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写作考辨与当代困境
一种文学的命名是一个长期发酵沉淀的历史过程，当下因各种关于自然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勃兴，自然写作、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等概念的厘清逐渐变得紧要起来。
文学现象的萌生与社会历史的波澜起伏、哲学思潮的时异事殊紧密相关。当审美形式以一种固定模式被命名，它所衍射的历史肌理、时代诉求与文化哲学内涵的轮廓就会日益清晰明朗。
正如韩清玉在《对自然文学之哲学基础的反思与重构》中所说：
如从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的思想资源中寻求自然文学的当代价值，虽然不乏哲学深度与人文关怀，但因陷入生态伦理批评的“泥淖”而忽视了其作为艺术存在的独特性。因此，结合中外哲学思想建构自然文学的学理基础，是探究这一文学样式的必要之举。换言之，关于自然文学现有的批评范式虽已充分关注到这一题材本身的独特性，但却忽视了其作为文学的一般特征，更没有观照到自然题材审美表达的独特性。
从“中外哲学思想”中建构出自然文学的学理基础，“观照到自然题材审美表达的独特性”，是探究自然写作这一文学样式的必然之举。
一般认为，自然写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西文明的早期阶段，从文体上包纳了哲学论说、诗歌、随笔、观感、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类型。在中国，自然写作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天”有三层含义：“义理”“自然”“运命”之天，其中的“自然”之天影响了中国历代的文学创作。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主要体现于道家哲学。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就是要人“绝圣弃智”遵从自然的法度。庄子的散文恣意逍遥于天地，以求“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在道家看来达到人与自然的绝对和谐与融合，在自然中以自然的方式寻求超越之道，就是人之最高境界。这种哲学思想在历史演化中与儒释结合，是中国文人精神格局的基本构成，不能闻达于仕途的时候，逐情山水便成为中国传统文人建构自我的信仰维度。因此，自庄子的散文后，自然书写成为传统文学的喷薄一脉，田园诗歌，山水诗派层出叠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自然”就是一个核心命题。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要呈现“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质言之，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是中国传统自然写作的文化培基，因此，中国传统文学的山水田园创作寄寓着深刻的道之文心，在对自然之道的寻求中催生了自然写作的审美形式。
在西方，自然写作的渊源仍然有着其明晰的哲学根源。古希腊哲学、泛神论思想、神秘主义哲学、欧陆古典哲学都是催生自然写作的文化土壤。赫拉克利特在欧洲文论史上首次提出“尊重自然”与“现实模仿”说。康德明确提出美与自然的交结处是伦理道德：“艺术美和自然美都在对审美对象的兴趣中发现了美与道德的关联点: 在前者中我们人为地设定给对象的智性化概念，而在后者中对象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先天的智性目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认为，“自然所创造的没有一样不美好的东西”。歌德强调：“对艺术家所提出的最高的要求就是：他应该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模仿自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英美的自然写作始于16世纪，英国的田园诗歌，凸显了自然的伦理价值，认为最高的道德体现在自然中，例如，锡德尼的《阿卡迪亚》（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和斯宾塞的《牧人月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美国的自然写作推崇荒野体验，把自然当作客观精神和拯救信仰。美国的超验主义者、自然写作的领袖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在《论自然》中提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书中写道，“我们在丛林中重新找到了理智和信仰”。 梭罗认为“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缪尔则提出，“当我们试着单独挑出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和宇宙中其他一切都有关联”。
从中西方自然写作的文学发展史中，可以梳理出早期自然写作从内涵与表达两方面的本质特性。第一，自然写作是信仰伦理的审美传达。在自然写作文本中，自然万物不是客观物质对象而是最高精神———道的体现。自然写作是人通过审美形式求道、布道的过程。在创作、欣赏自然写作的过程中，人以求达到精神的重构，即在自然中寻求道，力求与自然合而为一。
第二，自然写作在审美形式上无固定的模式，但是自然写作的实践者，在方法论层面，其创作理念往往张扬创作的“自然”方式。如，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者提出的“有机形式论”，强调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而语言也是有机生命的一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认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再如，中国传统美学中“气”的范畴，打通了物我的隔绝，将二者合而为一，而对于如何达成气韵通行的自然境界，老子提出了方法论———“无为而为”。刘勰在写作的方法论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实践方式———“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强调因外物感召，情感自然生发的“自然而然”的创作方式是做文的最高境界。钟嵘的诗论提出“自然英旨”论，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主张诗歌创作应自然而然，并具体设置了创作实践的方式———“直寻”和“自然声韵”，即通过直寻的方式达成诗歌的自然境界，同时，声韵的自然也是诗歌达到自然境界的应有之义。明代李贽在《读律肤说》中指出文章创作的灵气究竟如何自然而至：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 ，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彻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舒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则所谓自然者，非有意为自然，而遂以为自然也。若有意为自然，则与矫强何异。
王国维《人间词话》认为创作应 “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现代文学中，著名诗人冯至结合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哲学提出了观照自然的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观看”世界，并将其运用于自然写作之中。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自然写作有其明确的精神内质与审美表达范式，并形成了价值稳定的创作流脉。
值得注意的是，自然写作的体裁包括非虚构写作，但是对于自然写作的非虚构作品，存在概念泛化的倾向，这使得很多不属于自然写作范畴的非虚构文本也被纳入进来。有些非虚构作品，符合自然写作的创作内涵，传达了作者的精神诉求，但还有一种非虚构作品侧重科学与经验性，接近自然史的视域，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美国托马斯·里昂（Thomas Lyon）主编的《这片神奇的土地：美国自然写作文选》。这类非虚构作品以自然为客观的观照对象，不倾向于精神审美范畴，所以其与自然写作的以审美形式寻求人类精神建构与融合的创作理路实属不同，暂可将其划分到环境文学或科普作品的范畴。
自然写作早期在中国起源于传统的哲学观念，一直处于比较稳定的审美范式之中，到了现当代时期，中国的自然写作受西方影响才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历史文化质素———反思与解构现代性的一体化。西方的自然写作以工业革命为转折点，伴随全球生态系统恶化的历史背景转向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将自然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精神拯救，试图解构科技革命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使得人的存在、精神与自然重新融合，化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执念，启发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20世纪之后，伴随生态危机的爆发，生态文学兴起。近一个世纪以来，自然写作的转型与生态文学的发生虽然有着相同的历史现实动因，但这两种文学仍然存在本质区别。辨析自然写作，就不得不提及生态文学，因为其是与自然写作非常容易混淆的文学概念。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的概念是从“生态学”转换而来。正如学者史元明的梳理：
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最早是在19世纪70年代，主要由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到了 1931 年，威尔斯（H·G·Wells）将 e?鄄conomics 看作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人类的生态学。这种看法加速了后来的词义演变，使得生态学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关怀。20 世纪 50 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即所谓的第一次生态环境危机爆发。于是，Ecology一词的词义逐渐演变，主要表达一种对环境保护的普遍关注。至1972 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鄄ary Ecology，1972）中首次提出“生态文学”的概念。此时，西方的生态文学创作已经颇有燎原之势，生态文学概念的产生结束了这一创作潮流长期的无名状态。
从以上的对生态文学概念发生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基本明确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之间的质别。
首先，从时间维度上看，自然写作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存在，而生态文学则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危机之后。
其二，从历史文化内涵上，自然写作有其明晰的哲学文化基础，它所要表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精神关联与形而上诉求，建构融合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性，其视角是一种包容融合性多维度的观照。而生态文学则衍生于生态学，基于维护生态平衡的现实功利性诉求，旨在批判工业社会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试图在哲学思想领域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呼唤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生态中心主义”，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其视角有明显的主客体二元性，人与自然之间是明确的主体对客体的观照。
其三，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所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写作关注自然之中的形而上之道，而生态文学聚焦的是现实的生态体系。
最后，脱胎于不同文化基因而来的审美形式，决定了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在艺术实践方面的本质差别。自然写作在审美形式的创造上凸显与自然的融合与建构，强调手法上的“自然而然”，而生态文学则惯于从批判的视角，解构工业化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侵蚀和破坏。
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虽产生于中国社会历史现代转型的背景中，与西方生态文学的发生不无关联，但毕竟与前者是不同创作理路的文学样态，其在继承传统之中也深蕴新变。中国现代文学受五四新文学“科学”“理性”的影响，意欲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潮。社会历史文化急速转型的巨大离心力，使得自然文学的写作传统被边缘沉潜。但是，历史文化变革的急遽性又使得社会、文化、历史、人与自然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因此，自然写作的精神性诉求又被很多现代作家重新观照，并凸显出超越性的历史功能与文化关怀。
如上所论，自然写作的重要特质就是从自然中寻找超越性的精神义理与万物之道，而自然精神家园的失落也正是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发生现代性变革所产生的历史症结之所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废名以及施蛰存、冯至等“京派”文人和现代诗人都匠心于营造自然的精神之乡，并且实绩斐然彪炳史册。沈从文在湘西的山水自然之中建立起自己“人性的希腊小庙”，要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留存一片纯净优美的精神净土。废名的田园小说，在家乡“桃园”“竹林”“菱荡”的美意中挥洒出一派天然自得的超然盛境，这正是“京派”一脉的自然面向。冯至在德国受到神秘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歌德、席勒、里尔克的影响极为深刻，但经历了西方现代性文化危机和中国的社会伦理崩溃后，冯至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融合，强调在自然中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与中国的伦理哲学融合重新寻求伦理重建，回归人类的精神故乡———自然，以求达到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状态，抵御现代性的精神之患。冯至的自然哲学直接影响到西南联大的九叶诗派，其中，犹以穆旦的诗歌创作最传其神。
当代小说的自然写作之典范最初可以推及赵树理。赵树理的小说《灵泉洞》塑造了一个太行山深处的灵泉沟：
核桃粗细一股泉水从一堆岩石下面钻出来，往前流了十几步远，又从丈把高的岩石节上落下去，落到一个岩石窝窝里，聚成了二亩来大的一池清水……东西有里把长，南北有五六十步宽。大大小小的石头窟窿里，长着些青青绿绿的藤蔓……这一段山谷很窄，两岸都是十几丈高的石岩，靠北边的岩下凹进去一个大石坎，又被乱石堆把前面挡住，只留着门大小的一个口可以出入，里边可以窝藏几百个人。
这个物产丰富，自给自足，山水清明，民风纯良之地正是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现代翻版，寄托了作家的政治乌托邦和精神理想。
当下，自然写作初具规模，呈现出一定的创作格局，有小说创作、诗歌等多样体裁，也有非虚构作品。小说创作以阿来、张炜、迟子建、陈应松等为代表，非虚构创作以苇岸、徐刚、鲍尔吉·原野、李青松、胡冬林等人为代表。张炜的《融入野地》等作品在自然中思考生命与人性，探究土地是否能生成人类的精神家园，是当代自然写作的经典之作。阿来的小说创作也最为典型。在阿来所模塑的藏区自然中笼罩着神性，呈现出一种自发的哲学观———人与自然天道之间的隐秘关联。在“山珍三部”之《三只虫草》中，桑吉在自然天地中自由而似乎又遵循某种指引的成长轨迹，展现了天道存于自然之中，而人的自然生长就是遵循了天道的指引。在创作层面上，阿来更是独树一帜，其最可贵之处在于，小说的叙述完全消弭于文本的环境氛围之中，呈现出景情合一、自然而然的代入状态。不同于多数作品明晰的主体性叙述视角，阿来的创作几乎感觉不到人与自然之间沉重粗砺的界限，人类的主体性被整合于天地万物之中，共情共理，返璞归真。
在自然生态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关于自然题材的写作呈现出一种勃兴的态势，但是这些创作是否能归属于自然写作的传统值得商榷。事实上，当下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而二者都是与自然写作的传统相背离的。
由于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概念的混淆，导致很多作家对两种创作倾向的认知混乱，将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的创作维度纠缠在一起。当下，受生态文学的影响，更多涉及自然题材的写作拘囿于生态批判的现实功利性向度中，无法向上超越。现在的很多创作虽然观照自然，有自觉的自然写作意识，但其文本中往往凸显了人类中心主义视域，缺乏景深的描述充斥着数理的丈量与僵硬的物理比附，人类优越智商的精明刻写与评估只是让自然叠加上了他者的印记，自然成为纯粹客体，而并不能延展成精神和肉身的故乡。多数文本在视角上，主客体性明确，追求客观、科学的描述与评价，缺乏伦理与形而上的超越，这其实陷入了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的范畴。当然，自然写作也并不完全排斥科学视角、科普知识。阿来自己就说，他的创作是有博物学基础的，但是这些博物知识在阿来的作品中并不是生硬的植入，而是成活在其所铺陈的天地里，有生命的脉动与体感，似乎与所有人休戚与共。因此，无论是否自觉，这种感温的传达无疑契合了“天人合一”的超越性。虽然阿来也自称“山珍三部”有明确的生态批评意识，但是其所呈现出的文本却是自然文学的精神向度。正如蓝棣之所说：“作家说出了什么样的意思是一个层面，作家到底想说什么，又是一个层面 作品在实际上有什么样的含义，它象征或暗示着什么，是一个层面，而作家没有明确觉察到他想说什么或说了些什么，也是一个层面。这个没有明确觉察到的意向，看来是在很深的地方左右着作家的创作，甚至成为作家创作的潜在动因。”阿来创作的多重意蕴正是体现在他并未明显自觉的精神自然倾向与自然而然的文学表达之中。
此外，与人类主体视野过强相反，另一种忽略人之维度的价值预设也普遍存在于当下的自然题材写作之中。受生态文学与批评的批判性思维影响，当下的许多作品中，批判人类自身的自觉生态意识压倒了人之维度，往往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另外一种隔绝，正如施战军所言：
我们的叙写中当然会有而且一定多有 “荒野”，并不能因为西方如此倾重并定义，我们就排斥，但更要注意“荒野”并非是用来贬损“人”的。自然文学应该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学。“天地人”的大生态，本来就是从古至今中华文明的底色。
自然文学的视角应是建构与融合的多维观照，包容了“天地人”的最高境界。而当下的创作往往忽略了人，忽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作为批判审视的对象，这样无疑会造成人与自然的新的隔绝，这也是科学思维绝对化的一种体现，完全与传统自然写作的精神追求背道而驰。
在自然写作的穷源溯流中，可以看到从诸子百家时代到当代文学，自然写作的清澈流脉。从此向度上看，当代文学的自然写作还处于鱼龙混杂的状态，虽然关乎自然题材的文学创作方兴未艾，但是真正能体现自然写作精神价值倾向的文学作品则仅有萌芽。因此，《草原》杂志在2021年新年伊始，举起“自然写作”的大旗，聚拢国内众多作家、评论家和编辑，重新倡导“自然写作”，它的意义在于厘清范畴，阐明精粹，传承并深悟自然写作之道，让作家重新考察和认识我们脚下的大地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正如《自然写作》栏目前言（见《草原》2021年第1期）中所说：“十九世纪，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的前言中要求美国诗人，应该用文字赋予美国的地理、自然生活、河流与湖泊以具体的形象。今天，我们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走出书斋，放开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中，深入这片滋养我们，并给我们自信和力量的祖国的山川草木，以我们文学的良知，遵循自然伦理，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同时也希望我们带着一种感恩的情怀去亲近自然，守护大地，以保护人类共同的生存根基和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