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现实类型的创作——评路内《雾行者》
摘 要
《雾行者》是一部难以被简单归类的“现实新类型”的创作，作者希望自己的写作不是对时代的简单再现，而是充满悖反和喧哗，具有一种超越感。这使得这部作品在阅读时既令人具有历史熟悉感和时代共鸣性，又涌动着某种陌生感和异质性。《雾行者》是“现实主义”的，但似乎失去了社会历史透视焦点，更接近流浪汉小说；具有明确的年代更迭，却丧失了“时间”和发展；涉及了众多城市，却废除了空间特征；追求对时代的写真，却营造出迷雾一样的科幻感。
关键词
《雾行者》；路内 ；现实主义；现代性
“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事实上，一级公路的宽度仅是双向四车道，与山脉河川不可同日而语。”这是路内在小说《雾行者》中借主人公端木云之口所说的一段话。的确，《雾行者》对当代中国时代变迁的反映非常庞杂广阔，故事的空间和时间跨度很大，有“山脉河川”的气象。小说讲述世纪之交——主要是1998年至2008年十年间，位于江浙沪三地交界处的“铁井镇”的台资工厂美仙瓷砖厂几个仓管员的故事，以其中两个主要人物周劭和端木云为主线贯穿起整部小说，展示了不同于常规生活的仓管员各地辗转的经历，以及非常富有代表性的世纪末小镇开发区的浮世绘。在时代画卷的徐徐铺展中，梅贞、林杰、鲁晓麦、杨雄等一系列小说次级角色也纷纷加入整个故事中来，交错的叙事时间、人物命运沉浮和世事更迭，一起形成了浩如烟海之感。小说虽然描述了世纪之交的时代变迁，有我们所熟悉的写实文学的基本元素和面貌，然而路内的写作似乎要特意避开常规性地反映时代的文学视野，以及常见的现实主义手法，追求的“方法有点复杂”。《雾行者》对诸多人物行迹进行非线性叙述，虽然重要的年份时间旗帜鲜明标注在各个章节题目里，但它们都被切割重组如同在社会和历史中漫游，小说中曾提到多条道路拼接连贯而成的318公路，整部小说也“就像时间的拼接术、人生的拼接术”。同时，由于仓管员不断更换工作地点的制度安排，小说所涉及的空间随着人物的漫游多达二十多个省市地区，遍及大江南北，结尾还出现了喜马拉雅山脉……在这些时空中，开发区、合资工厂、黑网吧、打工仔、1998年的大洪水、保健品热潮、国企改革、千禧年、“9·11”“非典”，以及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众多历史性事件和时代事物不断在小说中涌现，它们之间未必具有叙事逻辑，只是嘈嘈杂杂构成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和质感。在这些繁杂的编织中，小说的叙事又可划分为现实描写、人物回忆、梦境以及小说里时不时嵌入的文学书写，现实和回忆是“实”，梦境和小说为“虚”，几种叙事空间混杂。此外，作家还让小说出场的人物皆喋喋不休，向旁人倾诉，且人物有“出位之思”，语言往往有着与（我们惯常认为的）身份不符的“文青气质”。这些都造就了小说独特的气质，如果说“一级公路”的小说视角，具有某种叙事的贯通性和意义的单一性，路内所要的“山脉河川”则具有纵横交错，难以简单描述的开阔气象。更重要的是，以上种种方法和特征使《雾行者》成为一部既容易被贴标签又难以被归类的创作。路内自己发明了一个概念叫“总体修辞术”，如果伟大的小说所反映的历史现实具有某种总体性，路内希望小说也是一种总体修辞术，或能介入进去，而不是被结构、语言、意义等等范式限定。他既要体现出作家的当代性和在场，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写作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充满悖反和喧哗。这使得《雾行者》在阅读上具有历史熟悉感和时代共鸣性，但其中又涌动着某种重要的陌生感和异质性——《雾行者》是“现实主义”的，但似乎失去了社会历史透视焦点；具有明确的年代更迭，却丧失了“时间”和发展；涉及了众多城市，却废除了空间特征；追求对时代的写真，却营造出迷雾一样的科幻感。或可以说，《雾行者》是一种“现实新类型”的创作。
一 流动的时代
任何时代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宽泛地说写实文学总免不了对社会撰录见闻，不少时候作家还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不过，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全貌的获得并不靠事无巨细的“全”，而是用某种方法把握到人与社会、人生与历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具体的人生和个体放在历史序列和社会框架的经纬度上，由此获得对世界的一种透视图景和理解。如今，这种捕捉“现实”的能力和特征在文学中越来越难以寻得，其重要原因之一不是文学行当的技艺在退化，而是世界进入流动时代后导致类似的透视法越来越难以获得和有效。《雾行者》最大的异质性之一便体现在采用或摹仿了与时代对应的叙述。《雾行者》有展示世纪之交“全貌”的视野和体量，时代场景不可谓不全，然而却只是具有迷惑性的“现实主义”描写外表，不断转换的事件和空间并没有被安排组织到某种有序的（结构性）图景中，而是始终为无序的散乱状态。小说频繁地把大部头章节的叙述人交给那些永远在路上、没有目标也无归途、具有当代的漫游者、穷人、匪徒、骗子等身份的主人公，这使小说在形式和内核上更接近流浪汉小说。不过这里仍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小说人物的确不断在流动，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流动者，亦非穿梭于稳定的时空中。使人难以将《雾行者》定位为流浪汉小说的重要原因是，不是小说主人公们、不是一部分人，而是整个世界进入“流动的时代”。路内在访谈中谈到，对经历1990年代的一代人来说，“中国的最强事件不再是革命和战争，而是改开。改开作为文学题材其实很抽象，具体来谈，人口流动是其中最具有写作意义的现象，它是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观念和行为的变化。”正是对“流动”的关注和理解带来了文学的变形，构成了路内文学思考的一个基点。
人口流动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转型的重要特征之一。自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转型，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百余年间，中国先后历经了近代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乡村工业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沿海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社会转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进城”甚至可以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贯穿性主题。“进城”不但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伦理-美学层面的问题。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生历史性跃进，却很难再常规性简单地纳入“进城”主题和观察范畴。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迅速扩张，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沿海地区城市以及乡镇经济的蓬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引爆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大幅扩增和国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流动人口总数在2000年前后达1.43亿，到 2010年前后，中国总迁移人口已达26139万人，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2亿人。启动于世纪末的这次人口大流动，构成了时代社会最重要的本质，而不是某一特征和现象。这种大流动是中国全面纳入全球生产体系的结果和直接表现，其早期也恰好是互联网产业和数字化社会诞生的前夜，社会管理尚未“网格化”“大数据化”，如今看起来流动无比混乱无序的《雾行者》中最重要的地点“铁井镇”便是这段历史的缩影。《雾行者》把汇聚在“铁井镇”的外地打工仔的罕见场景描述比拟为“像某种大批迁徙的食草动物。事实上，有一万人走掉，便会有一万人来填补空白，事实上他们也并不是安静的食草动物”。
周劭、端木云、林杰这些主人公虽然也流浪于其他城市，做过其他营生，但可以说，所有的故事都源于、连接和转折自江浙沪交界的“铁井镇”。根据铁井镇上美仙瓷砖厂的指令，这些人物作为外仓仓管员，游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不管在K市、H市还是重庆、北京，外仓仓管员们每六个月便更换城市，然后通过一台传真机向总部汇报。虽然1990年代社会还没有完全数字化信息化，但是美仙瓷砖厂的全球管理系统已经体现出某种突破了福柯“全景监狱”概念的特征（在全景敞视理论中，监视必须要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监狱中的囚犯被相互分隔），而是显现出即将进入波斯特所谓“超级全景监狱”的时代苗头（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可以把社会场当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社会主体的构建）。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仓管员们被资本调遣/放逐，不知道也无从得知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能让他们称之为“最终归宿”的地方永远遥不可及。他们都永远摆脱不了居住地的短暂性、临时性和不确定性。
路内本人曾经做过仓管员，小说描写当然有现实依据，但以仓管员的生活来贯穿时代故事却具有隐喻性。在流动的时代，到处存在不稳定性，社会学家鲍曼认为不可靠性、不稳定性和敏感性是现在生活状况最为充分伸展的（也是被最痛苦感觉到）的特征。实际上，“流动性”以及与此并行的“风险社会”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众多理论家所频频指出的“不稳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及“风险社会”……所有这些概念都是试图抓住和阐释目前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即对（地位、权利和生计的）不可靠性、（对于他们的持续性和未来的稳定性而言的）不确定性和（人们的身体、自我以及它们的延伸：财产、邻里关系和共同体）不安全性的联合体验。正因为如此，《雾行者》让流动及其叙述呈现出没有方向、没有归途，也无休无止的感觉，犹如这些仓管员踟蹰在大雾中。
二 消失的时间
世纪之交最初发端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实践，随后深刻改变了人们对空间和时间的感受。“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这种世界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一方面体现为“时空压缩”，中国非常特殊地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历程，往往一个阶段尚未结束，又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另一方面，这种崩溃也可以表现为空间的高度同质化，而空间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将稀释或麻木人对时间的感知。《雾行者》中的人们，无论是“周劭”和“端木云”这样的主人公，还是偶然出现的货车司机，无一例外常常有时间停顿和循环之感：“有时他会产生错觉，此生经历过的地方十分相似，时间仿佛不起作用了，仅仅是一个通道”。“走了很远的路，却像是没有经历过任何路程，只有一天一天时间的计算”。
在这样缺少标记的漂泊中，人感受时间的尺度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仓管员，他们的时间感失去了自然律动，而是被重新刻度化，由公司所塑造，周劭说：“我损失了时间，时间不是一分一秒流逝，而是以半年为一个单位打包销毁。”然而，不光是仓管员，作为资本全球化的缩影——铁井镇上，或者说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此：“虽然生活看上去像是一块板结的土，比如在铁井镇你可以忽略时间流逝，每一天都近似，每个月的工资都一样，每个人的脸看上去不会有变化，但这种生活稍加用力也就变成碎片了。”其实时间的律变可能很早就显出端倪了，《雾行者》中有一位文学青年创作了一部小说《巨猿》（2018年路内以此作参加了“匿名作家计划”），追忆了坐落于封闭山区的国企钢厂历史：那应该是1992年左右，还没有进入下岗时代，封闭山区的时间是一个同样封闭的循环，劳动，休息，白天，黑夜，这样的节拍。从封闭山区到铁井镇，时间都是循环，世界似乎没有例外之地了。
对资本而言，时间有着不同的意义。戴维·哈维指出，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接系列。“时间尺度”既是新发现的创造性的一种标志，又是把知识运用于财富和权力时的一种动因与催化剂。对于确定了物质实践，各种形式、以及金钱、时间或空间之意义的人们，也就是资本方而言，也确定了社会游戏的某些基本原则。
《雾行者》所营造的一种世界氛围，以及不断借人物之口所表达的，正是资本对时空统治下人类的生命产生的一种新的“寂寞”感，或者准确地说“荒漠”感：“他们漂泊，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见到，仍然闭塞无知，因为海洋太宽广，也太可怕。在大海表面的你，什么都不能给予他们。那种漂泊感，非常孤独，非常消耗生命，却又带着宿命的意味。”这种生活完全被流水线生产、公司化劳动制度所机械宰制的，一眼望尽的生命，最终将使人失去意义和主体感，“如果你能预见到此生，那么，时间确实是不存在的，你只是在一个停顿的时间坐标内做完此生的事情。”
《雾行者》中有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思辨，小说人物们众说纷纭，周劭追问着“什么是属于我的时间？”“时间不公平，得靠抢。”端木云还说：“门客的时间带有轮回的意味，但也不是轮回，是在两个世界的边界处震荡，仓库是一种象征。”“门客”这种存在具有强烈的依附属性，其实所谓“门客”可以理解为一种雇佣关系。仓管员是资本的门客，两个世界分别是仓管员所处的底层世界和神秘的资本世界，仓库是隶属于资本的空间，也是仓管员的工作空间，可以理解为两个世界的“边界”。正如小说人物自己所意识到的，卡在这种边界中的人无法拥有可以产生意义的时间连续感，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戴维·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中讨论“时间”问题时引用过作家卡尔维诺的一个洞察，对于我们理解《雾行者》用如此多的笔墨塑造时间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说的当代性非常有帮助。卡尔维诺是这样评价当下的长篇小说的：“今天写出来的长篇小说或许成了一种矛盾：时间维度已经被粉碎了，除了在时间的分裂中以外，我们无法生活或者无法思考每一次沿着它自身的轨道进行又突然消失的东西。只有在那个时期的各种小说里，我们才可以重新发现时间的连续性，那时时间再也不会显得是停滞的，甚至也不显得是已经破裂，那时是一个延续了绝非100年的时期。”在这场“时间”的思辨中，最后小说人物辛未来说：“当咱们说再见的时候，时间才产生意义啊。”再见意味着一种状态的结束，时间只有在结束时——这种世界状况改变时才产生意义。
三 割裂的空间
在麦克卢汉看来，我们的世界不仅时间维度被粉碎，空间也已经被废除了：“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之后，我们已经把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本身延伸到了全球的怀抱之中，就我们这个星球所关注的而言，我们已经废除了空间和时间。”尽管《雾行者》中的人物流动的地理空间非常广大，然而其所涉足的具体场所均是小镇、城市边缘的开发区以及周边廉价小饭馆、按摩院等，这些空间也如时间一般陷入了循环，城市虽然不同，但具体的场所却从来不变，实际上泯灭了地域差异。边缘和破败，无一例外是这种空间的特征。这种“破败感”不仅写实性地弥漫在小说中，也充斥于人物的感受和回忆中，乃至他们的文学想象中。小说人物端木云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描写道：“这是一个被摧毁的地方，旧工厂像是世界末日之后的城市，一片破败的遗迹，而围墙更像是仅存的人类堡垒。”《雾行者》营造的世界是被割裂的废弃空间。鲍曼曾借用迈克尔·施瓦茨的评价，将这种地方称为“鬼域”：“梦想被梦魇代替，危险与暴力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常见”。小说中刻画最着力的隐喻性的铁井镇上，打架斗殴是常态，重伤和命案也并不少见。
固然如麦克卢汉所认为的那样，技术因素会导致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消逝，但这并没有使人类状况向单一化发展，实际是使之趋向两极分化。《雾行者》中几乎没有出现一处“高档场所”，故事的主角也都是一些底层的打工者，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上流人物出现。打工者也分成了三六九等，最低的是没有任何技术的苦力“棒棒”，干着最苦的体力活，拿命换钱，他们小腿上有严重静脉曲张，最后可能因为心脏爆掉而死去。工厂里的低等工人只能喝不达标的纯净水，“办公室里的人才有权喝茶”。这些打工仔、“流动人口”代表着深不可测的“流动空间”，从四面八方汇集于铁井镇，而整个铁井镇则是两极分化的世界中低端的“一极”。那些主宰和操控着无数个“铁井镇”的工厂高层和资本精英们，隐藏在偶尔出场的公司督导陆静瑜背后那个神秘莫测的世界，在《雾行者》中从未出场。《雾行者》中出场和缺席（然而并不等于不在场）的空间，印证着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这种空间是全球性的，这种空间是割裂的、分离的、不连续的，“最后，这种空间是等级化的，包括了最卑贱者和最高贵者、马前卒和统治者”。铁井镇是处于全球化生产链条中的铁井镇，是被在世界中割裂、分离、等级化了的。那从未出场的另一极人口，他们也不属于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另一种“流动人口”——“上层阶级的空间通常连在一个庞大的交流网络上，它与全球沟通，乐于接受包含整个世界的信息和体验。而社会谱系的另一端是通常基于种族而建立的片段式的地方网络”，社会学家纽曼尔·卡斯特尔率先指出，城市居民被分割在两种生活空间里，两极分化越演越烈，交流被彻底阻断。可以说，《雾行者》正是以缺席的叙述真实地展示了世界的分化和割裂。
与世界客观事实相对应，人的精神也呈现出相应的形式和特征。《雾行者》的叙事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小说整体由“现实”“回忆”“梦境”和“小说人物的文学创作”四重空间叠加。作者路内有意在叙事主线之外，加入大量的回忆、梦境，时不时镶嵌二级文学文本。如果说现实和回忆是小说叙事空间“实”的部分，那么梦境和文学创作则是“虚”的部分。虚实交错难辨，现实迷茫缥缈，人的精神和感知无从把握、无法获取现实的真实感，取而代之的是面对世界的无能、迷茫和破碎。小说中有一段话，是端木云评价销售员堂哥的想法，其实也是《雾行者》对捕捉当下现实的洞察和辩证：
他认为铁井开发区更具有现实感，显然，他错了。然而该怎么向他解释在那个数万人以单一方式活着的封闭场所里 （没有学校，没有电影院或游泳池），同样长时间蒸腾着梦的气息呢？ 假如再往下说，那又会变成另一种陈词滥调：人生本来就像一场梦。
四 科幻的现实
这种“不真实感”的笼罩使《雾行者》营造的世界呈现出一种末日色彩，具有些许通常科幻文学才有的质地，散发着以时代为主题的写实文学少有的风格。这一异质气息或许是路内刻意追求的结果，《雾行者》的叙述中反复出现“荒凉星球”等意象，这通常多出现于科幻文艺中，小说开篇第一章，便借小说人物周劭的口说：“外仓管理员的生活像星际旅行，一座城市就是一个星球，路途是不存在的，路途是我在光速行驶中沉睡。”在第二章中，主人公端木云在他创作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写道：“D无力地坐在路边，看着T市来来往往的人，这是一座平庸得无法谈论的城市，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都是从这种地方走出来，仿佛从每一个荒凉的星球平行移动到地球，讲述那里无人所知的话语（比如T市，它应该是T星球）。然而他却被牢牢地锁在了荒凉星球上，就像他父亲在菜地，他姐姐在傻子镇，一样的命运。”在小说的第四章，失去父亲的周劭回忆起童年就如同遥想宇宙，“父亲是宇宙飞船的船长，此刻不知在宇宙的哪个角落”。无论是周劭还是端木云，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感觉都如同被遗弃在荒凉星球。
《雾行者》中还不断出现末日的意象，人物也喜欢借用科幻电影里的末日景象来描述、体认现实世界某些场景，如：“周劭来到库区边缘……这时他想，世界末日是什么颜色的？核爆炸之后的灰色，火山喷发的红色，海啸也许是蓝色，冰川纪突然降临是白色。这就是电影里的世界末日，每一种颜色都是精心安排的结果，每一份死亡都继续承担着叙事功能，浑然不顾时间已经停止。”作为科幻小说和电影常见题材的末日叙事，也构成了小说主人公端木云等人精神世界的色调，成为他们理解和感受世界的重要资源。端木云有关姐姐的记忆包括他们一起在镇上的录像厅里看一部关于世界末日僵尸横行的外国片子，姐姐讲给傻子小五子的故事是末日故事……端木云在网吧里曾读到玄雨连载的废土世界的小说，这部小说受到了相关末日故事的影响，小说中的旧工厂像是世界末日之后的城市……以至于端木云梦到被城管追赶，醒后却将原因归结为“末日电影看多了”。
《雾行者》借人物之口多次提到一部日本动漫影片《阿基拉》。《阿基拉》属于“未来式”的电影，也是末世故事。日本导演大友克洋用五光十色的精致光影，建构了“无政府状态的生命活力”，但影片的内容却是毁灭、暴力，充满各式的枪战、飞车撞裂、爆炸，社会动荡不堪、人类没有生存的希望，世界需要拯救。影片中穿插了对人类心理、对整个社会的深层次思考。《雾行者》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也都是破败、迷茫、混乱之地，充满末日意象的色调。其实，不仅是《阿基拉》这样的作品直接被路内作为提示放进小说，《雾行者》中那种空间、阶层的分化和对立也非常类似近年来一些科幻电影的主题场景，比如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世界的基本空间结构是上下相连也相对的两座城市，浮空之城撒冷( Salem) 和地面上废墟一般的废铁城），电影《逆世界》（整个星球是一个上下颠倒的双生世界，人们像生活在平行世界中一般各自生活工作，互不干涉。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能和另一个世界的人沟通，更不能试图跨越到另一个世界去）。
《雾行者》当然不是科幻小说，也并不单纯是呼应科幻电影对世界的某些思考，更有作家对小说技艺探索的意图。路内认为小说有时代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有时可能是作者缺乏对文本更深层的驾驭能力，所以他必须给予小说一个具体的“时代”来做辅助。这当然和中国的现实也有关系，20世纪至今，每一个十年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确实有难度。但在路内看来，“有些历史是拒绝虚构的”——其实时代也一样，特别惨痛的历史，有时长达十年，有时仅是事件，把它们作为现实题材去虚构的话确实会产生一些悖论，对作家形成考验，必须具备超越的能力。这当然是路内的一家之言，但在《雾行者》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不一样的尝试，既反映了时代，又具有某种超越。路内的尝试很像罗伯特·斯科尔斯在《叙事的本质》一书中所谈到的，“人类生存的原材料始终如一，但赋之以意义和具体形态的模具倒是在经验性叙事及戏剧创作者手中不断得以翻新。经验性叙事的新意并不依赖于那种脱离现实的想象迸发，而是依赖于观念的创新与新的现实类型的创造。作品的艺术性正是体现于认识与讲述行为，而不是借助于事实本身。”
事实上，撇开路内个人的创作意图和见解不谈，科幻文学融入现实元素、介入现实思考已经成为当下不容忽视的现象。科幻作家陈楸帆在2012年星云奖科幻高峰论坛上发言提道：“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郝景芳则表达一种“无类型写作”的创作理念，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以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讲述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事情，不关心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批评家丛治辰说，既然“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极为深刻地改变了所谓主流文学的格局，是否也可以有一种“科幻现实主义”？在他看来，老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马斯·品钦、卡尔维诺都曾以科幻小说的方式写出经典，而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中对于历史、现实与人性关怀之深切，思考之冷峻，恐怕也不输于所谓主流文学。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说，我们正如“在雾中生活”，我们的“确定性”将我们预先应对麻烦的努力瞄准并集中于可见、已知且在近处的危险，这些危险可以被遇见，它们的可能性也能够被计算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最可怕、最令人恐惧的危险正是那些不可能或者极端难以预见的：那些始料未及，很有可能无法预见的危险。如果说现实主义、主流文学大多“努力瞄准并集中于可见、已知且在近处的危险”，科幻文学则是想象“可能无法预见的危险”。科幻作家韩松说，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理解《雾行者》这部小说，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可以像科幻文学那样，必须对未来及其危险有所想象和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