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以人的声音说话”
我的批评观
“以人的声音说话”
张 莉
我深信文学依赖智慧和创造的光芒。我知道文学批评有一个高度。例如巴赫金。作为批评家，巴赫金并未远离文学，但是，他的工作却照亮了文学以外的世界，甚至改变了我们感受世界的方法。思想体系源出于文学，但又照亮文学，这是伟大批评家的境界。
伟大批评家们须仰视才见，但优秀批评家可以成为方向。在我心目中，优秀批评家首先是“普通读者”，他（她）有情怀，面对社会的人间情怀，面对作品的文学情怀。他（她）的批评文字不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它有温度、有情感、有个性、有发现。优秀的批评家是文学的知音，是作品的知音，是作家的知音。他（她）忠直无欺，可以热烈赞美一部作品的优长，也能坦率讨论一部作品的缺憾，他们懂得与作家、与作品“将心比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新模式：批评者借用某种理论去解读作品——西方理论成了很多批评家解读作品的“拐杖”，甚至是“权杖”。另一种模式是，批评家把文本当作“社会材料”去分析，不关心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不注重自己作为读者的感受力。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我反对教条主义。这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阅读/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是否真的打动了你完全被人忽略。
囿于理论与材料的批评文字只有理论的气息、材料的气息，而没有文学的气息、人的气息，它们是僵死的。但是，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机器。人的情感和人的感受性是重要的，在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文学批评不能只满足于给予读者新的信息、重新表述前人的思想，它还应该反映作者的脑力素质，应该具有对文本进行探密的勇气与潜能。
文学是庞大、富饶、令人沉迷的宝藏，人类生命因为有了它而变得更为丰盈和有光泽。于我而言，阅读是那么美好而快乐的事情，它是含英咀华的艺术享受。那么，批评文字本身也该是艺术品，好的批评文字须“随物赋形”，须生动细腻，须缜密严谨，须写得美——好的批评具有迷人的共性，“正如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桑塔格语）。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
毕飞宇
我所崇敬的批评家大概是这样：他们是从哲学上爬下来的，对他们来说， 文学是什么，他们并不真的关心，他们关心的问题往往比文学更大、更重要， 他们要建构的是他们的体系，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样的人具有异乎寻常的辩证能力，他们的大脑就是逻辑，他们饱读，坚实，在必备的知识框架上没有明显的缺陷。他们在外表上有所谓的“书呆子气”，在推论与梳理的过程中， 他们不失手。他们的神经类型是形而上的，他们不问人间的烟火，他们和人际无关、和江湖无关，他们具有天才的特点，雄心勃勃，心中暗含了伟大的冲动。他们伫立在此岸，心中却只有彼岸。
这样的批评家我崇敬，但并不一定真心喜欢。我真心喜欢的批评家不是从哲学上爬下来的，他们是从文本里钻出来的。就天性和气质而言，他们和作家与诗人一模一样，他们感性，他们有致命的、太多的、自己也不那么喜爱的情感， 他们羞愧于自己的泪水。由于职业训练的缘故，他们不会待在文本内部，他们有能力从文本的内部钻出来，浑身沾满了文本内部的液汁。他们不那么热爱伟大， 甚至有些看不上伟大，他们真正热爱的是生活，是美，是智慧，是一唱三叹和荡气回肠。他们有他们的生物性，他们的皮肤好，敏锐，弹性十足，能感受风吹草动，他们骑马不是为了跑得更快，而是为了一个美好的误解：认定了自己的尾巴千头万绪，容得下千姿百态。他们渴望知道梨子的滋味，他偏偏不种梨树， 他偏偏不卖水果，结果是，他让所有的人都想尝一尝。
当然，还有另一类，他们一直在读，已然具备了极好的学养，却并没有“做作家”或“做批评家”的打算，他们并没有把“做作家”或“做批评家”当成自己的“工作”或“人生大计”，他们天生了一颗文学的心，但是，在本质上， 他们在意的是一些朋友、一些问题、一些交流，而不是文学。他们具有洒脱的天性，认准了文学是辅助人生的，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合理的宽度、深度和光洁度，他们便选择了文学这么一个“方法论”。他们可以一头栽进去， 也可以随时放下来。无所谓的。
张莉就是这“另一类”的批评家。我不知道我把张莉女士看作“另一类” 的批评家有没有使张莉不快，我确实就是这么看她的。我这样说自然有我的依据。说一件事。我和张莉女士见过两次，并不是很熟，但是，就在这有限的两次见面中，我知道了她的一个趣味，和我一样，她非常喜爱陈希我。因为喜爱， 她写了一篇关于“陈老师”的评论。承蒙张莉女士的信任，她把论文先给我看了。张莉的阐发极有见地，却提出了一些批评。读着读着，我的小鸡肚肠子紧张起来了，她的措辞开始变得严厉，——我很纳闷，哪有这么“喜欢”陈老师的？我当即给张莉女士打了一个电话，问她，你和陈老师很熟悉的吧？张莉说，是的， 他们通过几次e-mail。噢，通过几次e-mail。当然“很熟”了。我还是不太理解张莉女士的喜爱，又问：“你的文章‘陈老师’看过了吧？”张莉是这么告诉我的：“看了，陈老师说，他非常喜欢。”
希我兄我至今没有见过，放下电话，我却知道希我兄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很自然的，我也就知道张莉女士是怎样的人了。
我并没有老于世故，就中国的现状而言，一个批评家如何去“喜爱”一个作家， 大致的情形我想我知道。——谁又不知道呢？我想说的是，在希我兄和张莉之间， 有一种令我感动的东西，弥漫着古风。
不用讳言，张莉女士对我的写作一样关注有加，就在2008 年，她在《读书》上发表了《一场灾难有多长》，所谈论的是拙作《玉秧》。在这里我需要说明， 和《玉米》《玉秀》比较起来，《玉秧》着实要冷清许多，然而，无论怎样冷清， 我当然自有主张。能在众口一词的背景底下另辟蹊径，我对张莉女士的勇气就有了特别的钦佩。让我长见识的还是《一场灾难有多长》的“切口”，这“切口”让我回望了自己，它让我在另一条思路上看见了我自己，我对自己说：在我写《玉秧》的时候，我也许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严格地说，张莉的“专业”不是文学，而是女性研究。就一般的情形而言， 做女性研究的大部分都是“女性主义”者，也有把“女性主义”翻译成“女权主义” 的。—— 一想起波伏瓦那双睿智而又坚硬的目光，“女权主义”这个翻译似乎也并不错。对于女权主义者，我是尊敬的，但是，骨子里，我有些怕。我害怕女权主义者当然有原因，我曾经在一扇大门的门口为一位“女权主义”女士开门， 结果令人沮丧，她不高兴了，并且把她的不高兴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女性不是弱者，你凭什么要照顾我？后来我就学乖了，不轻易为女士开门，尤其在波伏瓦女士的故乡。不过很奇怪，张莉女士我一点也不害怕，如果有机会， 我想我可以给她开门。
扯远了。
不过我似乎并没有扯远，就在前年，我有幸和张莉女士在太原的一次会议上认识了。会议的主题正是女性。关于女性，我又能知道什么？只好听。休会期间，我和一位陌生的女士见面了。几乎没有过渡，她一下子就把话题引入到小说的内部，她和我讨论起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她的身边还有一位汉语极好的外国女学者。这位女学者似乎很女权，她习惯于从女权的角度去区分作家，同时也习惯于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去区分作品中的人物。张莉的一句话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能这样分吧，还是要看人物的塑造的。”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在我，却是重要的，这句话里头有它坚固的美学原则。艺术从来无法回避意识形态原则，但是，这一切都是以美学原则做前提的。张莉一直强调批评家要说“人话”，我猜想，她首先在意的，还是美学的趣味与审美的能力。一切“主义”都可以奴役人，只有审美可以使人通向自由。
2008 年，张莉突兀地、清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一如她在会议的休会期间出现在我的面前一样。她的身姿太迅捷了，给人以异峰突起的印象。其实， 所谓的异峰突起，实在是一个假象。张莉早就在那个高度上了，是我们在事先没有看见罢了。
我吃惊于张莉的阅读量，她读得实在是太多了。也许是有“专业”的缘故， 张莉读文学就不那么讲究立竿见影。她出色的感受力得益于她的放松，她有效的表达能力得益于她的放松。我猜想张莉女士面对文学的时候是“相看两不厌” 的，作品与批评家的“互文”该是一种怎样生动而又活泼的局面？
我不知道张莉以后会干什么，“吃”文学这碗饭还是“不吃”文学这碗饭， 我祝愿她以后也能像现在这样放松，如是，是张莉之幸，也是文学之幸。如果张莉在文学的面前能一直简单而快乐，她将前程远大。
（毕飞宇，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