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路上的“孤心者”及历史的乡愁
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西行的“孤心者”携带着他“地理的乡愁”、“历史的乡愁”与“文化的乡愁”，以传统文化作为疗救良方，并试图将中华文明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史实揭示出来，从而让中华文化光辉耀眼地屹立于世界。
把徐兆寿称为西行路上的“孤心者”，一来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包裹着一种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决绝前行的苦心孤诣；二来也是由于他所提供的传统路径在现代文化脉络中所显示出的式微与悲悼之态。孤心者，也许并不在他本人的意料之中，但作为对其人其文的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这一称呼应是其创作的题中之义，也是他给阅读者留下的丰碑般形象。与此同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又相互印证：正因其念兹在兹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式微与悲悼之态，孤心者的形象也就愈发明显；而孤心者的形象反过来，又提供了抛洒热泪的感动与挚爱，衬托了未完成转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尴尬处境。与其说徐兆寿是为传统文化招魂，不如说他在寄寓一己的“历史的乡愁”。
徐兆寿的写作，从《荒原问道》到《鸠摩罗什》再到最新的《西行悟道》，构成了他的“西域三部曲”，三者之间互相补充、阐释，形成了密切的互文关系，以小说和散文、随笔的风格烘托出一个喧嚣时代的孤心者的文化图景。这个孤心者在空间上一路西行，留下深深的地理足迹，镌刻着他的满腔热情与感怀万千。这空间上的一路西行，同时也是时间上的一路溯源，朝着古中国的繁盛文脉前进，试图掘挖出一幅被重新勘定了的文化地图，既是为传统文化而呼吁，也是给未来发展以方向。
西行的思辨及地理里的历史
以凉州为中心，辐射整个文化意义上的西域，徐兆寿立足于故乡武威，把整个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上的大西北纳入到了他的文化版图之中，进而提供一整套意欲解决现代文化病症的方案，这是《西行悟道》的核心思想。构筑这一庞大思想体系的方法，他用的是撤退，或者也可以称为是以退为进的类似于老庄之道的无为无不为的路数，这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内在理路。他不避艰难困苦、干旱荒凉，也不避贫瘠偏远、幽僻沧桑，毅然决绝地选择了西北边地，以之作为栖居之所，思想的发轫之泉，来经营属于他的崇高又圣洁的思想圣殿。地理意义上的大西北对于行走中华大地的徐兆寿而言，自然而然地带着对比与映衬，既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不言而喻的空间对比，也是富饶丰沛与贫瘠荒凉的经济对比。但他并不偏执于对比，而是在这种对比中，规划了一条“回归之路”，以及他的西行之路、撤退之路。
对于徐兆寿而言，这种对比的耸立并进而转换为离弃与回归的逻辑，其出发点与归结点都可以看作是“故乡与乡愁”的发酵。在《寻找昆仑》的起首，徐兆寿不无感慨地说道：“恰恰是在上海，这座在蓝色的大海上不断升起的现代性都市里，迷茫性地一转身，我看见了蛮荒中的你，昆仑。”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西行悟道》的点睛之笔。顺着这样的思路，徐兆寿叙述了他在沪上复旦大学求学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搏斗及其所获得的“多么痛的领悟”：肇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被集中呈现，它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乃至于纸醉金迷，并不代表健全的未来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一思索的刺激，荒凉贫瘠的大西北映入眼帘，带着它风格的粗粝与豪阔、文化的丰饶与积淀，反衬出了现代都市文明所崇尚的生活方式之虚幻与病痛。徐兆寿并不在现代性问题上纠缠过多，也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过多的描述，反而以自我的思乡之情为原点和起点，把目光聚焦在地方的一隅，将之辐射成巨大的文化背景，从而显示出现代文明的苍白。徐兆寿的这种思想，即是段义孚所言的“恋地情结”：“恋地情结（topophilia）……是为了广泛且有效地定义人类对物质环境的所有情感纽带。……人对环境的反应可以来自触觉，即触摸到风、水、土地时感受到的快乐。更为持久和难以表达的情感则是对某个地方的依恋，因为那个地方是他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也是生计的来源。”于是一路向西就成为“归家之路”，看似撤退也转而变成了拥有浓重情感依托的“家园梦与故乡情”。
有了“恋地情结”的依托，徐兆寿的一路西行就变得坚实而有力。他从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上海转身，穿越中原大地，跋涉过黄河而抵达他的家乡武威，这个古代被称为凉州的地方。重勘家乡的文化地理图，也成了令他着迷而激动的事情。《寻找昆仑》中那个徘徊在上海的文化幽灵，在不停的辩驳中确证了西域的召唤后，属于徐兆寿的“寻找”才算真正开始，并留下了以家乡凉州为核心，广泛地涉及到古代河西地区、整个西域的行走轨迹图。凉州对于他的核心意义，正如他所言：“我就是从凉州开始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凉州之问》在此一序列中所起到的既是基地与起点的作用，也是徐兆寿在西域画下的一个“文化之环”的圆心。
从凉州出发，一路向东南行去即可到达天水，《佛道相望》《为大地湾一辩》等构成了对这一地域的描述，并从考古、文化的角度确证天水的文明起源地位；她的东北方则是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的广袤蒙古草原，《荒芜之心》《草原往事》《匈奴远去》等则勾勒着这一地方的形貌；往东则有司马迁的墓地及其所代表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理想，《何谓“究天人之际”》便对之进行描摹；往西则是徐兆寿浓墨重彩要表达的地方，整个西域之地被他赋予了慷慨悲歌的豪侠气概、大漠戈壁与风沙并峙的边地气息、悲悼乃至于重塑的气度，祁连山、天山、昆仑山遥相呼应，酒泉、哈密、吐鲁番、阿勒泰如一串珍珠闪耀光芒，汗血宝马、大月氏人、匈奴的背影、鸠摩罗什等文化意象与符号把历史的夜空照得璀璨无比，《寻找昆仑》《凉州之问》《寻找天马》《一缕丝绸燃起的命运》《三危山上的佛光》等构成了讲述的系列，整个黄河以西的寥廓大地都被囊括其中。西域，这个广阔的世界不再仅仅只是以荒芜、凄凉和贫瘠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而是富含着历史的悲歌、文化的底蕴、人情的温润……此地湮没人间久矣，而徐兆寿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面貌。
穿越时间的古道
如果借用学者们所概括的鲁迅小说叙事模式之一来指涉徐兆寿的西行叙事的话，那么他的写作也存在着一个“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故事结构。借用他自己在书中的表述，则是他“思想的三次转折”：“二十岁至二十八岁，从我上大学开始到写下《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结束，那是一场对西方文化疯狂的追逐；然后进入迷茫，虚无，直到三十七八岁重新接触中国传统，那是一段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中与西在混沌中相渗；四十岁开始到上海，又一次进入思想的激荡，继而转向传统，直到四十八九岁，《鸠摩罗什》问世，我从道家到儒家，再到佛家，重新理解了传统；现在，我正在试图进行中西文化的融合。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如何走，但这样一场思想的跋涉竟然一走就是三十年，三十年三次转折。少年白了头，而双脚竟然又一次踩到了故乡。”徐兆寿是以地理的行走穿透历史的迷雾，在时间上化为一条直线，穿越历史长河试图抵达古中国的现场，而一路西行的地理空间轨迹也一转而为“凿空历史的时间古道”。
对徐兆寿来说，这条“凿空历史的时间古道”所依凭的第一个侧面便是历史的遗迹，不管是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还是草原古道、黄沙中的寺庙，都以历史遗留的方式呈现着巨大的时间场域，进入这样的遗迹就意味着进入古中国历史的现场。一路西行的旅程恰恰因古丝绸之路的存在而留下大量的历史遗迹，成为徐兆寿信手拈来的取材对象。《寻找天马》就是奠定在这样一种基调上的叙述。这篇以作者的地理行迹作为叙述线索（空间的四面八方），以此跨越千年来追寻西汉时代的汗血宝马在当下的遗存（时间的古今上下），发出“难道我这次来不仅仅是寻找天马的，还是来寻根的？”的疑问，足以明证历史上的汗血宝马已然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它的足迹所布形成了历史的巨大遗留，构成了现代子孙逆时间而行的路标，指引着已经迷失在时间尘埃之中的后辈，去追寻“一种美的高度，一种其他的马匹无法企及的单纯之美”。而徐兆寿所要寻找的“两个意象：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天马”就拥有了别有幽怀的指向，它既是对故乡的一种歌颂，也是对整个西域文化的历史之崇敬、朝拜！
第二个侧面可以看做是时间线索，它聚焦在传说时代、秦汉时期和大唐盛世，以及蒙元时期。徐兆寿所讲述的一切，围绕着西域、丝绸之路和他的故乡凉州，经营着满含着他深沉与热泪的情怀的文字，把一腔热血和款款深情化作热忱的抒情，于字里行间挥洒着敬畏之心、虔诚之念与崇拜之情。这一条历史的逆时光之旅，经由蒙元时期的征服和大唐盛世的辉煌，在秦汉时期凿空西域的历史现场稍作停留，最终抵达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即徐兆寿所认为的传说时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大西北。他甚至认为，“从地理的几何版图上看，兰州才是中国的地理中心”，而距此两百多公里的家乡武威就在这个中心的附近，尽管羌笛杨柳消散于历史的烟尘里，却通过逆时光之旅而获得了清晰的面相。成吉思汗带领着他的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还只不过是徐兆寿笔下略微一提的历史现象，他的征服对贯通丝绸之路所起到的作用也只是给《西行悟道》提供了一条历史道路。到了盛唐时期，《一支歌舞乱天下》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却讨论的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文化中心因礼乐文化的崩坏而导致天下大乱，但那首祸害天下的《霓裳羽衣曲》，徐兆寿则考证其为西域传来的梵音，是佛教徒通过凉州传到长安的佛众音乐。徐兆寿真正迷醉的是汉武大帝对西域的经营：张骞凿空西域，打开一条通向遥远西方的道路；霍去病痛击匈奴，以泉水作酒而让酒泉昭著于今；为击败匈奴而西联大月氏、康居国等，带回了汗血宝马……这些河西璀璨夺目的历史故事，犹如时间的遗珠，照亮了被徐兆寿认为是文明中心的西域。一路西行，实则是是从中原大地出发，通过对时间的追溯来重新寻回西域的文化中心地位，疏通历史发展的脉络。
由地理的遗迹，过渡到对历史的追索，通过逆时光之旅来勘定故乡在历史上所拥有的文化中心地位，看似空间意义上的乡愁，逐渐变为历史的乡愁，从时间上铆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
徐兆寿实在太过于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把这种苦心孤诣撒播为充沛的情感，既是对故乡的眷恋，也是对历史的无限惦念，并试图以一己之力来疗救当下文化的某些病症。因此，乡愁以地理的空间意义表现为对故里的魂牵梦绕并最终踏上归乡之途，同时以历史的时间意义表现为对古中国的心向往之并尝试将之当代化。所谓历史的乡愁，是奠基于地理的乡愁，二者在徐兆寿的叙述中融合为一。
地理、历史与中国
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在文化的产生过程中，“物质的”生产与“象征的”生产密不可分，是“文化”的两个重要侧面，尤其对于历史而言，文化更是指向“表意的”一面。基由此，徐兆寿凭吊历史遗迹，实则是借由文化的物质形态来去实现向着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跳跃：汗血宝马不过是大汉风度的一种象征性、符号化的表达，它背后所坚实地站着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思想；昆仑山与其说是呼应着中华文明的诞生与起源地，不如说它背后是中华文明三代时期所彰显的古朴与厚重的品格魅力；司马迁作为历史符号，他的存在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发愤著书的书生形象的过往，还意味着一种忍辱负重的儒家精神之体现……在地理与历史之间，徐兆寿总能找到缝合与转化的契机，从而在文化的追寻上，构建了一个中国化体系。
为中国传统文化摇旗呐喊，可谓是徐兆寿自领的使命。在这一思路之中，中国文化构成了世界文明中足以媲美并超越西方文化的持续、灿烂的文化系统。徐兆寿是否受到了钱穆的影响，不必仔细考索，但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则几乎与钱穆如出一辙，因此他不断地呼吁：“我们要打破过去关于中国古文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把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再造作用找出来，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将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而在他看来，自汉代以来，中国古文明就一直参与着对世界文明的构建，尤其是四大发明出现后，他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明为西方打开了近代历史的大门。在此一逻辑线条中，“不是中国需要世界史，而是世界史需要中国。”他要一路西行去找寻中国文明的源头，既是一路朝着历史的故乡前进，也是他试图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构成，并以之作为疗治现代文明诸种病症的药方。
在确定了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心地之后，徐兆寿的“逆时光之旅”内在的理路实则是沿着起源与中心，向未来、向四周去思考中国古文明的历史发展，从而论证其所提出的中国文明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其论证的思路有二：其一，“西域就是中国人参与世界文明的地带。”以此为中华文明的使命与担当，徐兆寿一路西行的孤绝之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其二，从源头出发，徐兆寿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在看似追寻古中国文明的道家、儒家和释家，力图证明西域的文明中心地位，而实则是要站在儒释道的基础上，以西域文明中心论来扩展他的文化版图至当下的生活。
通过一层层抽丝剥茧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一路西行的“孤心者”携带着他“地理的乡愁”、“历史的乡愁”与“文化的乡愁”，通过他的逆时光之旅与文化之心，在《西行悟道》中画下了一个理想的、完满的圆圈：从东南沿海一路行走到大西北，在西域文明的光辉中重觅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中心点，沿着逆时光之旅的行程穿过重重迷障而抵达历史现场，再从这遥远的历史出发一路梳理中华文脉，抵达深受现代文明侵蚀的生活现场，以传统文化作为疗救良方，并试图将中华文明参与创造世界文明的史实揭示出来，从而让中华文化光辉耀眼地屹立于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