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用深情书写时代精神
一
文学的本质是真实，真实是报告文学最朴素的表现。从当代文学发展来看，报告文学却因“写真”境况有些尴尬。虽说纪实文学、非虚构写作等提法应用而生，其实也是处于被忽略的边缘。通过对何建明近些年来读作品进行梳理，发现他对于报告文学写作得心应手、情有独钟，几十年如一日。在他眼里，这应该是文学常开不败的春天，始终用深情在书写着深层精神下的生命体验。
用心面对选题，凭着心性书写，这是作家的初心所在。如果说一部作品就是一幅画像，何建明更多关注的还是这个时代的风貌图景。他在作品中心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强烈感情，尤其是对“度”的把握非常到位，既不任意去夸大，也不刻意去回避，富有着文化底蕴，符合着传统的审美方式，在生活化、人性化的文字中，丰富着报告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鲁迅说：“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实际上就是要求创作者能把握真实原则，说真话，接地气、有温度，而这也是报告文学能出精品，为人深刻记忆的原因所在。
何建明常年处于文学工地第一线，他的写作时常受外界关注，为大众好评。最明显的状态就是写作速度快，常常让评论无法快速、深入去探寻作家的写作。从这个角度看，能把这些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又不受写作模式局限的作品及时奉献给读者，这需要很大的功利和修为，至少需要扑下身子去琢磨、去研究、去学习。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似纪实摄影的创作，体现着作家对这个社会、区域发展的深入研究。如反映上海的系列作品中，他在《革命者》中写上海的前世，在《浦东史诗》中回顾上海的今生，在《上海表情》中呈现上海的现在，不同视觉交错在历史与现在之中，全方位就展示着一座城市的内涵，凝聚成为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这既是对上海发展的真实记录，也是作家独立思考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饱含情感的书写，不断引导着受众去关注变化中的时代气象，使作品具有着可读性。当然，最值得谈论和研究的还是书写实践中，被用得极为熟络的“国家叙事”，宏观展现着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
二
“国家叙事”的延续和固守，实际上是对作品的不断创新，这对传统写作方式的重新认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反映社会现实，还是面对各种精彩纷呈的变化，何建明笔下总不失丰富图景、历史往事、时光变迁、精彩人生。他的写作虽然一直保持着长篇化的态势，但开阔的视野中主要着眼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通过不断地探寻和挖掘人性，表达对现实社会和人性的思考和担忧，实现对传统价值的精神建构。这是作家必须承担的使命，尤其在多元化的特殊语境下，这样的审美书写保持着时代的印记，也显示出从容、冷静的力量。正因为每部作品都在力求对标对表，才会创作出有情感温度、思想力度、价值高度的作品。所以，他的报告文学写得自由、酣畅，虽然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但依然在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文学的革命。
“国家叙事”的多角度书写，让何建明的作品富有探索意识，始终用文学的声音来展现深刻的理性精神。这种有意识的审视，不断加速着他作品大视野、大手笔风格的形成。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共和国告急》，追求的就是一种基于国家时代风貌的叙事，企图唤醒深藏心中的荡气回肠。“因为我的报告文学创作基本是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历史同步开始的。是国家的迅猛发展及发展所呈现出的时代风貌，社会变迁的丰富与多彩性给了我进行‘国家叙述’的可能与挥之有物的广阔前景。”何建明作品中“国家叙事”的形成过程大致如此，更多立足于时代和艺术的需求，立足于国家和历史的层面，关注与社会相关的各种变化。
一是“国家叙事”的审美意象。何建明对笔下的人物、事件、环境、文化等都融入着自我的体验，强烈而又真实的表达下，还原、关照着深刻的思考和审美，这正是他在作品中力求实现的独特文化内涵与美学底蕴。这样的叙事不是写作技巧，而关乎国家发展过程中对于某一社会事件、问题的叙述方向。这种明显带有着个人风格的全景式叙述，是厚重书写下的诗意表达、是充满反思意识的深刻，是真挚情怀下的精神对话。《那山那水》就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把“中国强音”有力地传递到了全世界，让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用山清水秀孕育出了时代的书写。美在山水，魂在人文。唯美、诗意的书写蕴含着美学风范中的历史巨变，表现着思想巨变下的丰富视角。这样的变化是碰撞、震撼，是作家力求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解读，有力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划时代意义。由此可见，何建明的精心构思中充溢着哲理的辩证，预示着一以贯之的诗意书写在不断升华持续。这样的叙事未必着眼“大”来写，而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对某一社会事件、问题在进行叙述，明显带有个人风格的全景式叙述，却是厚重书写下的诗意表达，是充满思考的艺术探寻。为避免“国家叙事”成为笔下的一个符号，从而走向程序化、标签化，何建明没有局限于故事细节末节的刻画，而是不断深入挖掘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探寻着新的叙事文化和审美精神。《国家力量》《落泪是金》都是紧贴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将贫困大学生亟需扶持和帮助，同国家会展变化联系起来，这种着力表现现实生活的叙事，真实有力地书写着国家情怀。细细琢磨，这样的“国家叙事”中，完全是通过人物、事件、环境、文化等元素，在自我的体验中展现伦理的诉求，在强烈的真实表达下融入时代背景，在纷杂的世象中丰富着受众未知的信息量，逐渐建构起从小到大、从个体到国家、民族的叙事审美，努力还原或关照着思考的深刻，而这正是他作品中力求凸显的美学底蕴。
二是“国家叙事”的人性关照。独到的考量，审视着纷繁叙事背景；强有力的故事，支撑起作品的内在。写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村庄，或一件社会热点问题，何建明笔下总是活灵活现，在先锋性的反思中呈现着人性的深度。这种真象抒写细致入微，写进着情绪和自我的认知，既是对人性的关照和审视，也是叙事视角下的体验和张力，使得作品始终散发着时代的正能量。在《上海表情》中，何建明说：“上海是有情的城市，上海的情来自于这里生活的人们。”没错，那黄埔江畔钓鱼的老人，用自己的行动遵守着城市规则，这是情感表达；只能透过防护服看到眼睛的医护人员，叫不上名字却始终在忙碌着，这是真情显现；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保安人员，兢兢业业执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深情告白。各种不同的表情汇集在一起，因为疫情被赋予了特殊背景下的独特韵味。这样的真实细节，不仅撷取了许多真实可信的故事细节，也理性地把人的坚韧与社会恐惧进行了对比。这种聚焦人物或内心的体验，把超越时空的生命意志置于了大上海的内涵中，让人看到了危难时刻的人性魅力，感受到了让人泪下的力量。这样的真实是理性的，他把人性坚韧与疫情恐惧进行对比，让超越时空的生命意志置于了大上海的内涵中，在不断放大苦难面对下的人性同时，体现出以真实为美的价值根基。加缪在作品《鼠疫》中，就用笔触着力于奥兰城被封后的描述，数十万居民的表现，不同的态度和立场，都被书写进广阔而又深远的沉思中。何建明的《上海表情》与加缪的荒诞世界大为不同，作家努力于后现代语境的整体表达，更着力去书写疫情重压下的精神世界，可贵和深刻之处在于疫情虽撕裂着社会生态，却无法撼动处于生死边缘的世态人性。如，焦三牛名校毕业后，坚持投身西部偏远地区建设，这是小人物心系国家战略的奉献，是青春正能量和爱国精神的人物精神塑造；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为了国防事业的强大，甘愿隐姓埋名，几十年把青春都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强大中；带领农民致富的吴仁宝，忍辱负重带领广大老百姓步入新生活。这些人都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在何建明看来，他们每个人的国家记忆都是相同而又不同的。尤其是对这三个人的情节设计，本身就充满着历史的印痕色彩，这些不同的背影也能够见证时代，成为不折不扣的国家记忆，让人深入其中不断进行着解读。作品种情感张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发人性的共通感，获得更大的话语权。而一部作品无论好坏，能在创新中追求着宏大的理性思维，无疑是不可逾越的精神际遇。在何建明的作品中，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与视角，不断书写着平民文化视域中的时代精神、中国气魄。
作家通过讲述“中国故事”，书写生命关怀，从审美范式中彰显出自信，这样的“国家叙事”表现始终在思想演变中凸显着社会担当。麦家说：“文学经验说到底是一个如何使作品迷人、动人的经验。从迷人入手，向动人靠拢。真正现实的作品，不是指生活现实，而是文学现实。缺少文学经验，只能些实在的作品。”不得不承认，何建明的文学经验让他的“国家叙事”在不断朝着新经典和新经验发展，尤其是作品中史学化的风格十分明显，实现着与读者的深度交流。这样的再创造，其实与国家命运发展、追求一脉相承。做为国家发展的关注者、思考者、记录者，何建明深谙报告文学创作的真谛，他更喜欢以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学角度去考量现实问题，只有看见现实，记录是滴啊，反映时代精神变迁，才能让这样的介入紧扣和阐释现实社会，用心呈现出记录者的时代精神的色。如，《一个中国男人的财富诗章》讲了一位男人为事业打拼的商海经历，实际上书写了欧阳洋的热血豪情，他的奋斗过程或生命成长，其实是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片段，这种追溯式结构的作品更有着深入灵魂的探究，有着隐藏在文中的记忆，也让报告文学的写作有了全新的美学质地。这是继承、也是突破，更是从艺术上探讨和推动了“国家叙事”的结构性变革。
三是“国家叙事”的文化魅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何建明的作品，有着独特而不失个性的阐释，他的文化魅力在于从不同角度寻找历史真相，通过细节反映人物内心，这样的态度是对于报告文学体裁的敬重，也是长久以来所遵循的真实原则。说到底，何建明所要表达的文化魅力，在于他的“史诗”思想是否深刻，是否表现出新时代的精神，是否从生活常态中发现不同，是否在人性交织碰撞中展现出文化典范的魅力。章罗生说：“何建明在抒写时代主题与弘扬民族精神，在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以及探索歌颂以及批判等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格外重视和关注。”《大桥》中的国家速度，是强大力量的展示；《那山 那水》中的“国家强音”，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上海表情》中的“小表情、大世界”，就是围绕“国家叙事”进行的多样化有机融合，从历史与现实方面发出时代心声。真实基础上的“国家叙事”，是何建明精心要表达的艺术情怀和关切，尤其是在上海这个叙事现场，他更是通过不断地思考来逼近现实，在书写中展现着国家形象、国家价值。如，初次发布消息引发的动荡，张宏文医生的从容不迫，男女谈情说爱的提心吊胆，街头野猫带来的坚强等，这样的书写立足于大文学观下的情感抒发，写出了上海面对疫情时的淡定、有序和理性，表达着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在《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中，作家还是选择上海这一现场，在不断的体验和观察中，写出了上海这座城在面对疫情时的火热和不屈。这样的选择自然有着不同意义，让人从真实面对中感受到着力量。“创作《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使我对“现场”有了更多理解与认识。任何形式的“生活”，莫过于对实际生活的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让每一个人通过耳闻目睹，甚至身体的生理反应，去触摸与感受客观事件的真实面目和现象本质，能带给我们对客观事物最直接、最感性，也最能抵达本质的认识。现场的精彩和复杂性，只有到了现场后你才能感受；现场可以让你的思想和灵魂作出最直接和直观的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校正我们以往对事物认识的片面与不足。现场是有温度的，能够激发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原则性；现场又是严酷和冷静的，能让狂热和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现场是我们发现真理和挖掘金子的最好场所，没有什么比现场的体验让我们的作品来得更生动、更接近真相。用真诚的姿态去现场，恰恰可以让我们获得对事物最直接和真切的认识与体验，为更精确地表达情感、讲好中国故事服务。”《落泪是金》再次荣膺鲁迅文学奖之后，围绕国家展开的叙事便格外耀眼起来，此后完成的《根本利益》《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作品，从字面上读出的也都是十分的厚重和震撼，无论是写三峡移民的国家利益至上，还是余秋里部长带领五万石油大军大会战的壮观景象，给读者营造着不同的思考空间。其实，这样的大手笔、大题材并不好驾驭，但他为了题材还是把自己逼到无路可退，不断向着“国家叙事”的宏大回归推进。这样自觉的叙事，是历史与现实的缠绕，是不断探寻真相额本质，始终在不断的纪实中找准着最佳的结合点。
独特内涵的作品中，不仅蕴含地域文化，还有着个体的经验。在研究何建明的作品时，不能简单地将其认定为文学现象，而是要结合着“国家叙事”的写作意图，审视作家的心态、思维变化，这些都是研究作家作品不可逾越的系现实问题。就如同选择记录上海抗疫的真实过程，无疑是一种十分艰难的面对，对何建明而言却不陌生，因为从事报告文学书写这么多年，让他已经在重大事件面前很少缺席。早在2003年，北京非典伊始，何建明就受命亲奔一线，两个多月时间吃住都在一线，在现场经历了许多感动的人和事，“不能回家，几乎每天在西四的一个小房子里泡方便面吃，体重从190斤降到了150斤。”现在看来，这次出生入死的采访，与其说为了完成一部作品，不如说为了更好地抓取抗击非典片段，在记录事实中去还原人们面对灾难时的心态。在他心中，已把这样的大事件当作了一次行动来对待。所以，当面对心事重重的非典患者，访谈时心有余悸的普通市民时，他都不会为艺术而歪曲事实，而是力争在文学形态的真实中表现现场。《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结集出版后，非典带来的恐慌已烟消云散，似乎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次灾难曾经来过。但对亲历者何建明而言，他的书写既有着为纪念自己英勇经历的意味，更为还是为现场留下宝贵的资料。
众所周知，祭是对死者表示追悼的仪式。何建明的《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书稿写于非典，陆续在大报刊上刊载，之所以在十年后集结出版还有如此反响，主要原因是用心血铸就的文本中，无形地串起了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发展历史，是那么真实而又现实，既有着历史的味道，又有着文学的表现，不失的是一种叙事精神。这样的写作，不是单纯从生活层面去打动人，也不是通过文字救赎人类，而是要以自我的认知和人生处世哲学，来教会人们生活进行反思，从这些文字中去发现些什么，从这个社会读懂些什么，面对灾难，到底是要坐以待毙，还是亡羊补牢？现在想想，一场不期而至的非典，触动了北京城中每个人的神经，也让人明白了如何防护、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甚至城市管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的琢磨和研究，无不蕴含着对家国情怀、使命的认识和坚守。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经过了10多年的体系化建设，当国家再次面对汹汹而来的新冠疫情时，全国上下一盘棋，应对方面已表现得非常从容，尤其是中国力量和中国速度展现，更是表达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何建明不是大师，而是用心写作的文字打工者。他的精神世界里，更多表现出的不去迎合的勇气、文化自觉下的感受，和队这个社会的冷峻和爱。这样的情怀是平民视觉下的“国家叙事”表达，以小见大表现着中国社会真实发展进程的纹理，在鲜活中刻画出个体命运的日常，实现从空间关系道情感关系的转变，让人不断从审美维度中看到未来。者萦绕人心的希望，是“国家叙事”的书写目标，也是指引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
聚焦大事件、书写小人物，让每个人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息息相关，让作品中更多了史诗的味道，是何建明立足“国家叙事”的浪漫主义其关怀，很容易让读者内心产生共鸣、共情，从而超越现实主义的表象。总之，“国家叙事”使他的作品充满时代气息，并有着鲜明的社会特性，这其中蕴含着作家对国家发展的关注，缩影着时代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只有与时代同步伐，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文艺才能具有蓬勃的生命力，才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所以，何建明的作品中就多了时代精神的典型叙事特点，也没有所谓的传奇和噱头，完全体现了以人为本，基于批判和审视去进行的深入挖掘。比如，《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中，就对国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撤侨的做法，不仅是以由衷点赞，更多是要从中感受中古不断崛起的形象。时光往前推移，东方雄狮沉睡不醒，受尽了西方列强的剥削压榨，让新旧两个时代对比立见高下，从而在厚重的历史感中，写出了时代的体察下的“体验”。这种以独特视觉切入的写作形式，随着报告文学的发展在不断开放和延伸，既有力地提炼了主题，也让各种叙事整合重塑，扩充着文本的内容和手法。
三
报告文学的特殊属性，早已决定了它笔录历史的功能。表现在现实的书写中，“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确实，不一样的记录，展现出的无疑是历史往事、不同人生和时光变迁。何建明笔下所叙述的这些故事，不但用心写活了历史场景，延伸了历史轴线，也大幅提升着历史的信度。
在好多人眼中，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可以作为小说来读，因为它具备了语言快感、内容快感、结构快感、故事快感和真实的现场感。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作品中自然流露的是至情至性的“国家叙事”精神，他没有刻意去反映个体的疾苦，也没有单纯美化个体的形象，而是努力在精神的抵达中彰显国运大气象。这种纯粹批判或者歌颂的做法，都被他在结构和叙事上以另种形式体现。可以说，若是用美学来阐释“国家叙事”，应该与作家的自我定位相关，当过兵，从事过记者、编辑，后来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各种角色不断转换，他也在不同作品中融入着不同感受，视角变得全知多维立体。《天津大爆炸》中的生命意义探寻；《生命第一》中对人生的终极追问；《三牛风波》中的心灵独白等，都能发现彼此间在以不同的形式。实际上，何建明的作品让人感觉又很强视觉感，，画面天成中有着深远而又浓郁的意境，透着舒适的光感、质感和色调。通过这些年来的创作经验整理，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中的“国家叙事”体现，表象上是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使命，实际上是作家思想深处的认知，通过对社会热点、难点的反馈和映照，运用报告文学的艺术手法，以不同方式讲述好中国故事，让受众在文字的温度中，感受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建构着“国家叙事”的叹为观止、撼人心魄，也在织就着属于何建明独特的文学世界，这些都成了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依托。
从精神层面来看，何建明倾心坚守的“国家叙事”文体，不是一种简单的书写，而是一种精神深处的表达，贡献在于“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的实践和思考。这种多元化的现实体验，是以更为鲜活的经验，在讲述宏大精神下的现实写照。可以说，他的作品之所以广受欢迎，关键是能始终秉持初心，书写着时代的种种变化。《大桥》中，总工程师林鸣带领团队，克服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最终实现了国之重物——港珠澳大桥的的贯通。大桥建成，便被国内外意誉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透过这座神秘的大桥，关于它的前世今生便让人分外好奇，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意味和民生用途也得以凸显。习总书记也不由称赞：“（港珠澳大桥）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客观上看，这座连贯三地的大桥，在伶仃洋上书写了新时代的壮举；从深层次而言，这样有着厚重底蕴的书写，不只是写建造这座大桥中的诸多不为人知，而是要写出中国精神指引下的奇迹出现。何建民不辞辛苦，三赴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收集到岛上300多天不能离开、自行研制大如航母的沉管、打通不可思议的6.7公里海底隧道……，所有必须面对的困难，无疑都是创新、付出和奉献，才最终让这座蕴含着诸多称谓的“园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创造了建桥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没错，有水就有桥，有桥就有故事，备受世人关注的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更是在国家叙事语境的营造中，完成着民族自信的抒写。沿袭这座海上蜿蜒的长龙，探寻国家百年历程发展的密码，从崛起中彰显出不同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不同细节下的深入描述独特文学意境，也让人在全景式的展现中，体味到了不同的文字张力。何建明自己也说：“选用‘大桥’这个题目，包括两重含义，它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桥，又代表中国的民族精神，意味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走向富强。”
这些年来，何建明尝试着不同的创作方法，细致入微地讲述着中国故事，而不是盲目写所谓的热点、焦点问题，他结合自己对当下形势的研判，有针对性地去挖掘和采写，让人从中读出细节的温和、文学书写的朴素，以及审美中的真实。在《大桥》中，时代歌者何建明饱蘸激情，书写下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过程，为读者再现了这项“工程奇迹”背后的不为人所知。“谁又持鞭催马，惊断连云绮梦。”作家以大桥为着眼点，写火热的建设场景、写建设者的努力付出，从中感受诗意而又浪漫的家国情怀。以独特视角写大桥的价值和意义，是国家壮大的精神写照，是大国工匠唯美纯粹的爱国情怀，犹如纯澈的生命之花，在岁月深处盛放。何建明还按照个人情怀——团队力量——国家精神的写法，依照从小到大的逻辑关系，层次明显地写活了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世纪工程定格。桥，是基于国家意志的建设目标，是以国家视角进行的叙事选择，是以国家梦所承载起的个人梦。在这样的价值认同下，何建明没有一味地写悲壮辛苦，而是用生活、工作来反映工程的宏大、复杂及创新，并将这些理念悄无声息融入到时代精神中。
报告文学创作容不得虚构，作家必须用生命来书写。创作的真实、内心的真实、表现的真实，让何建明始终遵循事实，表达着对时代、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以说，真实是一种力量、一种揭露、一种礼赞，在文化的书写中把人类的生存及发展，有所取舍地加以记录。在《那山，那水》中，作家灵活运用哲学思维，深入浅出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执政理念，独到而又形象地完成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围绕真实场景，不断发掘和雕琢细节，实现心与眼的统一，最终以文学的笔法真实延展故事，着力表现书写下的真实。从安吉小山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延伸至格局宏大的生态文明建设，满满的幸福感后面，书写着一曲与新时代相契合的中国故事。一个不起眼的余村，成为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缩影，而作为时代追随者的何建民，始终用全局性的视域，在亲身体验中精彩书写山村变化的真实气象。这样的真实，营造稳健而有趣的叙事，详实还原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报告文学不是历史资料，但它具有着历史的功能，所以这样的书写，就自带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只要你全身心投入，真正用自己的脚踏着这片土地，一定会感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何建民既是这样说，也是这样的做的，他把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种种变化，都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来，在他看来，作家只有和时代同频共振，肩负起应有的责任，才能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去感受、去发现、去书写。
同样写山水，《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却有着不同的重要意义。面对各种矛盾冲撞、喜怒哀乐中的三峡移民，何建明通过史诗性的笔触，把一种平凡而又伟大的精神写得感人肺腑、酣畅淋漓，被誉为创作途中的又一次里程碑。当然，这些都源于他笔下所蕴含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让这部原本沉重的作品有了美学价值，也带给读者以更多的美学体验和互动感受。在2015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何建明谈自己的履职心得时说：“报告文学作家时激情、深沉、明锐的，也是明快、丰富、独特的，不会因社会有昏暗而失去希望，也不会看见辉煌而放弃忧患，练就精湛过硬的专业本领，心怀永无止境的艺术追求，为人民立言，为时代放歌。”
众所周知，报告文学是立足真实的非虚构写作，何建明作品中的“国家叙事”，之所以能从不同视觉，展示不同凡响下的精神内涵，引发思想深处的独立思考，因为这种文学题材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也在文字的书写中激活着情感。《大桥》中各种技术难题的攻克、西方国家技术封锁和对弈，并非现场采访后就能轻易实现的，这样的选题自然写的是国家力量的变化和发展。《浦东史诗》抓住纪念改革开放这一时代关节点，关注有象征意义的浦东发展变化，看似为浦东写传，实际上写着上海史诗和中国故事。《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山海报告》，通过书写区域性的疫情防控，用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谱写出“人民城市人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上海特色。现在看来，何建明的每一部作品在选题时都不是天马行空，而是一次又一次艰巨挑战的面对，颇具力道，别有一番气度。这种从个人独特体验出发，阐释自我对不同事物发展的理解，应该是作家选题的不同。他没有刻意去颠覆先前的传统的写作方式，而是在不断的创新中，用文字拷问历史（《南京大屠杀纪实》）、审视现实（《爆炸现场》）、探寻灵魂（《神秘的禁区》），追问心灵（《忠诚于背叛》）。可以说，这样的“国家叙事”，让作品在写作形式、内容和手法上变得可圈可点，尤其在书写实践和精神表达方面更是打动着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