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新探索与中国形象的再言说——读王华《大娄山》
对于现实，尤其是正在发生着的当下之现实的观照，始终是这位来自贵州的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写作初心。无论是带有作家自身农村生活影子的处女作《村小》，还是看到水泥厂对环境的污染而开始构思的《雪豆》，抑或这部聚焦脱贫攻坚——这一时代最为重大的主题之一——的《大娄山》，王华始终将目光投向农村，将触角深入现实。《大娄山》就讲述土平县县长姜国良在完成本县脱贫任务后，受委派来到邻县娄山县担任县长，带领全县人民冲刺最后脱贫决胜阶段的故事。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是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脱贫攻坚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对于这场党和国家开展于广袤农村地区伟大实践的文学化表达，既有必要更有难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既是王华的写作策略，更是其写作观念、意识，这同时既是继承“十七年”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精神，也结合新时代、新现实有所突破、发展。当然，如此将共同体意识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从现实出发，彰显新时代中国精神、中国青年，对于塑造新时代的中国形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写实”的艺术，现实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的根须深扎于社会生活和人民心灵的土壤。《大娄山》聚焦的脱贫攻坚，正是当下至关重要的社会生活内涵之一，更关涉着人民切身的幸福生活。站在一定的历史和现实高度表现脱贫攻坚，《大娄山》在继承《山乡巨变》《三里湾》《创业史》等作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之上，不仅结合浪漫主义手法，熔铸理想特质，更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吸取养分，灌注抒情因子。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呈现在《大娄山》中，即以情感为桥梁弥合“二元对立”，使作品呈现出包容、温良的情感倾向。
在少数民族题材或者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干部与群众似乎天然分处“对立”阵营，而两者之间隔阂的凸显继而消弭又几乎成为作品情节推进的主线。但在《大娄山》中，一开始就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对立性”预设。尽管也会表现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比如尽管山体已因开矿几乎被掏空，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月亮山的苗族同胞依旧不愿离开世代居住的山村，扶贫干部想尽办法也无法取得村民们的信任，即使是月亮山出身的大歹主任，一谈到搬迁的问题也不受村民待见。月亮山村的问题，不仅是搬迁工作进展不顺利，村民们一系列不爱干净的生活习惯也使对口帮扶的干部们很头疼。看似无法消除的对立，在北京来的下沉干部王秀林到来后，得到了缓解甚至解决。诀窍无他，唯以心换心、以情动情。针对村民们不愿穿鞋和公共卫生的问题，王秀林并非一味说教，既以身作则，更深入月亮山民的生活，理解苗族人的民族文化。体会到这是一个具有博大胸襟，讲求人道主义和天人合一的民族。“迷拉”（巫师）不愿带领村人离开世代生存的月亮村，是离不开那一片山林，那一片与他们相依相伴、相亲相融的山林。当老苗王带着族人逃到这里落地生根之时，他们与这座山就已融为一体，他们的脚深扎于这片土地。王秀林与山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甚至在山洪到来之时为了挽救村民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王秀林的努力下，月亮山的村民们在“迷拉”的带领下搬到了安全、干净的移民新村。负责搬迁的干部们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月亮山民，为他们建立了独属于苗族同胞的社区，尊重他们的民族文化和信仰。王秀林去世后，“迷拉”和丙妹将他葬礼上的挽联带走葬在了月亮山那片林子里，在上面也栽了一棵树。月亮山民虽然搬走了，但谁需要一棵消灾树，依然会回到这里，这片树林依旧守护着族人。还有松林村的“聪明人”刘半坡，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占国家的便宜，后也被扶贫干部的深情感化等等。
情感的共通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基石，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伴相生、共同繁荣的关系；群众与干部之间也非水火不相容，而是鱼水共欢的关系。中国人包容的民族特质，与温良的民族性格，使这种所谓“对立”二元之间的情感共通成为可能，进而成为隔阂消弭的桥梁。心理受到创伤不愿开口说话的丙妹，在王秀林去世后开口吟唱出美妙动听的歌曲 ；异地搬迁的山民一时无法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在驻村干部的引导下投入到丰富的歌唱比赛活动中去 ；小说的最后，娄山县要举办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丙妹的一首即兴现编的山歌既唱出了小说的内容，也表达了群众、干部、国家之间的爱。正如《毛诗序》所言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大娄山》书写现实，以情为核心要素，现实主义与抒情传统的碰撞，言说着新时代克难、包容、有情的中国形象。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是现实主义尤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目标。《大娄山》塑造了一批当代新人：不同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他们是具有知识的一代新青年 ；不同于《人生》中的高加林，他们的返乡不是“人穷则返本”式的被动“后退”，而是脱贫攻坚的主动承担。《大娄山》中承担脱贫攻坚重任的基层干部，基本以中青年为主，尤其是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构成了这一基层干部的主力。进城后再返乡并扎根农村，彰显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北京下沉来娄山县的干部王秀林，也是延安农村出身，他主动申请到娄山县扶贫工作最难做、最贫困的地区工作。还有娄山县飞出去的金凤凰娄娄，原本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县里的公务员，但主动申请到故乡碧痕村做第一书记。大学专攻平面设计的她在自家开办了“苗绣工艺厂”，将村里体弱多病和有残疾的妇女组织起来加工民族传统服饰，又在网上开了店铺销售相关产品。还能干体力活的村民，娄娄组织他们种植中草药改善经济状况。村民张美凤的儿子出去打工后失踪，娄娄尽心尽力帮忙寻找。就是这样一位深受当地百姓信任的好干部，却在去县里开会回来的路上，连人带车翻入了深深的山谷，以身殉职。接替娄娄做碧痕村第一书记的龙莉莉，“收腰小西装，阔腿裤，增高鞋，外加上一头‘银河落九天’的长发”，使其显得很仙，与印象中的村干部形象大相径庭。新时代的基层青年干部，既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时尚追求，更有一心为民踏实工作的干劲，二者并不冲突。尽管在一开始的工作中因为不了解闹过笑话，但龙莉莉正是当下众多青年干部的缩影，在跌跌撞撞中不断完善自己，不停下扶贫攻坚的脚步。周皓宇是这批年轻人中较为特殊的一位，他不是娄山县人且家境优越，跟随父母常年生活在国外。一次偶然于娄娄开办的网店购买民族服饰，在随后的交谈中，他对娄娄，对娄娄所扎根的娄山县，对苗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到国内后来到娄山县寻找娄娄，在此过程中，周皓宇的内心世界逐渐发生变化。这个原本人生轨迹与国家级贫困县娄山县没有任何交集的青年，不跟父母商量就申请“三支一扶”来到了贵州，并最终将自己的生命也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碧痕在外务工的男人，是一百六十多人，女人，也是一百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偏远地方较多。听说周皓宇死了，他们就从全国各地赶了回来，男人女人都赶了回来。”这或许就是对一位村干部最高的褒奖了吧！还有因在脱贫数据上作假被撤职的副县长陈晓波，后因在事故中搭救同事去世 ；花河镇镇长李春光，因劳累猝死在工作岗位上，其妻子彭语捐出他的赔偿款给村民修路，自己也追随丈夫的脚步投入到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事业中来 ；娄山县县长姜国良，一心扑在扶贫工作中，母亲病重不能尽孝，母亲去世也无法送她“上山”，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坚定的信仰和责任感支撑着他不断克难奋进，科技扶贫的理念支撑着他授百姓以“渔”等等。
这样一群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们，用自身的行动践行着新时代英雄的定义。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十七年”时期理想化英雄的身影，也可窥见上世纪八十年代英雄的人性光辉，更呈现出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们的时代精神和党性信念，为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做了最生动、最有力的注脚。新时代呼唤着文学，文学无愧于新时代。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王华的创作并不以强调少数民族的独特性为准则，而更关注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积极吸收中国文学传统的养分。小说开篇即采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尤其说唱文学惯用的“楔子”，铺垫娄山县开展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 ：政府大刀阔斧地肃清了脱贫的大环境，打掉横行该县十多年的犯罪团伙和保护伞。坐拥“中国金山”之称的大娄山下，却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楔子”既交代清楚了党和国家帮扶的决心，也体现了娄山县脱贫的艰难原因之复杂。此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大娄山》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结构自觉承接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大娄山》的整个故事线是娄山县脱贫攻坚的最后冲刺，人物尤其各级基层领导干部出场颇多，但小说一点也不显得混乱。重要原因就在于小说的结构吸取古典章回小说的特点，将全篇分为二十六个章节，每个章节交替讲述月亮村搬迁，碧痕村综合提升，花河镇、马鞭沟镇对口帮扶，娄山县统筹兼顾等的故事，架构起了一个村、镇、县全覆盖的基层脱贫攻坚体系。这一体系在思想内涵上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月亮村的集体搬迁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实现共融互通 ；碧痕村的综合提升展现物质脱贫之上还有精神文明脱贫 ；花河镇、马鞭沟镇的对口帮扶展现和谐、互助的新型共同体干群关系 ；娄山县的统筹兼顾倡导科技扶贫，生动彰显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现代演绎等。每个章节相互独立，分开观照即为不同村镇因现实境况进行针对性的扶贫实践；合在一起考察，即构成了整个娄山县脱贫攻坚的生动样貌。另一方面，众多的社会主义新人们也按照这样的结构被置放于不同的脱贫攻坚岗位：月亮村的大歹主任、村支书雷鸣、下沉干部王秀林；碧痕村的第一书记娄娄、龙莉莉、“三支一扶”干部周皓宇、火炮妹；原马鞭沟镇副镇长现城关镇金山社区副主任周以昭、花河镇镇长李春光、花河镇党委书记吴中顺 ；娄山县县长姜国良、副县长陈晓波等等。这样的结构在显性层面与中国基层组织结构相吻合，使得脱贫故事地展开落到实处，从上到下多层级联动开展，人物形象也因之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在隐性层面，折射的是中国独特的民族魂和团结、开放、信念坚定的时代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