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又一：莫若相逢于江湖
读阿占的小说，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到“侠气”或“江湖”之类的词语。你看，“胡三背着琴，像侠客佩剑一样，行于当街”，你听，“大风夹杂着暗器或铁物，带来杀意深冷”。如古龙寥寥数笔就奠定全文基调的开头一样，阿占的小说甫一开始就将人拉入古意淋漓的江湖世界。说起江湖，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正是一群群身份各异、性格迥然不同的生命个体的存在，才于彼此的牵绊中上演出一幕幕快意恩仇的世间传奇。如果说《制琴记》中的胡三和韩五，一出场就是不世出的隐居高人；那么从《墨池记》的李可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名普通少年，是如何从无名之辈一路取经升级，直至逆袭为一代书法大家的成长经历。
李可真在书法领域的一路开挂，离不开其名义上三位师傅的鼎力相助。父亲、松菴和庐老，都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帮助李可真于不同阶段有所精进。作为李可真学艺道路上的引领者，父亲将滞重生活中的希望寄托在三代单传的儿子身上，推着儿子走入书法的世界。“提、按、顿、收笔，父亲一遍遍示范着基本笔画。逆、折、回、转，父亲一遍遍敲打着书写要领。”父亲的教诲磨砺了少年急躁、不安生的性子，帮助其养成稳重端正的态度，更为李可真打下坚实的基本功底。父亲带领少年入了门，松菴则让李可真初窥书法的要妙。“不可太忙，不可太缓，不可太瘦，不可太肥。松菴只说十六个字，少年就被打醒了似的，赶紧稳住六神，继续写。”这位住在破旧老房阁楼上的神秘人，不仅有着高超的医术，还写得一手笔法穿插挪让极有法度的欧体，不求章法而自得章法，使少年具备了书者应有的虚静心态。一生践行君子之道的庐老，告诫李可真的道理更加简单：无他，唯坚持耳。“既然学了书法，就要坚持到底……以不变应万变，淡泊于世，优游于艺，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以扎实的基本功为底，辅以谦逊雅正的良好心态，坚持不懈的人生态度，李可真于书法之路中内外兼修，稳打稳扎，每一步都走得异常从容与坚定。
三位师傅对李可真在书法上的指教虽然侧重点各异，但核心的一点却极为相似，那就是书品同人品。他们嘱咐少年要想练好书法，先得学会做人。纵然颜真卿、柳公权和赵孟頫皆为书法大家，父亲却只对前两者推崇备至，只因为“二人风神骨气居上，不唯书法如斯，人品犹然”，而赵孟頫做了元的降臣。作者又借父亲之口，表达了对松菴何以书法与医术俱佳的感慨，“好中医先有好字，好字透着医者的恬淡和慈心”，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庐老更是有句口头禅，“要凭写字吃饭，先按规矩做人。”正是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李可真才讷言敏行，温润通达，不激不厉，完成了外在书法与内在生命的融合贯通。技艺纵然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学苦练完成，心志却必须从源头修炼，这是顺利踏上从艺之路的不二法门。可以说《墨池记》明面上写的是李可真在书法造诣上的日益精进，实际上叙述的是其精神上的逐步成长。浮山之行和雨天练字的师法自然，松菴遭受不公正待遇后的以德报怨，喜欢茱萸却不得的爱与痛，这一切都让李可真对自然、人性、情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移情书法并加速了其在艺术范畴的顿悟。
李可真少年时练习书法或许是迫于无奈，也或许是爱慕虚荣，但在经历了如此种种后，书法已成为他忘却外界烦恼、保持自我本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以一种更博大的胸怀将书法纳入生命，以敏锐和通透之心感悟世界，遂发现了“世间事物，同类者有许多相异之处，异类者亦有许多相同之处”的真谛。于是乎文中有诸多关于不同门类艺术相通的高见，如书法与医术的互见，“悬壶济世，化心迹于纸上，修成了那种独有的书卷气，最后是书如其人”； 如 书法与武术的类比，“以书体流派作比，颜真卿楷书庄严持重，宛如舞台上的铜锤花面姚期。《三岔口》任堂惠、《十字坡》武松，这类短打武生，又会让人想到柳公权的矫捷与干练”；再如书法与京剧的相似，“唱念通笔法，京剧的声腔、书法的运笔，都是一回事。用喉阻音似涨墨枯墨，行腔共鸣便是中锋走笔”。就像武侠小说中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最终融合前人经验、开山立派的武林高手一样，李可真得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大胆地将中医、武术、京剧与书法结合，至此打通艺术门类的任督二脉，破除原有的壁垒隔阂，遂成书法领域的一代宗师。
融合不仅是小说中的李可真成功破圈的关键，也是作家阿占的独特写作密码。她在《每个作家都是从故乡写起》中曾这样说道：“从散文到小说是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没有刻意去转或者是跨界。我觉得可能是年龄到了，认识世界的角度、方式不一样了，宽容了，或者是对物理性的时间有了时光况味的理解。我理解了，这种表达方式自然而然就产生了。”所以她的作品既有如散文般对事物铺陈且详尽的记录，也不乏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叩问。《制琴记》中处处可见乐器乐理的精妙论述，最后的落脚点回到对中国传统技艺消逝的反思；《满载的故事》描绘了大量关于海流和鱼汛的生动图景，但文中依然时不时闪现生态环境被破坏后，渔人们无以为业、无根可寻的忧虑；《人间流水》中有不少介绍酿制与品尝啤酒方法的叙述，亦有因为城市规划建设，存在了多年的啤酒屋即将被拆解的无奈。到了《墨池记》，作者对药草药理、京剧唱腔、笔墨纸砚的详细展开达到专业的程度，娓娓道来却绝不无趣枯燥，于轻描淡写中点出时光一去不复回的必然。
在成功实现文体间融合的基础上，阿占还试图把绘画中的留白引入作品内部。具体表现就是在文中留下了大量玄之又玄的秘密，等待读者去发现。例如《墨池记》中松菴在年轻时究竟遭遇了些什么，才被迫背井离乡、带着寡母住进荒凉的阁楼？而在被人寻仇后，他又去了哪里？少女茱萸投毒失败后，下落在何处？她又是不是李可真后来的妻子——那个左脚略微有些异样的女人？阿占无意给出明晰的答案，毕竟故事的完整性从来不是她的追求，创作出“有况味的故事”或者“只带动情绪，不提供答案”的文本，才是其作品的真正内核所在。若说阿占从美术中领悟出的是小说之道，那从音乐上牵引来的则是小说之技。“马连良的唱腔，婉转中不失苍劲，高峰坠石，又着地无声，那一刻，生死纵有顿挫，阴阳也已无界。”短短几句，就以形象的画面感衬出了演员唱腔的精妙，留下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可见作者良好的语言功底，和对艺术特性的精准把捉。总之，阿占就像一位身怀绝技、自由游走在江湖中的侠女，看到独特的风景，兴之所至便描摹下来；听到悦耳的音乐，跟着节拍踏歌而行；遇到有意思的人，随时坐下与其对饮几杯，互相道一道彼此的所遇所闻，但绝不问来路与归途。因为他们相信，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有缘自会相逢于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