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慈悲·超越——论吴文莉小说的创作意识与创作情怀

发布时间：2021-10-22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吴文莉

通常意义上讲，学院式的作家评论不外乎由以下三个方面组成：作家为何创作、作家如何创作、作家创作如何。“作家为何创作”主要关涉的是作家的创作理念、创作动因、创作主题等；“作家如何创作”主要关涉的是作家的创作手法、创作技巧、创作形式等；“作家创作如何”则主要关涉的是作家的创作影响、创作价值、创作成就等。如按此理路，吴文莉小说可圈可点之处实在太多。就创作理念和创作主题而言，吴文莉用厚重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一部河南人、山东人、河北人逃难西安的迁徙史、苦难史与创业史；她立足西安，勾勒出了中国城市百年间的重大发展和变迁，其间又不乏对乡土情怀、身份认同、女性意识、文化融合等诸多历史变革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就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而言，吴文莉以一种艰苦的田野调查方法，加之以独特的画家诗性视角，展示了其强大的文学经验重组能力；而这种超强的经验重组能力，又帮助其可以细致入微地描写农事、建筑、木工、中医、戏曲、经商等民间工艺和活动，形成了一部十分独特的文学“考工记”。在面对厚重的历史叙事时，吴文莉也主要采取了新历史主义的叙事方式，将宏大历史呢喃化、单线历史复线化、客观历史文本化，形成了独特的国家—族群—个人的叙事张力。而在叙事态度上，吴文莉则表现得既温情又冷静，体现出了优秀作家的自我克制，也“正是这种自我克制，才能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够平和流畅地展开故事、真实自然地塑造人物”。（1）

以上种种均能体现吴文莉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与文艺成就，但笔者更愿意舍弃学院式批评，转而采用一种更为自由的自发式批评，印象性地探究一下吴文莉小说的创作意识和创作情怀。吴文莉小说呈现出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大爱无疆的慈悲情怀，亦有自觉自为的超越精神。或可进一步说，苦难是其小说创作的表现，慈悲是其小说创作的底色，超越则是其小说创作的目的。

一、苦难意识

苦难，是人类存在的根本处境和无奈欠然。自然性的苦难、战争性的苦难、社会性的苦难、宗教性的苦难，不一而足。吴文莉近年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叶落长安》《叶落大地》《黄金城》主要以自然灾害苦难和社会转型阵痛为主题，描绘了一幅近百年来河南人、山东人、河北人迁徙关中，在这里受难挣扎、不息奋斗、扎根融入的巨幅画卷。她继承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苦难意识传统，也修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苦难叙事的某些裂痕。她的苦难意识不是滥情式的怜悯，不是放逐式的虚无，不是隐忍式的化解，亦不是审美式的逍遥，而是深谙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之忧患意识、实践理性，并融入现代性反思、宗教性思考的虔诚自觉。这也就决定其苦难叙事的独特性：从宏大到呢喃、从虚无到现实、从怜悯到崇高。

苦难一般都是由宏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以及自然灾害所引发，但苦难的承担者却不可避免地是每一个偶在的生命个体。所以，苦难意识与苦难关怀理应从整饬个人受难的生命经纬入手。“当代中国丰足而鲜活的苦难叙事资源，却未能孕育出多少令人震撼的苦难叙事文学”，（2）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个体苦难叙事湮没于社会历史的轰鸣中而不自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是以叙述苦难的方式开始的，但新时期文学中的苦难书写带有传奇化和美化的特点……把苦难与民族、国家意志等宏大叙事等同起来，从而否认了个人苦难的意义。”（3）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作家，吴文莉并不乏对社会历史重大问题的思考。她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河南移民群所经历的巨大苦难；关心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要如何进行优化耕种；关心城市的房价和物价是否能让居民满意等。但吴文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的关心与书写，并不预设任何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革命的宏大话语，使个体的苦难成为叙述和验证这些宏大修辞的工具和支撑，而是真正虔诚地拥抱与抚慰每一个苦难个体的生命呢喃。她为一个村庄被咆哮的黄河水吞没，那些亡故的人连个坟头和名字也没留下而心痛；也为那些逃到西安尽管艰辛但可以微笑而活的每一个幸存者而欢欣。她努力剥离掉那些历史宏大叙事中枯燥的数据和机械记载，平静又客观、温情又克制地深入到个体苦难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之中。也正如吴文莉所言，她首先是被人物独特的命运所吸引，然后才更加关注这个人物身后的历史；她首先思考的是个体的命运样态，然后才思考这些生存又是怎样被镶嵌在历史的夹缝中而绵延不绝的。（4）或许，这样的苦难意识和苦难叙事，方可去蔽宏大历史的轰鸣，呈现生命苦难的本真样态。然而，具备这样的苦难意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不隔”地获取与传达苦难资源和苦难经验。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中，还有张炜面对苦难时的“大地”与“德性”的呼唤；张承志面对苦难时的宗教或类宗教的救赎；史铁生面对苦难时的生命意志力支撑；余华面对苦难时的西绪弗斯式的隐忍化解等。新世纪文学则在消费化、世俗化、欲望化等现代性洪流的裹挟下，逐渐走向了一种苦难叙事的荒诞化、戏谑化与虚无化。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丰富、欲望的升腾、苦难经历的缺失，似乎使新生代作家们（包括不少“70后”作家）逐渐遗忘了苦难的存在。实际上，现代化社会进程中所带来的精神性苦难并不比原来的身体性苦难轻松多少，而历史的苦难其实也并未走远。吴文莉作为“70后”作家的一员仍在守望苦难、思考苦难，这份坚守本身已难能可贵。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摸索出一条对于苦难虽不曾经历却可经验的可靠方法——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她说：“没有生活经历，我查西安志、图书馆翻旧报纸、上网找资料。那几年我几乎见谁问谁，见到老年人问刚解放时的情形，见到五十岁的人问‘文革’时的遭遇，就连哪个年代苞谷面多钱一斤，棉布多少钱一尺的细节也不放过。”（5）她还说：“一次次去临潼、阎良、富平的山东村去和老人们聊天，我渐渐走进一百年前山东人在关中的那些泼烦细碎的日子里。而且，我在乡间行走得越多，那些人的面目就越是清晰，我对这百年前的迁徙关注思考得越多，那些细碎苦难的日子就越发显得温暖了。”（6）恐怕正是这艰苦的深入现实、深入生活的田野调查，才使得吴文莉能够占有第一手虽并未亲身经历却可感同身受的苦难经验；才使吴文莉笔下的人物丰满立体，故事厚重感人；也才使吴文莉在书写苦难时毫无隔靴搔痒、居高临下之感，进而形成了悲悯而不怜悯、温情而不滥情的苦难叙事态度。

“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在叙述苦难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制造着程度不一的怜悯感，而作品从批评界获得的喝彩声，在很大程度上就归功于催人泪下的叙事效果。”（7）这一论断虽显激烈但不失公允。无论如何，苦难之于审美而言必然是负向转化的存在，对于它的传达所产生的最终审美效果不能是滑稽的、喜剧的，甚至不能是怜悯的、滥情的，而应该是悲剧的、崇高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达到这种悲剧性的崇高。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人坚持从宗教或类宗教性的彼岸找寻苦难救赎的坦途；张炜、迟子建等人则希冀在“大地”“德性”的道德理想、人性光辉中寻求抵抗苦难的力量；莫言、阎连科等人则坚持民间寓言式的苦难写作，通过人性的批判与剖析找寻精神苦难的根源；铁凝、严歌苓等人则主要通过描绘女性的包容与坚韧，探寻超越苦难的方法。吴文莉的苦难意识与苦难叙事相对综合又别具特色，并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立足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实践理性基础之上，在现实和现世导向崇高的救赎之途。从《叶落长安》里的郝玉兰、梁长安，到《叶落大地》里的刘冬莲、谭守东，再到《黄金城》里的刘兰草、毕成功等，无不是从苦难中煎熬而来。郝玉兰十六七岁就被家人卖给了比她大18岁的白老四，成为两个孩子的继母，经历了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战乱、饥饿与动荡，先后抚育了8个子女；刘冬莲逃荒路上卖女葬夫，产子又九死一生，开荒过程阻力重重；刘兰草遭人陷害遣返回乡，丈夫又与家庭划清界限，苦干农活之余还要遭受批斗，做生意路上又困难重重。但在吴文莉的笔下，她们均未选择隐忍式的化解、放逐式的虚无，而是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生命力、坚毅不屈的意志力、宽容大度的包容力，直面苦难，超越苦难，达至崇高。（8）而且，吴文莉在描写这些苦难和救赎时尽量避免煽情性的修辞，显得克制而冷静、严肃而深沉。

二、慈悲情怀

如要进一步追问缘何吴文莉会形成如上所述的苦难意识与苦难态度，那便自然而然地要牵涉出其“慈悲情怀”来。初读吴文莉的小说时，总是被她那种泛爱众生，并努力想要拯救众生离苦得乐的大爱所感动和震撼；再观她的画作，又多半是以菩萨像和莲花为题，尤其是其所作莲花，或繁色又空色、或繁华又寂静、或欢颜又清颜、或有言又无言，更是让人心生温润与欢喜。直到看到《叶落大地》的编辑韩霁虹写的编辑手记时，才真正印证了我的推测——吴文莉是个虔诚的佛教徒。（9）她面对苦难时的悲悯大爱、冷静安宁，她笔端的从容不迫、温暖祥和也皆有了答案——慈悲为怀。慈悲是一个佛教术语，慈是指带给众生以幸福和快乐，悲则是指扫除他人心中的不快和悲伤。所以，慈悲的基本意旨就是将众生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离苦得乐。可见，慈悲本身就是面向苦难的。吴文莉将其慈悲之心投到了艺术的感知与创造中，也就注定了其所描绘的苦难会更加深沉与广袤，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能贯注慈悲之心，其所传达的苦难意识也更容易升华为静穆的崇高。

佛教里讲“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几乎涵盖了生命个体能够遭遇的所有苦难。吴文莉作为佛教徒肯定熟知这些众生苦，而在其作品中也全部呈现了上述八苦。刘冬莲生谭守东时，差点儿难产而死，是生苦（《叶落大地》）；白老四操劳一生，年迈时腿瘸耳聋，连和小女儿一起去香港旅游的心愿都没达成，是老苦（《叶落长安》）；梁长安为救厂房大火，投身火海，浑身上下被烧得体无完肤，是病苦（《叶落长安》）；西安守城一战，战死饿死者不计其数，是死苦（《叶落大地》）；宋轩堂为刘冬莲默默付出半生，两人真心相爱，却最终只能阴阳两隔，是爱别离苦（《叶落大地》）；青女怨恨爹娘狠心抛弃，怨恨生活不易，怨恨爱而不得，是怨憎会苦（《叶落大地》）；毕成功自幼暗恋孟寒雨，虽得其肉身，却终不能得其真爱，是求不得苦（《黄金城》）；毕成功商业成功，却逐渐迷失自我，色、受、想、行、识皆受蒙蔽，是五阴炽盛苦（《黄金城》）。就笔者的阅读经验来看，在“70后”以降的作家群体里，鲜见有哪位作家比吴文莉对苦难的描述更多。当然，并不是说描述最多就一定最好，但这至少说明了作家以其独特的慈悲情怀在真正地关心人、关切人。毫不夸张地说，在读到吴文莉讲“发出书稿时我终于病倒了，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心像掏空了般难受”（10）时，笔者的脑海里竟恍惚闪现了“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的菩萨宏愿。

其实，吴文莉还将这份慈悲情怀贯注到了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尤其是女性形象中。《叶落长安》里的郝玉兰自己家里孩子一大群，生活穷困潦倒，但仍然无私地关心着老梁头和梁长安的生活；做小本生意卖胡辣汤时为了照顾大家生意，每天只做六大锅，卖完就收摊，还把自己门前的空地腾出来无偿给邻居做生意使用。《叶落大地》里的刘冬莲尽心尽力地照顾高黄村的孤老太太，并在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帮助料理丧事；因怜悯月月的遭遇，尽管她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借钱也把其领养回家，悉心照料；自家生活稍有转圜，便不计前嫌地帮助谭家堡子里的同乡以及河南难民谋求生计。《黄金城》里的刘兰草尽管因早年受到陷害、批判、背叛而变得敏感泼辣，但仍未失却慈悲之心，通过她收养、喂养流浪猫狗40多只便可见一斑。吴文莉笔下的人物并没有因为自身的苦难而迁怒他人，反而是因为有苦难的经历，更加能体谅他人的苦难，用更加慈悲、宽容的胸怀面对他人的苦难，帮助他人解脱苦难。可以说，在面向自身苦难时，吴文莉选择让笔下的人物形象通过儒家文化的实践理性精神进行自我苦难救赎；在面向他人苦难时，吴文莉则又选择让笔下的人物形象以一种佛教文化的慈悲精神救人于苦海。这样的慈悲情怀、这样的苦难意识、这样的人物塑造，“最终带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并能超越此在的时空，持久地作用于人的心灵”。（11）

舍勒说，悲剧性的悲哀“是纯粹的，绝无一星半点可能引起激动、愤怒、指责的成分。它冷静、安宁、伟大。它具备了深度和不可预见性”。（12）笔者不敢断言吴文莉已完全抵达舍勒所说的层面，但《叶落大地》结尾部分的那段描写，或可视为舍勒悲剧性认知的上佳注脚——“不等那人说啥，冬莲又专心伏在墙垛子上看着远方。不知过了多久，谭守东来墙下唤他娘回家吃饭，一仰头，看到她脸上的皱纹在阳光底下竟像黄土地里熟透的麦子一样，闪亮着动人的金色光彩。”（13）

三、超越精神

与上述的苦难意识、慈悲情怀关联，吴文莉的小说创作还有一种明显的超越精神。而且，她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意识多半不是外向超越，而是在创作过程中自觉自为形成的内在超越，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超越、文化的超越、女性意识的超越等几个方面。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兴起以来，文学界对于传统历史书写的反叛与超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件了。文学面向历史应当积极探究个人化、偶然化、多线化、边缘化的话语，似乎也逐渐成了文学历史书写的共识。正如上文所讲，吴文莉对历史苦难的书写具有这样的超越意识，但其历史超越却并不止步于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吴文莉历史超越的首要价值应是其大胆尝试并探索了一种新的历史题材——闯关中。中国近代以来，因为战乱、旱灾、虫灾等，进行过不少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史书上的记载永远是缘由阐明、数据统计和事件罗列，似乎并未有太多人真正关心这些移民在迁徙过程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代文学版图中，除了“闯关东”之外，其实十分鲜见以民族迁徙史为主题的作品。吴文莉的这三部长篇小说则主动超越，开启了“闯关中”移民史的文学书写：《叶落长安》描绘了1938年河南郑州花园口决堤之后，河南人迁徙西安的苦难历程；《叶落大地》则叙写了因民国时期的旱灾，山东人迁徙西安的辛酸历程；《黄金城》则书写了1942年河南饥荒，河南人迁徙西安的奋斗历程。这种不畏材料搜集艰辛，努力通过文学的方式去蔽一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关中迁徙史的做法本身，已经具有了文学史的意义，而吴文莉还进一步思考了迁徙之后怎么办的深层问题，体现了其文化超越的自觉意识。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对文化描写情有独钟，寻根文化、先锋文化、乡土文化、民间文化、都市文化、商业文化、官场文化、同性恋亚文化等，不一而足。由此导引出来的文学类别，如寻根文学、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商场文学、官场文学、耽美文学等，也令人目不暇接。吴文莉的写作并不追赶时髦，也似乎很难将其归纳到上述任何一类，如硬要给其安个名头，或者可以称其为“迁徙文学”。在其“迁徙文学”中她至少思考了以下两对文化的冲突、融合与超越问题：移民文化与西安文化、乡土农耕文化与城市商业文化。

迁徙之后，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关中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时空之下，必然要经历一番冲突和融合。如《叶落长安》中，玉兰娘与儿媳妇在饮食方面的冲突；白老四过寿请戏时，豫剧与秦腔的擂台角逐；郝仁义在面对河南人（金玉）与西安人（西珍）结婚问题的拒绝态度等。再如《叶落大地》中，谭家堡和高黄村人因为卖粮、浇地而大打出手；山东娃谭守东与高黄村宝娃从小到大的持续斗争；高黄村人因为谭守东打死了一只老鳖，而与谭家堡的人闹得不可开交等。实际上，因为语言表达、饮食习惯、婚姻礼仪等方面的差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冲突，在西安这座宽容、厚重的古城中逐渐得到了化解与融合：郝玉兰的河南胡辣汤不仅吸引了老乡，也受到了很多西安当地人的欢迎；西珍操着不太标准的河南话赢得了郝仁义对她的认可；刘冬莲因受了高黄村的恩惠才得以延续生命；谭守东和宝娃最终在保护西安、维护民族大义层面上实现和解；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村人因为共同听戏而冰释前嫌。而这种融合，深层次里是地域文化的融合，是关中文化与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的融合。三种文化实际上本就同根同源，同属于黄河文化，只是“由于黄河上游、中游和下游气候和自然环境等不同，历史上形成了河湟文化、关中文化和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14）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文莉的这三部长篇小说，亦可以被看作是黄河文明、黄河文化的当代大合唱。

另外，吴文莉还在其小说中进一步思考了乡土农耕文化在面对城市商业文化时的突围与阵痛。比如《叶落长安》中梁长安办皮件厂时的艰难；《叶落大地》中谭守东办织布厂时的艰苦；《黄金城》中毕成功在西安城里做各种生意的艰辛，尤其是毕成功，他与孟寒雨畸形而无终的爱，正是乡土农耕文化与城市商业文化冲突与调和的缩影。正如吴文莉所说：“毕家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后来都离开了农村进了城，成了商人、厂长和建筑公司的科长，仅有的还留在土地耕种的一个，却也在后来被征了土地得到住房和补偿金成了城市居民。从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土地上的人们如何从几千年农耕的传统，渐渐城市化的过程。”（15）可以说，吴文莉对于乡土传统向城市商业转化是保有警醒态度和批判意识的。梁长安的皮件厂最后付之一炬，人也烧得体无完肤；毕成功被老高骗去了巨额款项，导致心脏病突发，差点儿一命呜呼，这些都是吴文莉对那些“为了成功，勤勉、奋斗、充满激情，但又可以为此而放弃亲情、道德、诺言和底线”的人们的最大警醒。但令人稍显遗憾的是，吴文莉并未最终给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之融合指出明路，而是把此项权力开放性地让渡给了读者。也或许，我们不该对作为作家的她做那么苛刻的要求，她毕竟不必肩负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的责任。

最后，吴文莉的女性超越意识也是不得不谈的，尽管评论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较集中。评论界关注到了吴文莉想要打开一扇通往被遮蔽的小众历史的大门，书写女性在大家族史里被遗忘的精彩；（16）也考虑到了吴文莉所描绘的女性其实已经超越了性别意识，构建出了一种“双性同体”的两性文化叙事新范式；（17）还分析到了吴文莉努力建构女性谱系的意图。（18）的确，吴文莉的女性书写具有超越单个形象单元、超越两性论述藩篱、超越历史遮蔽的意图。笔者只想提请研究者注意一点，在探析吴文莉女性超越意识的同时，千万不可抽离了其女性书写的苦难意识、慈悲情怀、历史背景与文化时空，而应站在更综合、更辩证的立场来看待此问题。

结语

吴文莉的苦难意识决定了其作品的厚重性，其慈悲情怀又决定了其作品的灵动性，而其超越精神又决定了其作品的前瞻性，而以上，又共同决定了其作品的多元性。况且，吴文莉身份多元，是作家、画家、书法家，还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其作品的可言说性。我们期待，吴文莉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温暖和感动，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惊叹。

注释：

（1）齐雅丽：《吴文莉〈黄金城〉——倾情用心的热爱与温情暖意的书写》，《文艺报》2021年7月9日。

（2）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3）贺绍俊：《从苦难主题看底层文学的深化》，《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4）见吴文莉：《黄金城》，第46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1。

（5）吴文莉：《叶落长安》，第315页，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吴文莉：《叶落大地》，第426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

（7）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8）实际上，从作品人物的名字上，我们也可看出吴文莉对于她笔下人物性格的写作期待，“玉兰”“冬莲”“兰草”皆能代表坚韧不屈、顽强包容、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精神。

（9）韩霁虹：《编辑手记》，吴文莉：《叶落大地》，第430页，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

（10）吴文莉：《叶落长安》，第316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11）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