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法的“伦理纠结”与“内心的绝密文件”——《回响》论札
英国诗人 W.H. 奥登曾经对侦探小说这一文类做过一个概括 ：“谋杀发生 ；许多人涉嫌犯罪 ；除了谋杀者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被排除作案可能 ；谋杀者被捕或死去。”1 我们不妨套用这个说法来总结下《回响》：“谋杀发生 ；许多人涉嫌犯罪 ；除了谋杀者本人以外，其他所有人也都牵扯其中，构成共犯 ；谋杀者被捕，而探员并未得到解脱。”那么，《回响》到底是不是一部侦探小说？
《回响》发表后，不少评论家都从先锋的写作立场展开对东西这部新作的讨论，其实这是一部对读者相当友好的长篇，推理的架构引人入胜，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叙事赋予小说足够的智性，并建立起内外两层秩序，也自然会让人们想到博尔赫斯对“侦探小说”那段著名的称颂：“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 ；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我要说，应当捍卫本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它已受到了某种冷落），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这是一场考验，我们应当感激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是大可赞许的。”2 当然我们也知道，《回响》的旨意远在侦探小说的框架之外，也不止于法理和人情的纠缠，而是东西对向“内心的绝密”不断掘进的写作志向的实践。不过，悬疑和推理不但驱策着情节，更关键的是，它们一方面像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捍卫和拯救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另一方面又质疑并拆解了人性中貌似稳固的另一种秩序，小说的迷人之处恰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回响》或许可以说是一部反侦探的小说。
主人公冉咚咚是一名业务优秀的刑警，她身上叠加着作为警探的职业伦理和作为一名普通女性的人性伦理，这二者之间并不叠合的撕扯感，让她在侦破“大坑案”的过程中，多了省思和追问，而她所质询的核心，正是人性伦理的诱惑与限度。遵从警察的职业伦理，夏冰清被检视的肉身一定导源于某种致死的必然，徐山川、吴文超、徐海涛、刘青、易春阳……每个与案情有关的人在她的侦讯之下都暴露了洗脱不干净的罪责。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对于凶案的追查越深，她自己也越来越陷入生活的深渊之中。“大坑”案的追踪最终变成了探究人生自我旅途中的各种迷茫的过程，让她见证生命担承的悖论与空无。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责任，所有可言说及不可言说的秘密、想象、尊严与企望又岂是一个刑侦的必然所能结案的？在小说的前几章中，冉咚咚越接近案件的真相，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包括个人的认同就越是问题歧出，对水落石出的真相的期待快感总是被一种更深沉的惆怅所替代。对于尸体和罪行，她是有力的 ；对于不确定的生命和罪性，她无能为力。谜底可以侦破，人心呢？徘徊于职业伦理与人性伦理之间的冉咚咚，无法在内在的心灵宇宙与外在的律法世界之间搭一座自渡的桥，她也无法用职业捍卫的正义疏解她内心的惶惑。
质言之，《回响》依然表现出对因果律的尊重，但小说真正聚焦的并不是案情，而是自我的认知和“心灵的探寻”。东西在小说的后记中说得很明确 ：“我们虚构如此多的情节和细节，不就是为了一个崭新的‘认知’吗？”然而，心灵有太多的不可知性和不确定性，并不总是遵从理性和逻辑，因此，《回响》的确具有反侦探小说的那种“自反性”。“大坑案”一定会给冉咚咚的职业履历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也让她看到了自己身上人性隐晦的一隅。虽然小说以“疚爱”终章，那笼罩于她和慕达夫生活之上的阴影真的可以烟消云散吗？小说其实一直在写两种罪，一种是徐山川、吴文超、易春阳他们的，法律会以行为为依据来作出裁定 ；而另一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追问的那种罪，在不同的犯罪冲动中存在着的幽暗的精神动机，而这种罪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皆有的秉性。需要注意的是，小说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审讯，没有一个能滴水不漏地应对，包括冉咚咚。在最后一章中，她把书房布置成审讯室，邀请邵天伟参与了一场角色扮演秀。邵天伟问她：“你爱我吗？”这个问题让冉咚咚陷入了踌躇，她虽然回答了“爱”，却被邵天伟看出，她并没有准备好一切去开始一段新的婚恋。而这也帮助她换位思考 ：她和慕达夫的婚姻的症结出在哪里，她无法克服的近于偏执的精神洁癖原来也抵挡不住情欲和生活自来的消磨。
由此再来看“回响”这个题目，我们会发现，它不但整体上隐喻案件与生活的缠绕形成了彼此的回响，在微观的对位上，人与人之间也构成一种“回响”的关系。比如冉咚咚和易春阳。易春阳是“大坑案”的直接凶手，他残忍地剁下了夏冰清的手，但在隐秘的心理世界，这只手是他缺失爱的代偿。他将同学谢如玉和印刷厂女工吴浅草合二为一，深陷“被爱妄想症”，以虚妄的想象作为生活的支撑。而小说中另一位曾陷入精神的谵妄状态的正是冉咚咚。她在与慕达夫的僵持中，居然凭空构想出一段初恋，一个叫郑志多的帅气男孩满足她所有关于爱的浪漫期待，然而因为“爱”与“责任”的微妙措辞，她拒绝了郑志多，也让自己陷入“纯爱妄想”中不能自拔。在生活的这条线中，从怀疑丈夫出轨开始，她和慕达夫、贝贞和洪安格，包括邵天伟，他们的生活都被搅扰进来，两对夫妻更是走向解体。冉咚咚不正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吗？在生活的“大坑”里，她何尝不是戴罪之身呢？冉咚咚能破解易春阳的隐疾，抓住沈小迎的隐私把柄逼迫她交代徐山川欲行灭口的事实，除了专业的素养和缜密的头脑之外，恐怕也离不开令她困扰的焦虑症和猜疑症。
我们无意硬套巴赫金复调叙事的理论，不过“回响”本身即包含着复调的意味，而且冉咚咚的确有点类似《罪与罚》中的探员波尔菲里 • 彼得罗维奇，彼得罗维奇的侦讯依靠的是“对话直觉”，这使他“能深入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未完成定型的、不见结局的心灵里去”。巴赫金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对德米特里的审讯，是“伪心理学的最深刻的实例画面”，侦查员、法官、检察长法医、辩护人都看不到德米特里“活生生的、充溢着新生命的内核”，他们看到的是由僵化的心理规律或者习惯而自然的规定了的现成的确定性，所以根本没有同他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德米特里始终游离法庭之外，“他将自己审判自己” 。东西说《回响》把“心理学应用于小说创作”是自己的一次拓展，因而小说也酌情用了一些心理学的案例，但是从始至终都展现出对人的内心进行艺术性观察的耐心和共情，而不是将人的罪行和罪性抽绎为简单的心理学概念或公式。
冉咚咚对几位受审者都进行了两轮以上的审讯，因为直觉告诉她，第一次审讯中，嫌疑人没有如实相告。审讯的供词是小说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或者被处理成独白，或者处理成对话，在在地呈现了人的“心灵的不可完成性，以及那种特殊的不确定性”。而且如前所述，冉咚咚不但质询罪人，也像德米特里一样，借助他人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她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东西始终在描写她“心灵危机的时刻和不能完结也不可意料的心灵变故的时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