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在额头上》：两个人的战争或者反抗的海参
面对白琳的中篇小说《玫瑰在额头上》（载《收获》杂志2021年第5期），我首先产生的，竟然是一种亲切的感觉。具体说来，感到亲切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作者白琳，我不仅认识，而且也还是文学方面彼此心性颇为投合的一位小朋友。其二，小说故事所伪托的那所师范大学，以及那个伪托地，也都会令我感到莫名亲切。
故事发生在一所并非省城所在地的师范大学，这所师范大学的所在地在小说中被命名为“晋城”。事实上，“晋城”虽然实有其名，是山西的一个地级市，但这个城市却并没有一所师范大学。山西师范大学的所在地，是另外一个叫作临汾的城市。一方面，我清楚地知道，白琳所做出的这些伪托努力，全都是小说家所谓有虚有实的障眼法，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山西师范大学乃是我自己母校的缘故，所以，明明知道是伪托，明明知道白琳笔下的故事更多出于作家的一种想象虚构，但在先后两次的认真阅读过程中，内心里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却还是无以自控地禁不住油然而生。
或许与作家自己身为女性有关，白琳这部中篇小说的引人注目处，首先在于对女性心理那样一种足称酣畅淋漓的通透把握与书写。更进一步说，这种把握和书写，乃是通过小说中两位女性之间一场看不到硝烟的战争而充分凸显出来的。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只有在读了白琳的小说之后，我才认识到，却原来，两个女人也可以演出一场精彩的戏。
这两位精彩出戏的女性，不仅生活在同一个大学校园里的邻居，而且也还是图书馆的同事，其中一位，是年长一些的周太太，另一位，则是比她年幼一些的聂倩。虽然早在两年前就已经成为邻居，但严格说来，她们俩之间的战争，是从聂倩也进入图书馆工作，二人发生实际的交集之后，才真正开始的。
原本在留学生处工作的聂倩，是因为一场桃色事件而调入图书馆工作的：“周太太此前知道聂倩卷入一场不大不小的桃色绯闻，却没想到她来了图书馆。”虽然周太太私心以为那一场绯闻会对聂倩形成一定的精神打击，没想到，自打进入图书馆工作起始就在她面前晃来晃去的聂倩，所表现出的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仅若无其事，反而还显出了几分趾高气扬的神态：“来图书馆工作没几天的聂倩就换了打扮，牛仔裤老爹鞋，硬生生又穿年轻了几岁。她不咯噔咯噔走路，周太太却觉得这清汤寡水的样子，也莫名地叫人要与她多纠缠两眼。”毫无疑问，白琳这里所描写的，正是周太太眼中的聂倩。仅只是“纠缠”一词的创造性使用，就足以传达出周太太内心深处实在心有不甘的某种醋意。尤其是，因为聂倩的到来，古籍修复室原本不怎么来上班的大王小王两位男士，竟然肉眼可见地大频率地出现，更是令周太太的心态大为失衡：“周太太不忿——不也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么，有什么傲的？”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心态失衡的缘故，周太太才会时不时地对聂倩语含讥讽。然而，令她倍加失落的一点是，面对来自于自己各种挑衅言行，聂倩表现出的，竟然是无意应对的淡然与不屑：“如同被刺了一下，聂倩眼睛忽然一跳，从下眼眶跃上眉底，直视周太太，目光里多了几分不常有的不耐。”以至于，如此这般三番五次下来，一种必然的结果就是，“她（指周太太）说着话的时候总有意无意往里探看，聂倩觉得自己像一本淫书，周太太想看却不敢正大光明地翻，总要偷偷窥视两眼。”仅只是如同“窥视”“淫书”这样的比喻，就已经活生生地写出了周太太在面对年轻且充满活力的聂倩时一种虽然满怀嫉恨，但却又实在无可奈何的不平衡心理状态。
尽管说周太太和聂倩这两位女性之间的战争在此前已经称得上是“如火如荼”，但周太太唯一的儿子达利从德国的意外归来，却如火浇油似的使得这场战争更是趋于白热化的程度。
具体来说，她们之间战争的白热化，集中通过以下三个细节而充分显示出来。
首先，达利以感谢聂倩为名的一次约饭，首先对周太太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你知不知道她名声不好？她原本不想这么说，这让她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知识分子，至少她不能在儿子面前不是。”没想到，达利根本就没有把她的话当回事：“达利没有说话。但是他转过身，让他看了一个故意的明确的充满讽刺的微笑，然后他关上了卧室的门。”
其次，是达利和聂倩在朋友的婚礼上不仅不期而遇，而且还一起相跟着回家。在楼梯口道别的时候，达利忽然问聂倩，我可以拥抱你么？聂倩回答说，可以。然后两个人便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没想到，大概是因为他们讲话的声音传到了屋里，所以，周太太就打开了铁门：“楼道里恢复了光明，白炽灯衬得周太太脸色铁青，但是聂倩懒得答疑，她朝她笑笑，把他们都关在了门外。”从此，“她不避讳她对她的研究、探索和防御。聂倩知道她重复对自己说着没有音量的台词：不许勾引达利。”
再次，是借用聂倩的汽车前往殡仪馆参加了朋友的葬礼后，无论如何都不想回家的达利，一头扎到了聂倩独居的家里，睡了一大觉。期间，虽然周太太不仅曾经数次按响门铃，而且到后来还大捶其门，但达利却要求聂倩千万不要开门。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近乎于本能的动作，充分暴露出了达利内心里对周太太的厌恶与惧怕：“达利身上的肌肉迅速蜷缩，像是不小心被外界震慑的爬虫，浑身缩成硬邦邦的一团。”至于室外早已愤怒至极的周太太的情形，则“像是一棵弯腰的老树，头夹在两臂之间，松鼠从她的左肩跳到右肩，颤抖的鸟栖息在她的腋下，飞行的门随时都会把她的腿撞断。她看上去那么可怜。”
由以上细节可见，从德国意外回来的达利，其实有意无意地成为了周太太和聂倩这两位女性之间无声战争的一种筹码。
借助于周太太和聂倩她们之间两个人的战争，白琳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了周太太和达利母子两代人生失败者的形象。首先，是周太太。约略计来，打小就心性甚高的周太太的人生受挫，先后有这么几次。其一，是那个和自己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男人：“如果说第一次性关系决定了这个人的重要性，那么，周先生就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她得承认那个不能忘却的男人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就是这么一位在周太太的生命中打下极深烙印的男人，等到自己发达后，却竟然连达利上高中的事情都不肯施与援手。
其二，是自己曾经的“闺蜜”王玉静。求学期间，“她学习一直很好，王玉静长得漂亮。这两种风格拥有自然的平衡。”虽然后来的遇上周先生，让曾经一度因貌丑而备受打击的周太太，自以为扳回了一局，没承想，等到怀着达利且预产期快到的周太太见到王玉静的时候，获得的却是王玉静已经调入电视台工作的消息。这样一来，周太太自然又会备受打击：“去做什么呢？周太太觉得自己喉咙坚硬，和多年以后患了甲状腺增生一样，吞口唾沫都觉得难。”“周太太动了胎气，九月九号，达利就是那天生的。”
其三，则是丈夫周先生对于自己的毫不在意。那一次，周先生骑着自行车带她上坡。由于她使小性子不肯下车，周先生竟然不管不顾地自行从自行车上下来，致使她腿部受伤。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她知道了自己要嫁给一个不会为自己感到心疼的男人。”以上几个方面，再加上与聂倩战争中的屡屡受挫，以及儿子达利人生的同样失败（这一点容稍后详述），周太太的人生，便只能是一种充满痛苦的失败人生。
然后，是被周太太寄予了厚望的儿子达利（这一很容易就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西班牙著名画家的命名，其实带有突出的反讽色彩）。依照白琳的描写，少年时的达利，似乎还是很有一些天赋的：“达利小时候，周太太经常带他到池塘边玩。达利就喜欢盯着水面看，他视力极好，经常看得到周太太看不见的细微之处。四五岁的达利不但爱看，也爱提问，周太太觉得他智力是高于一般人的。”一方面，由于认定达利有天赋，另一方面，更由于自己人生处于失败状态的周太太，总是希望能够以达利的成功来弥补自身的失败，所以，周太太便对达利充满了期待，寄予了厚望。
事与愿违的是，或许正因为周太太打小就对达利施与重压、实施“绑架”的缘故，从周太太托关系把他“强制”送进师大附中重点班的时候起，达利就“开始了垫底的人生。”唯其因为成绩不理想，考上大学无望，周太太才被迫想方设法送他去德国“留学”。为此，周太太甚至“连换新房的机会也放弃了”。但即使如此，达利到最后也无法避免自己的失败人生，最终还是万般无奈地选择了从德国撤离，自行回国。
每当达利不由自主地表达孤独感的时候，周太太的回应都会是“谁不孤独呢？”：“达利每一次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都加深了内在的无助。从小到大，所有他不能够做到的事，她总是逼迫他去做。他满足了她的要求，按照她的意见来，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次都没有，反而失败来得迅速又凶猛。”依照懦弱者达利的无奈自述，他自己那一无是处的失败人生，到最后，竟然发展到了连自裁的勇气都丧失的地步。
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人生处处充满着失败，所以，达利才会对聂倩“那里好还是这里好”的询问做出如此一种沮丧回答：“不知道。他说。居住的权力、生活的权力和不被剥夺本性的权力，我在哪里都没得到。”
从根本上说，只有洞察了达利在母亲周太太强势控制下（请一定注意这样的描写语句：“她拥有了巨大的力量，把达利从地上拎起来，像一只雌鸟把雏鸟叼回鸟巢。”很多时候，周太太的这种强势控制，甚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笔下的那位曹七巧）人生的彻底失败，我们也才能够理解达利和聂倩他们俩关于海参的那种谈论。
在达利的理解中，海参是一种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令人感到恶心的生物。也因此，海参常常会成为隐鱼的寄宿对象，那些鱼不仅钻进海参的身体，而且还会吃掉它的各种内脏。万般无奈之下，柔弱的海参也只好反抗：“它们在肛门的地方长出一些钙质凸起物，你可以简单地把它们想象成牙齿。它们很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那种舱门。”质言之，这些足够柔弱的海参，其实是在以一种自残的方式来企图自卫。很大程度上，达利的借助于聂倩（聂倩曾经说：“我是达利的一个工具）以对抗母亲周太太，极类似于海参的这种反抗方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达利才会一力认定：“自己的失败一直都是同一种源自温柔的软弱。他觉得没有比海参更像自己的生物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失败者达利自比为“反抗的海参”的这种自我认识，还是非常清醒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