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盐的语调与荔枝的奋争
我喜欢这样向朋友们描述乡音：“首先，要储备半个口腔的口水，不能流溢也不能吞咽，用舞动的舌头在口腔内卷起海啸，让邻近的人随时有被淹没的恐惧，口水却始终不曾喷薄而出。”每一个看似貌不惊人的莆田人，口中都有至深的功夫。在拉萨的金店，在北京的高碑店、潘家园，在四会的翡翠直播间，在宁波的小小电器行，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会这门功夫的人。我总是能轻而易举揭发他们的身份，并感受到一种极为短暂的羞赧之情，他们的，也是我自己的。
很难想象吧，莆田人，总是和运动鞋、医院、仿古家具、路桥建设与加油站联系在一起，和狡黠、势利、大男子主义与诸多陋习联系在一起，竟也拥有羞赧的美德。我有时会虚弱地申辩，我的家乡，有最香甜的枇杷、荔枝、桂圆、文旦、橘子，山里有菌菇，海里有鲍鱼；我的家乡，有很多善良沉静、认真劳作、勇敢生活的人。但家乡究竟是什么模样的，我无法言喻，我从未真正看清它的面貌，更不敢谈他们的本质。在莆田生活的经历，只是我人生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少得可怜的几个同学也渐渐失去了联络，我拥有的只是亲人，我透过他们窥探家乡，有时是骄傲的，有时会心疼，有时则是厌倦。这种厌倦很可能来自生活本身，而非地域。我不敢轻易批判。我总是坚持一点，要获得批判某事某物的发言权，首先要深入观察、足够熟悉你所批判的对象，否则只是妄言。
陈言便是我借以申辩的，在我的家乡勇敢生活着认真劳作着善良沉静着的一位写作者。他的新书《蚂蚁是什么时候来的》，恰好赠予我一个不妄言的机会。我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读这本不算薄的小说集，又因为不可抗力，无法回乡过节，那些原本要用来与亲人闲谈、发愣甚或斗嘴的时间，被重新投入到阅读中。格外绵密的雨水使今年北京的秋天沾染了几分南方气象，也模糊了我与家乡之间的距离感，而小说中的人与事，原本离我千般遥远，如今增添了许多亲切，仿佛是些旧邻远亲，让人忍不住要关心，但又不能过多参与。这或许也是陈言讲究的笔法，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语调。斟酌过盐分的语调。
海盐般的语调，这是我对《蚂蚁是什么时候来的》的深深印象。
小说集由十一个中短篇组成，故事大多发生在苏塘与墩兜之间，是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对于叙景抒情，陈言并不热衷，只有很俭省的几笔，巨尾桉、风车、三角梅和铁树，海盐般的意象，原始、粗粝，不需要过多香料遮掩，简单构成人们对海岛的想象。“盐场就裸露在他眼前”，我喜欢《静瑜》中的这一句。自然风景是淡的，人工景观也是淡的，它们在不断变迁的生活中延异着，人们渴望的辉煌风光似乎近在咫尺又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人们对景观的期待并不在于景观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价值，这种期待一旦被满足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小说家凝视的正是二者之间的踪迹，生活的踪迹，人的踪迹。比如《苏塘》中小峰的堂叔，堂叔在荒凉的墩兜买了房子，在堂叔口中，“城市里最高级的酒店、足摩店、娱乐城、会所等等都将在这里集合起来”，现实却是“盐场一直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只是它的周边，从前盐场附近还有度假村，现在那个度假村终于倒闭了，盐场堤岸上的木麻黄全部被挖掉，取而代之的是采石场……”这些句子在善感的人读来仿佛空口吃盐，淡的叙述恰好能平衡其间的苦涩。堂叔的生活也有几分相似，依靠妻子娘家的帮助进入体制内工作，又因为夫妻矛盾不幸被“发配”到苏塘，一般人眼里的苦差，对堂叔来说倒有几分“天高皇帝远”的闲适。这样的生活究竟是好是坏？或如小峰所说，“堂叔说的那些话并不是那么忠于他的内心”，生活也不知道它自己的真相，我们又何尝得知每一个问号后的答案呢。
也是在《苏塘》中，我们得窥盐场其貌。“那里公路两旁就是盐场，盐巴像银子一样发光，有时也像雪片，还有低地处围拢起来的海水，再远处是木麻黄，最后和夕阳靠在一起的是风车，太阳能发电的风车。”《苏塘》是陈言小说集中比较抒情的一篇。抒情不是沉重的稀释剂，我不摒弃抒情，恰恰相反，我是一个沉迷于抒情的人。但过分的抒情会增加小说的浓度，过于浓稠的小说并不是那么好读的。好读的与好的又是两码事，我扯远了，在这里，陈言的语调是恰如其分的。无论是编辑、评议者还是小说家本人，都毋需向读者阐释此文本，海边的盐场就是如此，一看便知。
汉学家薛爱华在《闽国》一书中曾提及，“盐场沿着海岸线分布，尤其是在北部的长溪县和连江县，还有南部泉州和漳州的附近区域。闽地大量产盐，但盐与铜类似，二者都既非稀有之物，又非此地独有……”盐场不稀奇，莆田的盐场在闽地不稀奇，苏塘与墩兜在莆田或许也不属稀奇。那么小说呢？作为拥有相似文化经验的我读来亲切的故事，对那些没有相似背景的读者来说呢？这样清淡的口味，仅以海盐调味，能获得你们的关注甚至是认同吗？这是你们欣赏的小说吗？
事实上，这是作为职业编辑的我所关心的，我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因此更要郑重地宣扬，这是我个人期待的小说，我希望你们都能读一读这部小说集。
我喜欢陈言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爱好文学而自觉高贵。作家与读者是平等的，作家与人物是平等的，人物与人物也是平等的。读《安娜·卡列尼娜》的余莉和不读的玉琴和误读的师兄是平等的，从小被母亲丢弃、长大又遭遇婚姻不幸的彩玉和她的亲人是平等的，并不因为谁的生活特别苦难或特别矜贵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为平等，各自生长，谁也不过分刁难谁，也就不存在太过艰深的羁绊。比如《静瑜》中，主人公京辉的妻子因病早逝，儿子不仅不反对，还鼓励京辉再婚，甚至问他相亲的对象是否性感；《台风眼》中的老师与学生秋英之间的友情甚至超出了师生关系的范畴。
小说中的人物也不是孤绝的，每个人都有父母、孩子、表哥、堂弟、外公、奶奶……庞杂的家庭关系对主人公来说，并不等同于后盾。家族如同一棵庞大的古树，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有自己生长的枝条，都有自己的花叶与果实，亲人可能与他们并行，或作为他们遥望着的根茎。不能倚靠。树要生长，枝条与根茎的关系是越远越好，枝条若要倚靠根茎就是倒伏。而苏塘、墩兜地区的女性群像，静瑜、彩玉、丽娜、余莉、玉琴……如同成熟季节的荔枝，一颗颗一串串，挂在家族的枝头。她们都曾有过短暂甜蜜的少女时代，也都走向了不同的婚姻生活，有的维系着，有的放弃了，有的坚持着，有的失败了。
在莆田，根深蒂固的父权思维并没有随着时代进步而消散：适龄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女性只有从“父亲的权力”（女性同样投入到父权的利益集团中）逃向“丈夫的权力”这唯一的选择，承担着双重的劳动负担（工作与生育）。《贵客》中，彩玉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是因为母亲无法同时承受工作与养育的负担；彩玉结婚时，外婆要求得到其聘金的三分之一，以偿她对彩玉十多年的照料，这又引起彩玉母亲与外婆之间的经济矛盾；彩玉的婚姻不幸，更加深了彩玉对外婆的恨。而从表哥的转述中我们读到：“奶奶还是最疼爱你的。记得有一年，门口准备砌砖，但是奶奶说那几株桃花不能砍掉，起码要等你回来，让你看看……”外婆明明是深爱彩玉的，一种浪漫而纯粹的爱。
爱与伤害交织，一代一代的女性都是这样过来的，生来带着原罪，注定要为家族牺牲自己，为娘家换取聘金，为丈夫生儿育女，生下的女儿有的被送人做童养媳，有的继续通过婚姻换取经济利益。但在陈言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她们努力地自我救赎，命运的轮回被悄悄打破，“身为女性”不再只是一种宿命的安排。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在他乡和故乡之间，在情感和自我之间，她们用整日的辛劳支付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们不再是任人采摘的水果，而是勤勉、独立的劳动者。
我幼年时代记忆中的莆田，女性劳动力是无处不在的。接送弟弟妹妹的三轮车师傅是女性，工地上扛水泥袋的是女性，田间地头割水稻的是女性，只有骑摩托车载客这样看起来高级且轻松的工作由男性承担，而且多为外地人。本地的男性劳动力都去哪儿了？在家带孩子吗？还有更艰苦的工作等着他们吗？男性的缺席使我对本地女性怀有深切的同情。如今我读陈言的小说，终于得到了部分解答，简言之，在远方。有人在阿根廷开超市，有人在乡下驻村，有人在北方卖木材，有人在海上当船员。在四面八方，妈祖娘娘恩威光耀的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这些口中藏着海啸的人，依旧保有羞赧的美德的人。就劳动者的层面而言，男性不是女性的敌人，我忽然认为这是可以成立的。海盐与荔枝，咸与甜的对立，在丽娜余莉彩玉们的成长与奋争中渐渐被调和。
有人曾评价这部小说集“是闽中地方二十一世纪的风物志，亦是当代莆田海滨的乡愁实录”，有人曾评价这部小说集“是闽中地方二十一世纪的风物志，亦是当代莆田海滨的乡愁实录”，在我看来，陈言的写作中还带有社会学的观察，每一个个体的“她”与“他”，不仅仅是莆田的女性或男性，在苏塘与墩兜之间，如何被海盐与荔枝塑造成我们看到的模样，风俗、文化是如何影响人的命运，而个体的人又是如何勇敢奋争乃至重新书写我们的社会与历史。莆田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苏塘与墩兜的未来也不会只有风车和采石场；现代物流成全了我们的“荔枝自由”，丽娜们也将走向四面八方。“外面是平原，外面也是奔腾的大海……”
初读这部小说集时，我写下这段话：“陈言落笔沉静但不沉默，没有特别依赖强烈的符号与象征，但他书写的，是身在南方的人与遥望故乡的南方人能轻易辨别的南方人。文学意义上的南方，不仅仅是炎热、台风、水汽氤氲、波浪滔天、开不尽的花和永不消逝的绿，而更关乎于人，人的心性，人的闪念，人的取舍，人的坚韧。陈言小说里的小镇青年，绝不同于纬度以北经度以西的那些乡镇上走出来的人。陈言是与凛冽决绝无关的，面对人的普遍性困境并不放任命运凝滞的，会赐予笔下人物一轮新升月亮的，温柔笃定的小说家。”
感谢陈言的小说。它们散发着海盐与荔枝的清爽气息，不仅慰藉了我的乡愁，也使我重新认识了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