应以及对自然的哲学理解。”同时，他把自然书写分成五类：第一类，野外指南或专业论文，如罗杰·特瑞·彼得森的《西部鸟类野外指南》（Roger Tory Peterson，A Field Guide to Western Birds，1961）。第二类，自然历史散文，如蕾切尔·卡森的《我们周围的海洋》（Rachel Carson，The SeaAround Us，1950）。第三类，游记，如安妮·迪拉德的《汀克溪的朝圣者》（Annie Dillard，Pilgrim at Tinker Creek，1974）。第四类，作者亲身经历自然的散文，如梭罗的《瓦尔登湖》（Henry David Thoreau，Walden，1854）。第五类，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如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伟大的生命之链》（Joseph Wood Krutch，The Great Chain of Life，1956）。”⑥在他的这种分类中，即主要指向自然历史及亲身经历的非虚构性散文，诗歌、小说等体裁的文学创作并不在列，程虹的“自然写作”或曰“自然文学”在引入国内研究界时与莱昂对自然文学的理解相同。
而生态文学则比自然文学、自然写作出现更晚。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1972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提出“文学生态学”这一概念。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则于1978年首次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他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⑦。瑞尔·格劳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作为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的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诺的生态文学概念与此接近。
简单地概括，自然文学从17世纪约翰·史密斯的《普利茅斯开发史》出现，到18世纪威廉·巴特姆的《旅行笔记》写作，再到爱默生的《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又到20世纪80年代的自然文学潮流，在这之中经历了一个从创作到理论自觉、文学潮流形成的渐变式成熟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从自发式的创作和对新大陆的实用指导到哲学思考、文学精神指引，再到土地伦理形成、意识自觉的递升式过程。而生态文学的出现最重要的刺激则来自二战以后，工业文明导致环境变化、现代技术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它的出现是现实生态问题的直接反应，但从文学渊源上而言，也有着自然文学与自然写作的影响和作用。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被视为生态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性作品。其后， W·S·默温的作品《林雨之中》《旅程》等对生态诗歌从不同个人视角进行了关注、思考与感悟。总之，自然文学的创作行为远早于生态文学，但自然文学流派的兴起与生态文学潮流呈现出同步特征。其次，也因背景的差异，自然文学写作的哲思性、心灵图谱与历史图谱、地理图谱有机结合的特征同生态文学创作中较强的现实干预性、生态批评问题性有着较明显的差异。
虽然自然文学或自然写作在国内并未形成潮流，但脱离最初译介获得传播、接受后，在作家的创作中，自然文学的写作实践与生态文学创作交叉融合，化而为一了。整体而言，生态文学在国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未成体系的初步萌芽阶段。在国内，先于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研究与理念盛行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系列欧美生态文学、生态哲学的著作的翻译引进。譬如芭芭拉·沃德、雷内·杜博斯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国外公害资料编译组译，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1976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吕瑞兰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等，这些著作对生态文学在中国的落地有着奠基性作用，对日后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热潮的形成发出了召唤。伴随这些译介著作的进入，一部分敏感的作家与研究者开始接受这种文学创作新理念，再加之感受到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生态文学最先出现了一批反映生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诸如沙青展示北京水危机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揭示森林被大肆砍伐的《伐木者，醒来!》等都是这一时段的代表性作品。同时期，还有作家乔迈的《中国:水危机》、麦天枢的《挽汾河》（《山西文学》1989 年第 1 期）《问苍茫大地》（《中国作家》1988 年第 5 期）等。此一时期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并不明确，往往停留在呐喊、呼吁、批判的层面，也即王蒙所说的“环保工作者的同盟军”⑧ 角色，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有意识的自然文学散文作家——苇岸的出现，他也从1988年起投入开放性散文的写作，思考“大地上的事情”。第二，持续发展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生态文学相较80年代后期创作渐入自觉。1991年成立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1992年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创刊，成为专门发表生态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诸如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等报告文学作品承续80年代后期的吁求、警示外，还有一大批作家转入生态创作行列，诸如张炜、韩少功、周晓枫以及前面提到的苇岸等等，这些作家将生态意识从报告文学领域引入散文、小说等领域，他们的创作开始真正思考自然人类共同生命体，在文学的脉搏中注入敬畏自然的思想。在这期间，苇岸自80年代末的散文创作实践结集为《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两本小册子，他的散文集以朴素而真诚的文字记录了他纯粹、深邃以及融入自然的生命体验。而此时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小说选择“融入野地”的方式构建自己的哲思。在迟子建《亲亲土豆》、石舒清的《除草的女人》等小说中也流露出非自主的对土地、自然的敬畏与亲近。而到了新世纪，在生态文学研究及理论体系建构方面形成了一个井喷热潮期，伴随生态理论的建构成熟，更多的作家在创作中形成了明显的生态写作意识。在生态理论研究方面，大批学者以此为研究课题，拓展研究领域，理论深度不断推进，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生态诗学、生态女性主义等批评概念及范式都得到了关注。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等论著的出版，建构起了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基本体系。他们广泛运用生态学的视野与基本理论对生态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性研究和阐述，在社会和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文学创作方面，包括贾平凹、迟子建、张炜、阿来、陈应松、红柯等作家都对此潮流有涉及，并且创作了一大批长篇生态小说。最典型的如贾平凹的《怀念狼》、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空山》、郭文斌的《农历》等，在这些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较为明显的现象，即少数民族特征明显、动物类小说创作集中：单以狼为中心的小说就有《怀念狼》（贾平凹）、《狼图腾》（姜戎）、《可可西里狼》（杜光辉）等多部小说。总体而言，生态文学在国内的接受和发展呈现出一种不断繁荣的态势，这其中既有国家政策层面对于生态环境关注的推动作用，也有西方生态文学、自然文学研究的影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学创作发展到今天，从整体局势来看，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形成了许多固化问题。其一，同质化、概念化问题严重。因为最先对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写作进行书写和创作实践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文学因其特质上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及呼吁，以及新闻性与文学性兼容的特征，在书写中往往有问题意识与现实针对性而缺少文学性，重揭露而较少触及本质；其二，缺乏哲思性。在有些生态散文的创作中，感性的书写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兼具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创作较为稀少。其三，停留在批判口号上的文章较多，真正深入生态意识形态层面反思的比较少。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提出，回到自然文学的创作渊源上来。
三、关于回到自然文学的文化思想资源及可能、维度
现在我们提倡回到自然文学，是回到怎样的自然文学呢？如前所述，在自然文学流派发源地的美国，自然写作与其国家精神的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如程虹所言，“鉴于美国作为‘自然之国’和‘新大陆’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其现代化程度发展之迅猛，自然文学必然会在这片土地上滋生并兴起。或者说，它是美国特殊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⑨ 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述，从美国学者的专著中也可窥见，诸如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布伊尔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与美国文化的形成》、托马斯·J·莱昂的《这片举世无双的土地: 美国自然文学文选》中都有论述。虽然美国自然写作中的诸多理念对我们所提倡的自然文学有着重要启示，但我们主张的回到自然文学与自然写作，并非是具有宗教背景渊源的美国式的荒野精神与自然观，而是超越了种族、宗教、国别的“大自然观”。
从欧洲人探索新大陆起，美国自然文学写作就自带对基督教的信仰的基因，那些新大陆的探索者往往是基督教新教信仰者，对自然的观察往往置于上帝之手的视角下，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情况至爱默生的《论自然》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出现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爱默生系统地接受了欧洲先验论哲学和神学等思想，他自身的清教徒家庭背景以及长期担任牧师（后因不满宗教的迷信行为，愤而离职）的职业背景也为其自然观沾上一丝暧昧不明的神学色彩，另一方面，爱默生又超越了传统一神论的限制，他以自然为启迪，将对自然的认识上升到人类精神关怀的高度。他认为，“我们的先辈正视神和自然。而我们却要通过他们的眼睛。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与宇宙建立某种更直接的关系呢？为什么不能有一种凭直觉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诗歌和哲学？我们需要一种直接启示我们的宗教，而不是对他人启示。”而自然界就是神对人的启示，因为“每一种存在物都时刻在教育着人们，因为一切存在形式都注入了智慧”“道德法则安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光芒四射”正是这个奇妙的理解，突破一神论的观点，将自然上升为神，而“我”则是“一切”，“人就是一切，自然界的全部法则就在你身上”。这种“人神合一”的观点，对西方传统神学中的“上帝-自我”、哲学中的“自我-世界”的分离思维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与反叛。而这种修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神奇地接通并达成某种契合。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和“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正是爱默生所说的万物启示与由我而至天地、世界的思想，而这种表达在中国早已是几千年前的事。另外，我们也可以在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在王守仁的“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为一体”等言论中看出这种 “自然观”在我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强大生命力与历史传承。换言之，美国的自然写作思想，在爱默生这里形成了哲学的上升。爱默生的《论自然》体现了他修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体现了他超越传统一神论而导向泛神论的精神模式，这种思维与这种信仰模式在中国传统智慧中天然存在，并且渗透在我们的文化因子内。我们在考察美国自然文学写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时，也能找到这种实证案例。譬如，在爱默生和梭罗主持的《日晷》杂志中表现了对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1843年梭罗在该杂志上专门介绍了中国的“四书”与孔子。1843年4月号上，梭罗辑录了孔子《论语》中的警言，该年10月号上，他再次辑录儒家文化经典《论语》《中庸》《孟子》中的警言长达六页，并且分设“士篇”（The Scholar）、“道篇”（The Tao）、“革新篇”（Of Re?鄄form）、“战争篇”（War）、“政治篇”(Politics)和“美德篇”(Virtue)⑩ 。爱默生则将孔子列为心中排名第二的圣人，他晚年钟爱英国汉学家理雅各译注的《中国典籍》。 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表达的简单生活与重修身的信念与《论语》中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观念几乎一致。正是因为内在思想上的共同特征，因而，当我们在接受美国自然文学作品时，往往感受到精神气质上的同一性与天然亲近。当然，爱默生、梭罗的自然思想是其新大陆民族思想建构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建构与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华文化传统中重求集体伦理的价值理念还是有诸多本质上的差异，但正如爱默生与梭罗在谋求美国民族独立时所汲取的中国哲学精华一样，我们在思考自然文学甚至是现代发展精神时，也可以参考美国这些先哲们的思考。
从另一角度来说，正因美国自然文学写作的思想在其渊源期便有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浸润与影响，自然写作和自然文学虽然是兴起自美国的文学写作流派，但自然写作的文化传统与资源从根基上来说却是取自本土文化。诸如苇岸接受梭罗的文学影响、文学思想如此自然，正是因为有了梭罗对儒家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吸收、转化，从而在两者的文化基因中生成了一条新的基因序列。现在当我们重新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时，梭罗与爱默生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思想虹吸力就再次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因此，当我们重提回到自然文学时，我们并非重申生态写作中自然与生态的简单摹写，而是在生态文学流于模式化的创作中重新探索出自然书写前进的方向，我们呼唤自然诗性的写作。真正的自然书写，首先应该“自然而然”。张炜在《我行走，我感动》一文中写道，“如果从更高的艺术的诗性的要求，就会发现专门化和类型化的文学写作，在这样的领域里会更容易呈现普遍化的状态。就诗性的探索过程看，无论类型化的表现多么的生动强烈，甚至看上去诚恳感人，也还是会隐藏流于平庸的遗憾。” 这颇具见地的观点可谓切中当下生态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关键。因为，就如张炜所言，“正确是一种美，诗性的美却不止于正确，它还需要包含更复杂的元素和特质” 。自然书写中必要的批判意识必不可少，但肤浅的问题化、概念化的批判却不是文学创作的直接目的，“我们未来的‘自然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要完成的任务，也许多少有些诡异，既不再是直通通的呼号，也不是类似的痛和叫。它有一种如花似玉的美丽或可怕的阴郁，它是让人在阵阵惊讶中、不安中，直到最后一刻才得到快感和满足的什么东西。这是所有文学，即语言艺术固有的怪癖。他甚至不太积极，不拥护，不赞叹，不颂扬。”“总之，就是要从自然环境方面入手，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张炜说的是要破除当下自然、生态文学创作中的强烈目的性与庸俗指向，回归到如“自然”一般的创作中来，既以“自然”为对象，也以“自然”为宗旨。梭罗的书写即是一例明证。怀特在《晚间微音》（A Slight Sound at Evening）中写道：当亨利走向林间时，他是去准备战斗的，而《瓦尔登湖》便记述了一个被两种强烈而对立的欲望撕扯着的人——享受世上的乐趣的欲念，以及端正世风的冲动。人不可能将二者完美地协调起来，但有时，在鲜见的例子中，某种优秀甚至伟大的东西便是脱胎于那种受折磨的、试图去调和二者的心灵。可见，虽然自然写作的“圣经”里也不乏“端正世风”这一实际的目的，但梭罗在文中展现的自然而然的书写，是“被两种强烈而对立的欲望撕扯”的个人，正因他规避了正确与应然的尺度，所以在“自然而然”的书写中，诗性的审美维度也达至了，在我们现在呼吁回归的自然文学写作中，也当如此。我们可以有写作宏旨与目的，但更应有个人的灵魂与思考，自然而然地表达我们的想法。
我们呼唤真诚有灵的写作。真正的自然文学必须是真诚的写作。这既是文学最根本的质素与要求，也是自然、大地的自带属性。戴维·默里说过，“土地有自己不可抹煞的故事，但是必须由真诚的作家来阅读和重述” 。这里所说的真诚既是面对自我的真诚，也是面对土地、自然与环境的真诚。梭罗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Where I Lived,and What I Lived For）中写道：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要生活得稳稳当当，生活得斯巴达式的，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划出一块刈割的面积来，细细地刈割或修剪，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里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如果它被证明是卑微的，那么就把那真正的卑微全部认识到，并把它的卑微之处公布于世界；或者，如果它是崇高的，就用切身的经历来体会它，在我下一次远游时，也可以作出一个真实的报道。 梭罗这里的“真实的报道”便是对“自我的真诚”，正是由于他将自我的审慎严谨的态度放于康科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中，他才从瓦尔登湖的呼吸里看到生命之光，看到万物灵性，也才做到了对土地、对自然的真诚书写。而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也是以赤诚之心面对土地，面对昌平的麦子，蜜蜂与四季，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春天的到来，感受到喜鹊筑巢安家的欣喜。因此，当我们如赤子一般回归大地，融入自然，回归自然时，真正的自我便开始显现。
真正的自然文学还应该是实践主义的，有第一手经历与科学精神的写作。实际上，这一点与前面两点都能呼应，因为有了实践的切身体验，才能真诚地面向大地与万物，才能刨除矫柔造作的感伤与无力鲁莽的呼喊，才能真正实现自然诗性的写作。无论是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两年零两个月刀耕火种的独居生活，写成了《瓦尔登湖》，还是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对十二年沙漠小镇生活的真切记录，抑或是约翰·巴勒斯在“河畔小屋”和“山间石屋”中隐居四十八年写作的《醒来的森林》等经典作品，这些自然文学经典作家都是在与自然真切的体验中，接触与探索中，获得自然的启示，也写出了自然的灵魂。而苇岸对梭罗的皈依与信仰，也是在实践的行为中获得了真正的沟通与内化，所以大地才对其袒露真诚，作家也才构建其自身的思想与体悟。
人类栖居在这个地球上，只要自然与人类均还存在，人类就无法不面对与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目前，虽然我们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人的事务上，这是人类群体发展的必然，也是无法阻止的，但我以为除了必不可少的部分以外，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这样的花费，那些自然的浩渺，大地的吟咛无不有浩然天纯之美，“那些神圣的物性（nature of things），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是更加高贵的目标。它是力量之源；其他的一切都只使人精神涣散”。
注 释：
① 苇岸：《一个人的道路》，载《太阳升起以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5页。
② 程虹：《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论美国自然文学的源起、发展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0年。
③ 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④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我国第一部生态文学研究专著。王诺后来还主编出版了“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高校生态文学研究团队，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王诺是生态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
⑤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⑥ Thomas L. J.，This Incomparable Land: A Book of American Nature Writing，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9.转引自姜渭清，方丽青：《美国生态文学的三种分类及其比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⑦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 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
⑧ 王蒙：《赞美绿叶》，载《绿叶》1992年第1期。
⑨ 程虹：《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⑩ 陈长房：《梭罗与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8、11页。
⑪ 钱满素：《爱默生与中国》，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4页。
⑫ 张炜：《我行走，我感动》，载《草原》2021年第1期。
⑬ 张炜：《我行走，我感动》，载《草原》2021年第1期。
⑭ 程虹：《寻归荒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257页。
⑮ 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