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三王”的经典性及其文学史意义
● 摘 要
阿城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棋王》《树王》《孩子王》一直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当下语境中，本文试图重读阿城“三王”，从经典地位的形成与建构、时代性与超越性、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反思、审美自主性的探索四个方面就其经典性价值和文学史意义进行探究和阐释。
● 关键词
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经典性
阿城是中国当代文坛“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异而不可或缺的存在。其文学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谈阿城的文章却很多，来自各方面的评价丰富了我们对阿城的认知：一个有着善良品质、豁达人生态度的稳重青年，在经历了十一年知青生活后仍然对世界葆有无比的好奇心与探索精神。他的肚子里装着无数生动的故事和爱吃的面条，他的通透、克制与真实显现出他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为。这个并不把写作当作人生重心的“大杂家”，却成为大家口中念念不忘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其创作的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下文简称“三王”）已然成为“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虽然就其后的阐释度、传播度和影响力来说，《树王》《孩子王》稍显逊色，但“新时期文学”历史中，每谈阿城必谈“三王”，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要来谈阿城及其“三王”，是因为经典需要我们反复阅读、反复研究、反复谈论。
谈阿城，不能不谈1980年代，不能不谈那段新时期文学的历史，不能不谈那场“文学寻根”，而以这些作为谈论的前提和基础，在21世纪20年代伊始重读阿城，其实是对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觉醒、对文学审美自主性的又一次探寻。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笔者尝试从“三王”的经典性角度给予一种回答。
一 经典地位的形成与建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主要和最高标准。1847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说：“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美学和历史”正式被提出来作为评判文艺作品的标准。1859年，恩格斯在写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讨论了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他再一次强调：“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从恩格斯前后承续的、一以贯之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学和历史”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条重要标准，二者又是辩证统一的。这一标准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被广泛接受和继承。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文学经典需要经过历史（时间）的检验和淘洗，经得住时间考验，能为一代又一代读者认可；所谓“美学的”标准，自然是说文学经典要有自身的审美价值和美学属性。以此来观照阿城的“三王”，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外部力量如何推动其经典地位的建构。
随着文学史料钩沉工作的深入展开，随着“重写文学史”“重返文学现场”研究热潮的兴起，使我们看到“新时期文学”立体丰富的面貌，也深刻意识到一部作品是无法自足地完成经典化过程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大众传媒等对于确立一个文本的经典地位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洪子诚先生指出：“丛书、选本，学校的文学教育，文学史编撰。这些也属于文学经典确立的重要环节。也许可以这样说，一个时期文学经典的秩序，最终需要在文学教育和文学史撰写中加以体现和‘固化’，以实现其‘合法性’，并在教育过程中普及和推广。”“三王”从发表伊始就不断有研究者写专文评介，其中以《棋王》最多。许多回忆新时期文学的文章，都深情描述了1980年代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蜜月”关系。韩少功先生说：“中国新时期那一段情况不错，我是指80年代，很多新观念都是由批评家引入，给作家很多启发，作家写的作品反过来又给批评家提供舞台。”程光炜先生也指出：“一种有别于伤痕文学的‘文化体制’，已经开始在为成批的寻根文学经典运作和工作。可以说，这是80年代文学史的小小的秘密之一。”其实，只要考察一下“三王”发表后的相关评论就能看出文学评价机制对作品经典形成的影响。
“三王”发表之后，1984、1985、1986年集中出现了一些评介文章。先是《上海文学》1984年第10期发表曾振南的评论文章《异彩与深味——读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文艺报》1984年第10期发表王蒙的《且说〈棋王〉》、《作品与争鸣》1984年第12期发表《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读〈棋王〉随感》（臻海）。接着1985年《光明日报》3月21日发表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棋王〉与道家美学》（苏丁、仲呈祥）、《潮汐与骚动——1984年中篇小说巡礼》（夏刚），第5期还推出一组有关“阿城”的评论：《阿城小说初论》（郭银星）、《读阿城小说散记》（辛晓征）、《〈树王〉ABC》（钱滨）；《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论〈棋王〉的一鸣惊人》（江曾培）、《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论阿城的美学追求》（苏丁、仲呈祥）。1986年又有冯骥才、季红真、苏丁、王灿的文章相继发表……这里因篇幅所限无法穷尽所有文章，但是也足以证明当时研究者在阿城文本的传播、推介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夏刚就在文章中断言：“《棋王》迟早要收入教科书，它测试批评、鉴赏者的智商，同时又指点人们以别致的构思、凝炼的文字和冷峻的笔法去创造博大精深的意境。”
跟随着相关研究的热度，电影界对“三王”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凯歌1986年开拍《孩子王》，1987年上映后获得多项国内及世界级大奖；严浩、徐克1990年开拍《棋王》，1992年在香港上映；《树王》发表之后就有导演想要拍成电影，但因各种技术性原因未能如愿，2018年中国第五代著名导演田壮壮终于启动了这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文学文本以可视化的影视作品的方式呈现，大大提升了文本的知名度、接受度和影响力，为文本占领更多市场份额提供了一个有效途径。“三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被著名导演改编成电影，在受众的视野里保持了持续的呈现度和关注度，使不同时代的普通大众都对阿城有所了解。这从社会文化传播的角度有力地促进了“三王”经典地位的确立。
从文学史的建构来说，先有文学批评界和文化界的热议，经过几年的沉淀，文学史中开始出现“三王”的身影。考察1986年至1989年的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我们还看不到对阿城及其“三王”的论述。1990年以后，在雷敢、齐振平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文田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高文池、陈慧忠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金汉、冯云青，李新宇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丛中主编的《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版）》（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文学史著作中对阿城及其“三王”都有专门论述。几十年后当我们回首那个文学的1980年代，“看到了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我们感到了一种空前的新鲜，它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是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外表上告别了自己的历史。这便是阿城的中篇小说《棋王》”。这是后来者对阿城创作之于当代文学史重要意义的一个评价。这也充分说明，文学经典是需要时间沉淀的，而作为当代文学经典的“三王”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此外，阿城也受到了教育尤其是中文（语文）教育的认可。首先是高等院校最常用的文学史教材，如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炯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中都将阿城与韩少功并列进行阐释。诸多关于当代小说史的研究，寻根文学中必有阿城的相关论述。可以说在高校中文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中，阿城“三王”的认知度是比较高的。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目前，阿城的《棋王》入选了粤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长春版八年级语文教材。中学生文学作品阅读推荐书目中也有阿城的身影。这已充分证明了阿城文本的重要性及其参与语文教育的深广度。
二 时代性与超越性
文学创作既需要作家的无意识也需要作家的有意识，既需要作家的灵感也需要作家的动机，既需要作家的经营也需要时代的契机，因此，一个文本的创作绝不是作家头脑一热、一厢情愿的产物。这是文学经典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它既深刻烙印了当时的时代性又具备超越时代的特质，能够为之后各个时代的读者所共享。1984年《棋王》发表于《上海文学》第7期，1985年《树王》发表于《中国作家》第1期，《孩子王》发表于《人民文学》第2期。按照当时评论界的说法叫“横空出世”，出现了满城热议阿城的景象。毫无疑问，阿城的“三王”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一历史时段、在“寻根文学”这一流派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的。在那个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阿城作为一名有识的返乡青年同样受到鼓舞。当文坛上显现出昂扬激愤的盛况时，阿城正忙于开画展、做编辑、办公司的各项事业，可以说他正全面参与到这个新的时代中。但是文化与价值观的重建与重构并非易事，很快人们就发现了问题的复杂性，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很多批评家都发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所存在的弊端——那就是在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上的进步仍然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阿城将沉淀于自己内心深处多年的厚积融于三个知青生活的故事中薄发，仿佛一块玉石落入镜面似的湖水中泛起了耀眼的光芒。1984年《棋王》最先发表，但据阿城自己说，“三王”的创作顺序是先有《树王》再有《棋王》《孩子王》。也就是说早在著名的“杭州会议”之前，阿城已经写完了《树王》和《棋王》，而在《孩子王》发表以后，阿城才写作了被称之为“寻根文学”宣言的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可见，阿城在“寻根文学”热潮之前早已开始思考中国文化的相关问题（这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文化认知结构都息息相关），正是寻根热潮给了他一个登上文学历史舞台的契机。在1986年关于“新时期文学创作十周年”的相关纪念、总结、研究文章中，阿城的创作都是作为“寻根文学”的先声和代表被论述的。阿城的“三王”是切切实实参与到当时的文学与时代之中的。
可是，寻根之前也有不少作家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创作，为什么阿城后来居上成为焦点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品对于时代的超越。“阿城关注的只是知青记忆中的事实性，而不是事后所要作的批判性，这就是阿城超出伤痕、反思文学的地方。”那种“血泪的批判”没有出现在阿城的故事中，反而是吃喝拉撒睡的日常才是阿城笔下知青生活的重心。但仅有对事实的描述并不能使其脱颖而出，“阿城静默地谛视中国文化中注重用精神的超脱来支持生命热力的这一派传统，如何作为无远弗届的心理原型，在当代芸芸众生身上的隐性渗透和绵延。”“在阿城的小说中，主人公虽生活在‘文革’的现实中，但他们却能表现出超越的态度，这种超越态度，即在于他们‘无视外部世界’的约束：他们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世界，而一旦内在精神世界得以确立，外部世界便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们可以看到阿城笔下的故事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神要义，传递出传统文化对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影响。而这里的传统文化是儒释道等多元文化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种融合，阿城将文化的真实存在状态描画出来，从而使他的“三王”显示出超越时代的“原创性”“陌生性”。即在一个非凡的时代，切中了时代发展的要义，为迷茫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价值选择，提供了一条打破困局、突破困境的道路，这是阿城对时代的贡献。他的“三王”中主要人物所坚守的生活信念——王一生对象棋的执念、肖疙瘩对巨树的守护、王福对汉字的信任，正是普通人在大时代困境下，面对日常生活时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而这种信念的源头正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收垃圾的老头对王一生的文化启蒙，肖疙瘩对“树王”所代表的自然生态文化的认知，王福对汉字所具有的力量的坚定不移的认可，都让我们感叹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棋——阴阳的平衡，树——人与自然的和谐，汉字——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积极进取的能量，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足够“诚实”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三王”超越时代的异质性。不仅当时的评论家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和读者同样也接纳了这份真诚。这也是多年来“三王”能一直保留在大众阅读视野中的原因之一。
三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反思
在有关当代文学经典性标准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民族的标准”。认为它是“历史的标准”的具体化与当代化，强调的是“要在文学与文化交往中重视和保护‘民族的’东西，要在创作中加强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魅力的展示与书写”，强调文学创作要挖掘优秀的民族文化，书写崇高的民族精神。1985年“寻根文学”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以韩少功、阿城、郑万隆、郑义、李杭育、贾平凹、乌热尔图、扎西达娃、王安忆、莫言等为代表的寻根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在1980年代文化热潮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关注与思考。在寻根代表性宣言中，韩少功阐述了“文学之根”与“文化土壤”的关系：“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阿城从文化对文学的涵容角度提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不会有出息”。李杭育则指出伟大作家身上应具备的文化品质：“世界上那些大作家，中国的也在内，没有哪一个是缺乏他的民族意识和天赋个性的，也没有哪一个对他的民族的文化只是一知半解的。大作家全都是他那个民族的精神上的代表。”可见当时的寻根作家都深刻意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反思、继承、发扬、创新、发展将深刻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因此，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来实践他们的主张，经典作品也由此产生。
“三王”的创作深刻反映出阿城自身所具备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反思。阿城自小的文化启蒙是在旧书店、琉璃厂、古董市场完成的，他对中西方绘画、电影、音乐都有广泛的兴趣。这些文化艺术素养都深嵌于其认知结构和思想气质中，显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那就是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本身自然而然所流淌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向。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道家“出世”精神、“无为”与“有为”之辩证关系的精彩表达。“三王”中对主要人物“出世”状态的描写，从文化精神层面上表现出某种对传统道家文化的传承。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那是王一生、肖疙瘩、“我”（教书者）应对生活困境的一种精神价值选择。也正是这种选择使得主人公们在大历史中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王一生的“无抱怨、无悲伤、无愤怒”，在象棋的世界中，与“宇宙、自然、生命融合化一，达到了道家的‘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复员军人肖疙瘩“因无力阻止知青们毁林烧山，便以自己的消极退避——死亡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以撼动人心的独特方式完成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保护。”肖疙瘩对万物生命的敬重，对巨树的无声守护使我们感受到庄子所说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真正蕴含”。作为“孩子王”的“我”，面对已经初三但汉语本领只有五年级水平的孩子们，下定决心“以字为本”进行教学，从而成为学校中的一个“异类”。当“我”看到王福在屋中认真抄字典，“我”也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动摇：“有时怀疑起来，是不是我害了学生？书究竟可以这样教吗？学也究竟可以这样学吗？……但看看王福抄得日渐其多，便想，还是要教认真，要教诚实，心下于是安静下来，只是替王福苦。”“我”的教学理念的“出世”与其他教师的“入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最终诚实面对自己内心使“我”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算被辞退也毫无怨言、坦然接受。
阿城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深切表达了中国文学需要建立在一个广泛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我们需要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认识的理论主张。这说明阿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与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使他的小说体现出一种深层的历史感和悲剧性。虽然王一生能够借象棋“出世”，抛开外部世界的制约，但是他依然焦虑。这种精神焦虑正来自传统文化对人的制约，或者说是已经渗入普通日常生活的传统文化因子对人的无处不在的无意识的制约。这恰恰证明多元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当王一生大战九人获得胜利的那一刻，“人渐渐散了，王一生还有些木。我忽然觉出左手还攥着那个棋子，就张了手给王一生看。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的一声儿吐出一些黏液，呜呜地说：‘妈，儿今天？妈——’”这一声“妈”虽然代表着他人生的胜利，但是读者也清晰地感受到王一生对儒家文化出人头地的入世的渴望，对宗法文化浸染下母亲权威由来已久的顺从孝亲，对“我们”与“你们”分属不同阶层的等级观念的清醒认知。在看似简白的表达中，阿城完成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与“五四”的启蒙有所不同，因为其旨归还是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如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自觉”式的认知，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而非割裂和批判优秀传统文化。
陈思和先生在《当代文学中的文化寻根意识》中谈到：“与其说他们选择了文化，毋宁说是文化选择了他们。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们迫切需要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认识民族力量，重新挖掘民族文化的生命内核，以寻求建设现代化的支撑点。”“正因为如此，说文化寻根意识的产生标志着民族文化的更新与走向新的成熟，并不过分。”阿城为代表的寻根一派，在那个文化再次觉醒的年代，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彩一笔。
四 审美自主性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的”标准是文学研究者们的共识。一部文学经典离不开文本本身的审美自主性。虽然我们承认外部力量对经典形成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舍弃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布鲁姆曾发问：“‘谁使弥尔顿成为经典’？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在于弥尔顿自己，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从审美这一指征来说，阿城“三王”的经典性不言而喻。一方面承接“寻根”意识，在小说语言上回归传统，对传统文学语言进行了有效借鉴；另一方面他又与世界文学对话，在创作技法上尝试当时较为流行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手法。
首先来看语言层面。语言是文学作品的载体，是文学审美性的重要内容。在“英国文学”建构过程中，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F.R.利维斯等人都把语言提到文学经典性评判标准的高度。利维斯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就在于是否保留传统中最容易消亡的文化精粹——语言。艾略特则直接指出，经典作品成熟的时候，就是语言和文学成熟的时候。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阿城小说语言的独特性即向传统文学语言的回归：“他用纯粹的汉语语法，写中国故事，与西方小说泾渭分明。阿城的作品，抛弃了当时惯有的语言逻辑，转而回归宋、明小说的语境之中，平实不失俊美，大有道家遗风。他的文字老老实实，像是用刻刀在石头上硬生生凿出来的，却爆发力惊人。”“他极力回避形容词，基本是干干净净的主谓宾结构，并尽量使用短句子的穿插与连接，剪除了语词结构表面的乱毛，来体现清新疏落，挺秀遒劲”。《棋王》中对火车上王一生吃饭细节的细致描写，《树王》中对放火烧林景象的奇幻描画，《孩子王》中对能干的王七桶“抗走如飞”的动作刻画，以及主要人物的肖像勾勒都令人拍案。“不仅如此，阿城还能够活用中国文字构成相当准确的意念和情绪。他往往改变词性，以名词作形容词、以形容词作动词。”可以说，阿城小说的语言是打破常规的，在对传统文学语言进行学习和借鉴后与现代汉语相融合，在雅俗之间、文白之间、在一般语言规范与鲜活的口语言语之间、在汉语的刚性与柔性之间将细节表现到极致。通过语言给人审美愉悦和精神愉悦是阿城的审美理想，“三王”无疑较好地实现了他的这一追求。
其次，寻根作家在注重文化之根的同时，也“注重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手段，那就是现代感”。如何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如何用现代意识烛照民族传统文化，如何在审美层面以现代派手法表现本土文化，寻根作家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里得到了启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将拉美本土文化与现代派手法完美地融合到一起，带给中国作家强烈的震动。神奇性、神秘性、想象性、超自然性“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等被许多寻根作家所借鉴，阿城也在自己的创作中进行了探索与融合。其实，寻根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寻并不只是指向过去、指向历史，不是再度自我封闭，就像阿城所言“人类的封闭意识是普遍的，只是中国文化须与世界文化封闭到一起，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先进水平。”因此寻根作家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的学习与实践，实际上是在思考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之路，同时又为之后出场的先锋文学做了重要铺垫。
从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来看，《棋王》主要还是从文化意识表现人性的角度，对道家文化所蕴含的大智慧进行了颇为玄妙的刻画，通过一场象棋大战的叙述，王一生以一胜九的“奇人”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树王》则是从具体技法上，以象征、奇幻、夸张的叙述，将肖疙瘩这个砍树能手的真人“树王”与自然巨树“树王”两个形象设置成互为表征共存共亡的关系。在描画“树王”毁灭时，阿城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渲染出“天”“地”“人”“生灵”“万物”的共情关系，带给读者巨大的震撼。放火烧树时，那火海中浪花翻滚、巨树腾空的景象：“火中一棵大树腾空而起，飞到半空，带起万千火星，折一个筋斗，又落下来，溅起无数火把，大一些的落下来，小一些的仍旧上升，百十丈处，翻腾良久，缓缓飘下。”在大火纵情燃烧时突然出现一只极小的“麂子”，使得这表面的“欢腾”戛然而止，“大家屏住气，最后看一眼那麂子，不料那生灵突然将身耸起，头昂得与脖子成一竖直线，又慢慢将前腿抬起，后腿支在地上，还没待大家明白，便箭一样向大火冲去，起一串火星，又高高地一跃，侧身掉进火里，不再出现。”麂子这个生灵的出现显然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将巨树毁灭的悲剧程度又加深一层。接着，阿城写道：“山上是彻底地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来，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山如烫伤一般，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在这场奇迹的描写中，这种对现实的“神奇”表现成为一种美学追求，这也对应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神奇现实是现实突变的必然产物（即奇迹），是对现实的特殊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启明，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狂欢的大火与围观者的沉默、肖疙瘩生命的黯然消逝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作品对历史生活现实的关照主题也由此突显出来。
结 语
阿城在创作了“三王”“遍地风流”系列及几个短篇之后并没有如很多批评家、研究者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投身文学写作，而是留给当代文坛一个潇洒而难忘的背影。文学创作于他似乎只是其文化旅途中的一个停靠站，但“三王”所展现的风景却永远刻印在文学史上。以“三王”为代表的寻根不仅承接着伤痕、反思、知青叙事、知识分子写作，还积极倡导现代派的技法和理论；不仅连接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血脉，还开启了先锋文学的枝芽；为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的结合，为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话贡献了文本与经验。可以说“三王”也为当下文学界探索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个示范，“三王”的经典意义由此得以彰显。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城市化’文学叙事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043。原载《当代文坛》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