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一部好小说，多部当代史
作家阿莹以20多年来在军工厂一线的生活体验，数年的工业企业管理经验，数千份军工档案的潜心阅读，大量中短篇小说、散文和剧本的写作积累，以及十五六稿的反复修改打磨，熔铸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长安》。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似乎是浑然天成的。因为作者讲述的既是一块鲜为人知的国之重器的诞生地，又是文学书写的处女地——军工生活，而且塑造出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组军工人群像。这足以让这部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以其独特的内涵占据一席之地。
纵观新中国文学史，长篇小说写作一直以乡村叙事为主导，书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屈指可数，有影响的仅有《子夜》《火车头》《铁水奔流》《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几部。即使是在全面提速工业化进程的改革开放以来，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也仅有《沉重的翅膀》《车间主任》等寥寥几部。在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迄今为止的获奖作品中，仅有《沉重的翅膀》一部涉及到工业题材。而在这些少之又少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中，军工题材的作品一直是空白。
当然，决定《长安》文学价值的，绝不仅仅是其题材，而是其多维度、立体化的历史叙事，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多部当代史，以及其所揭示出的历史逻辑的必然性。
一、多维透视中的历史叙事
《长安》以40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从1940年代的末到1970年代末，建于古都长安的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企业——长安机械厂30年的坎坷历史及其为共和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部小说，《长安》的历史叙事呈现出历史逻辑与文学逻辑的复杂交错和合理兼容，并以多维视角立体地、最大限度地抵近了历史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作为文学作品，《长安》透视历史的视角首先是对人的认识、剖析和表现。就本质而言，人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交汇点。因为历史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文学就是人学。所以研究和表现人的言行方式和精神内涵，是文学书写的使命，也是历史书写的使命。从笔者所知晓的这部小说的形成过程来看，阿莹不论是生活中的朋友圈，还是其深研的无数档案资料，或是写作中着墨最多的，都是他所熟悉的一群军工人。也正是这群他20多年的同事、可以一起说粗话的朋友和他最关注的一个社会群体，触动了他写作这部小说。也正是“人”的视角的一以贯之，让他塑造出了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个活灵活现的军工人群像，他写出的历史首先是一部30年来中国军工人的心灵史。
《长安》透视历史的第二个视角是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尽管在小说中没有专门展开对这一关系的讨论，但阿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贯穿始终。如何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不仅是军工行业存在合理与否的依据所在，也是这部小说的写作伦理所在。阿莹正是从这个维度的思考中提炼出小说的核心主题，也就是我们国家至今坚持的一种理念：只有准备战争，才能避免战争，才能实现和平。也正是从这个维度的叙事中，阿莹书写出了当代中国前30年的军工史。
《长安》透视历史最根本的一个视角，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对人、对军工行业、对共和国和中华民族历史进行观察与反思。阿莹自己作为军工人、作为一名管理干部，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思考和担当，几乎是一种本能和习惯，也是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根本动力和初衷。小说对每个具体的人、具体事件的叙述，背后都牵扯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兴衰起伏，国家的每一次潮起潮落都投射到了每一个人物的个人命运之中。正是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思考和担当，让阿莹将这部小说书写成了共和国前30年的国族史。
作为一部小说，《长安》写作的难度和复杂性，在于如何将这些多维度的视角统一在同一部小说的叙事之中，统一在合理的历史观和文学原则之中，而且还要做到浑然一体、相互推动。这或许是《长安》作为一部好小说的根本所在。
二、第一组军工人群像及其家国同构的心灵史
与阿莹的写作初衷一样，《长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人物。其人物塑造，除了具有作为中国文学画廊中第一组军工人形象的重大意义之外，还在于这组人物精神内涵的复杂性和艺术构成方式的独特性。
1.社会赋予角色的强大理性与人性深处的非理性构成的张力、冲突与分裂，构成《长安》人物内涵的复杂性与艺术构成的基本方式。
《长安》人物群像的社会角色都是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这一角色赋予《长安》人物的共同理性是：为国家创造安全保障，为人民创造和平生活。每一个长安人的理想、情感、前途、命运，乃至他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都围绕这一职责和使命展开。正是这一强大的理性塑造了长安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勇于奉献”的军工精神。而与这种强大的理性和伟大的军工精神构成张力、冲突与分裂等复杂关系的，则是每个人物人性深处和内心世界中的各种非理性因素，如私欲、私情、嫉妒、贪婪、爱的本能、向美的本能、向善的本能等等。这些正常人都有可能拥有的，却又因人而异的，来自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与其共同的理性之间形成不同组合，构成了姿态各异的长安人物的复杂内涵和丰富的艺术魅力。小说中军工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忽大年，从战场转战共和国第一代军工厂担任总指挥、厂长，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拆弹，顶着被批斗、被撤职的危险，忍受牺牲妻子和妹妹等各种痛苦，都要坚持上阵指挥为共和国制造尖端武器。但这样一个崇高的人物，却始终困扰于因难以启齿的原因逃婚而被遗弃的女人黑妞儿的纠缠中，困扰于对离散而又重聚，却因自己无力保护而自尽的妹妹小月的自责中，困扰于对忠心耿耿却被迫害致死的妻子靳子的愧疚中，正是这些来自亲情的、爱情的、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与其作为军工脊梁的社会角色的高度理性之间的冲突，让这位小说中的一号人物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担当有功绩、有弱点有缺憾的活生生的军工人形象。
2.以性格的特异化、极致化、传奇化原则，将一组人物 “羽化”，从而激活了整个小说的灵性。
在《长安》的人物形象中，最出彩的是一组被“羽化”了的人物，包括忽小月、小和尚满仓、技术员连福、黑妞儿，还有那位牺牲在中印边界的小姑娘毛豆豆。这组人物在同样富有军工精神的同时，被赋予了特异性的品质，具有了传奇色彩，从而使其获得了一种让人灵魂出窍般的“羽化”效果。忽小月热情奔放而又天真单纯的极致化，导致了她与污泥浊水的剧烈冲突，竟至自杀身亡；小和尚满仓的向善向美本性的极致化，使他因小月的自杀而再度出家，却在深山修行中仍然为“长安”祈祷；黑妞儿的朴实善良而只认死理的个性被极致化，使得她以传奇的方式，用自己半生的心血追讨她未能圆房的丈夫忽大年，最终为军工事业奋勇献身；被误认为日本特务的东北技术员连福，其才智出众的特殊禀赋与充满心计、私欲和发财梦的复杂内心被极致化，从而造就了他大起大落、颠沛流离的传奇命运；而天真烂漫又英勇无畏的小姑娘毛豆豆，在中印战场牺牲，像一只在战火中飞走的和平鸽，在忽大年和读者的心中留下了一声久久不能消失的鸽哨。
这组人物的书写，不仅成为小说的亮点和痛点，而且激活了整部小说的灵性，使这部执着于书写历史的小说散发出灵性的光芒。
3.与不同人物个性相吻合的心理描写，打开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和人性的深度。
在这部书写军工生产与生活的小说中，心理描写显然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特征。一般来说，军工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题材，小说中涉及了大量重大的历史事件，许多具有重要社会角色的人物，仅就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就足以构成完整的叙事框架。但作者着墨更多的却是心理描写，而且绝大部分叙事是靠心理描写推动的。譬如忽大年和黄老虎这对老战友、老同事、老对手，在对其经历的大是大非、权力更替、相互支持或猜忌等进行书写时，都是通过描写各自的心理变化来展开的。再譬如忽小月从赴苏学习被遣返，到与连福秘密押运军火，再到被造反派迫害，直至从高高的烟筒顶上飞身而下，一直是通过心理描写叙述出来的。而且这些心理描写与人物的个性特征完全吻合。作者只有完全深入到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之中，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心理描写。
在小说中，心理描写是人物的社会属性与人性本质的结合点。作者可以带领读者同时窥视人物的社会化程度和人性的深度。因此，《长安》中大量的心理描写无疑扩展了小说的视境与空间。当然，在《长安》中不是每个人物都用心理描写去刻画。譬如连福，恰恰是因为很少心理描写，才使这个人物的行为和性格显得格外的诡异，才更具特异性。
如果将《长安》中形形色色的几十号人物联结起来，宏观地看他们为锻造国之重器而付出的艰苦努力，以及伴随其间的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和命运，就会发现，《长安》中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的个人命运、家庭命运是与国家命运同构的。因而，《长安》首先是一部家国同构的心灵史。作为一部小说，《长安》将转瞬即逝于历史烟云的一个巨大的心灵世界，真实地记录下来了。
三、战争与和平语境中讲述的当代军工史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军工题材的长篇小说，《长安》无疑是共和国前30年一部活灵活现的军工史。从作为小说隐线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由于缺乏先进武器所遭遇的惨痛经历，到作为小说明线的金门炮战、对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长安机械厂的军工生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小说以军工厂为视点，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军工事业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历史过程。
如果说《长安》记录了共和国前30年的军工史，那么，在《长安》之前，阿莹的话剧《秦岭深处》（后改名为《红箭》）则讲述了共和国改革开放前半期的军工史。如果将这两部不同文体的作品拉通来看，阿莹对共和国军工史的叙述，至少可以延续50年，是历经三代人的奋斗史。当然，无论是作为小说，还是作为话剧，我们不能要求作者讲述共和国军工史的全部过程。作为文艺作品，其历史叙事自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不能追求大而全的历史真实，但它能够抵达比历史教科书更高的真实，那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叙事所要实现的目标。
在《长安》中，阿莹没有像在话剧《秦岭深处》中那样，通过男女主角的对白直接去讲出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和整个作品的主题，而是通过一个个故事、一场场战争演绎了军工史的必然逻辑，并以点睛之笔，象征性地升华出小说的主题。
从《秦岭深处》到《长安》，阿莹始终是在“战争与和平”的语境中揭示共和国军工史的必然逻辑，并最终升华为“渴望和平、呼唤和平”的主题。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并无穷兵黩武的侵略史，追求和平富足的幸福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以贯之的传统，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次侵略和蹂躏，及至今日，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却仍然被他国虎视眈眈，那么中华民族所渴望的和平富足的幸福生活如何才能实现？《长安》的回答是，只有武装自己，准备战争，才能制止战争，实现和平。这便是中国军工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历史事实一次次证实了这一逻辑。小说也用时隐时现的另一条线，即抗美援朝中忽大年曾经所在的170师全军覆没的历史事实，反证了这一逻辑。
正是在这一历史逻辑的叙事中，阿莹在小说结尾处，将这部军工题材小说的主题，升华到了渴望和平、呼唤和平的高度：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到那枚勋章应该像一只小白鸽，洁白透亮，柔和优雅，飞翔的姿态又是那么潇洒。
哎哟，那对小白鸽怎么落到眼前了……小家伙这一次，离得这么近，浑身的羽毛如同白绸，没有一丝杂乱，也没有一点尘埃，簇拥着毛绒绒的小脑袋，也簇拥着眼眶上一圈鲜嫩嫩的红线……
四、以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原则书写的当代国族史
如果以摄影镜头观之，小说《长安》的近景是一部由共和国第一代军工人群像构成的家国同构的心灵史，中景是一部在战争与和平语境中书写的共和国前30年的军工史，远景则是一部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族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当今文艺界大量出现的历史题材的小说、舞台剧、影视剧相比，《长安》无论是历史观，还是文学观、文学叙事，都坚持了严肃、守正的立场。《长安》没有以新历史主义的史观去建构历史、虚构历史，更没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去解构历史、戏说历史，而是以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与叙事策略，尽最大可能地去尊重历史的真实，去趋近历史的真实，从而以文学的方式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部小说，《长安》从人物塑造到故事讲述，都严格遵循了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实现了从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典型化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了作者直面并客观反映历史真实的唯物史观。
在小说所呈现的真实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背后，是共和国前30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几乎涵盖了与军工相关的所有重大历史节点，而且每个历史事件都牵动了长安机械厂这个具体的军工企业和这组具体的军工人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长安》不仅以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原则讲述了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事件及其投射到军工企业和军工人身上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且进一步揭示了我们这个新兴的共和国走向改革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之必然性。《长安》尽管没有展开对改革开放的具体讨论，但小说结尾处对“计划”与现实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的反思，以及忽大年从秦岭的靶场返回城里的工厂后，前途命运的未知，已经客观呈现出了改革开放的必然逻辑。与当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略有不同的，只是此时的忽大年是一位在任的“乔厂长”。同时，《长安》在战争与和平语境中对军工企业和军工人命运的书写，对整个小说“渴望和平、呼唤和平”主题的提炼，最终都揭示了中华民族走“和平崛起”之路的必然逻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长安》可以说是以唯物史观和现实主义原则书写的一部当代国族史。
《长安》是一部小说，但它蕴含了多部当代史。与历史书写不同的是，文学书写不仅富有鲜活而丰满的情感，而且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一种更加本质的真实，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