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生活地带的文学探索与表现——温燕霞小说艺术漫论
在中国作家的队伍中，女作家不仅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而且以其卓有风范与实绩的创作，在文坛常常引领某种独特的风骚。江西作家温燕霞无疑是其中一员。此可以凭其创作出版的《红翻天》《虎犊》《磷火》《珠玑巷》《寂寞红》《红乳》《夜如年》《我的1968》《半天云》《琵琶围》《黑色浪漫》《此恨无关风和月》等十多部长篇小说，《乡俗画》《冷莎的战争》等多部中篇小说集，散文集《越走越远》《嫁给一盏灯》《客家·我家》，长篇散文《我的客家》《背着故乡去旅行》，长篇报告文学《大山作证》，以及参与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可爱的中国》、主创的《重返鄱阳湖》《神羊峰》《铁窗英魂》《大禹的传说》《与爱同行》等广播剧，数字电影《赣南1934》《发姑》等一大批文艺作品作证。
作为一位从大学历史系毕业，却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作家，温燕霞把专长与志趣相结合，成为创作上的多面手，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学创作景观，即历史的把握和文学的想象化为其在创作上振翅高飞的两翼。在某种内因与外因的共同推动下，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现实生活成为其一定时期里的创作之选；而且在其极为专注的写作中，实现了对各类题材的精准定位、精深开掘和精彩表达，从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创作成就，显示出个性鲜明的写作风格与特色。
一、革命战争：挺进慷慨而惨烈的地带
也许是出生于赣南的缘故，温燕霞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情有独钟。众所周知，赣南是革命老区，那里翻滚过磅礴激荡的历史风云，上演过血泪交迸的战争，演绎过惨烈无比的人间故事。虽然这些已成历史，但仍给今天的人们以强烈的触动与深刻的喻示。这对生活在赣地的女作家温燕霞来说，或是因文学的责任与自觉，刻意地凝视这片灼热的土地；或是被发散于历史深处的大量信息所刺痛，使她必欲将其带血含泪地写出方能安身安心。总之，革命历史题材成为她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内容。对于这种光芒与血泪交织的题材，早已有无数各类形式的作品进行了颇有深度、质量和影响力的反映和表现，作为后来者的温燕霞涉笔其间，又能怎样独出机杼，给读者提供怎样不同的叙事文本，创造属于自己的怎样的文学景观？这显然是很值得考究一番的。
长篇小说《红翻天》聚焦于1933年秋至1937年底的江西赣南这一苏区革命史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以中央苏区周春霞、江采萍、刘观音、马丽、杜青秧、杨兰英等6个女红军战士的成长经历为线索，从女性的视角与生命体验来审视历史与人生，探索和表现战争中的女性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作品反映出以下突出特点：一是复杂的情节编织。作品以苏区与白区为两条叙事主线，苏区又以周春霞所在的红鹰宣传突击队与周春霞好友马丽所在的野战医院为支点，把战斗的前线与苏区的后方相连接，通过周春霞的哥哥周春强这条线来表现白区，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形成了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故事网格。在叙事过程中，既注重历史进程的纵向展示，又有生活场景的横向再现，因而苏区与白区、前线与后方、战争场景与日常生活场景，在作品中频繁而有机地交替呈现，加以铺排上的从容与精到、情节上的突转与起伏、节奏上的张弛与疏密，使当年真实的战争图景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红翻天》以赣南产的小辣椒为书名，或许包含了颇具形象感的双重意象，既象征了当时苏区革命一派火红的形势，又比喻了女性革命者火热奔放的性格，特点鲜明，动感十足，让人产生无尽联想。二是厚重的生活开掘。作品涉及了战争和女性、鲜花与硝烟、青春与死亡、战争背景与客家风情等诸种元素，抒写了以女性主人公所经历的血与火的考验、生与死的搏杀、爱与恨的激情。她们在参加革命前，有的是富家千金、知识女性、福音堂里长大的孩子，由于种种偶然的原因加入了革命的行列。但她们都有爱美的天性、对爱情的向往，也有勇敢、不屈的抗争，她们穿行于硝烟炮火，救死扶伤于枪林弹雨。她们有弱点但可爱，由弱小变坚强，战争这个熔炉与炼狱逐渐把她们锻造成坚定无畏的战士。她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无数肉体与心灵的痛苦煎熬，遭受了比男性更多的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苦难，甚至是对生命的威胁。如战争中的女性几乎没有做母亲的机会，即使偶然有了也可能面临着生死别离。招娣为了腹中的孩子悄悄离队，瑞金沦陷后却冒险援救战友。红云也是在数次流产后终于顺利怀孕，孩子出生后她却在炮声中离去，没能见上孩子一面。方梦袍被误解仍坚持使命最终献出宝贵生命。对战争和政治事件带给女性的精神和心理伤害这种女性苦难的特殊书写，可以说是弥补了大多战争小说在女性表现问题上的不足与欠缺。三是精心的艺术再现。作品以红都瑞金为背景，以女性的心路历程来展现战争的残酷，不是历史的抽象与虚构，而是生动地还原历史，表现了几个青春女性追求与抗争、搏杀与激情、绽放与凋零的壮阔历程。作家笔下的革命战争生活既是艰苦卓绝的，更是残酷血腥的，但作品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竭力将其审美化，以生动、细腻、传神的笔触，传达战争中女性的人性之美和灵魂之美，从而将战争中女性主人公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命运传奇，谱成了一曲低回、哀婉而又壮烈的战地之歌，用青春和生命的凋零唤起人们对正义的向往和对那段如火如荼历史的深情缅怀与追忆。从这个意义上讲，《红翻天》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美学追求上的新努力，是对革命历史题材表现角度的新丰富。
《虎犊》则是温燕霞新近出版的一部以少共国际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上半部分是从局部正面描写少共国际师的战斗生活，选择杜家围子的富家子弟杜鸿运作为作品的主人公，通过阴差阳错般的经历加入革命队伍中来，表现其与战友们，在时代的惨烈氛围中先后走进少共国际师N团二连，分别在朱九、张大嘴、王健、赖慕敏等连队干部的带领下，按照战争与军人的严酷要求锤炼与提升自己。他们都只有十六七岁，是艰苦卓绝、铁血无情的战争把他们急速地催熟。小说以丰富的笔墨抒写了属于他们战火中的青春：用树脂火把点燃蜇人为害的马蜂窝；用水蛭疗法治好汪小六腿上已严重腐烂的创伤；参加连队的练兵与比武由笨拙到出色；通过头上淋满鲜血的办法来克服晕血症；运送物资时遭遇大刀会的袭击与其斗智斗勇；在五茶乡从保安团手里救下欧阳兄弟，并把保安团打得人仰马翻；从公开的报纸上搜集领导人的信息受冤枉而被关禁闭；化装到黎川城刺探敌人情报表现出的智勇双全；……密集的情节构成了小说首尾相连的故事链条，也从一个侧面把少共国际师的烽火征程再现了出来。小说竭力表现的是这一年龄段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将所有的人物都放在动态变化之中进行刻画，通过他们身体的发育和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等，来显示他们的成长、进步和转变的清晰轨迹。他们虽为体力智力都未达到全盛状态的青少年，但也无可选择和无可逃避地面对血与火、生与死、荣与辱的严峻考验，他们必须把自己当作真正的战士一样去战斗、去牺牲。温燕霞虽为女性作家，却以极为辛辣冷峻、苍凉遒劲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他们从幼稚生涩向真正战士的过渡，冷静地直面了战争的残酷和牺牲的惨烈。
《虎犊》所显示出的文学特质，既归因于作者对少共国际师当时战斗背景的研究，杜鸿运们的命运发展变迁都是与大背景紧密相关的，对时代氛围与历史线索的把握与对主人公作为一些具体个体的命运揭示交融在一起，使小说的时代感和真实感有机地呈现了出来；又归因于作家依据生活的可能和对史料的解读，按照特定的生活逻辑与规律，展开应予赞许的想象与虚构，进行叙事与铺陈，编织情节与细节，塑造各类人物，从而在小说的章节之间充满了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还归因于作家对当地人情风物的了解与谙熟，使小说在行文走笔之间，时时呈现出具有鲜明地域色彩的场景、画面、声响和韵味，以及独属温燕霞式的奇思妙想与文字风格。虽然这是描写青少年战争生活的作品，但它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而是成人化的历史小说和励志小说的写作。作品表明在那个刀光剑影、热血挥洒的年代，一批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怎样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和战争，他们的人生道路是怎样的时之所迫和势所必然；表明青少年这个正值芳华之际的人群，怎样为中国的革命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后人应该永远铭记的牺牲与贡献。
《虎犊》的下半部分将叙事时空放在了当代，企图通过后辈对于先辈的事迹与精神的追寻，使小说的叙事具有更丰富的意涵。作为省某电视台大型节目部编导的杜思红，同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根据太奶奶有限的传说，寻找这谜一样的太爷爷和太奶奶，试图为光荣的先烈正名，也为自己的血脉溯源。这期间所包含的痴情与动力，既反映了后辈人对先辈的认同与尊崇，也折射出人物命运在历史云雾与烟尘之中的苍凉与变故。从这个意义上讲，思红的行动是在奋力抓住早已缥缈在历史远处的线头，实现对某种断裂的接续和对先辈的致敬与告慰。小说如此结构，使叙事空间与情感空间在纵深感上得到了更大的拓展，历史题材应有的现实感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小说如此延伸的意义还在于，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后辈的生活际遇与前辈相比，不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我们已走进了先辈所梦想的繁荣强盛的今天，对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所创造的精神价值，不仅不应让其随风飘散，而当努力使其发扬光大。
不只是长篇小说，温燕霞也以中篇小说的形式来反映革命历史，并以她过人的才能与非凡的勇气，经过精心的选择、深入的开掘和生动的描绘，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给了我们不同于其他作家写作的丰富想象、精彩虚构与真实再现。我们读到她的六部中篇小说，大多不是正写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活，而是相关的侧面描写。从作品的精彩程度看，其惨烈、丰富、深刻一点也不亚于战争生活本身。在此过程中，作家在结构作品、刻画人物、揭示人性、运用语言、开掘主题诸方面，都拥有了较高品质。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温燕霞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创作，绝不是我们常见的某种平和的、温存的、诗意的风格特色，相反常常是采取一种出人意料的极限式的写作策略，即她总是把小说的情节和细节，按照所反映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逐步推向人物与行为的极致来展开描写，通过连续不断的叠加与积累，形成强大的叙事张力，让读者在几乎是步步惊心的阅读中，感受文字的历险与震撼、惊悚与残酷。《杜竹音和小圆镜》中的杜竹音，在红军遭到失败之后，身陷绝境的她只得被迫改嫁恶霸地主，在受尽凌辱与折磨中，为其生下两个儿子大宝和二宝。被逐出门后出于母性的牵挂前去探望儿子，却遭到地主家最残酷的对待，甚至放出大黄狗来咬她。虽然逃到台湾的大宝、二宝后来打算回大陆看望生母，却又在一场车祸中双双身亡。《冷莎的战争》中的冷莎，竟被入侵者伊藤西城企图让洪都公司聘她为董事，帮他们收购铜铁、粮食、招募“劳军妇女”。《李命大》中的监狱长死胖子，竟然无耻地让女犯人生孩子，将其卖出去获利。那是一个敌人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的严酷“清剿”的年代，白军对人民群众的杀害到了肆无忌惮、令人发指的程度。所谓“命大”不是来自天意，而是所到之处有好心人的保护。《石头生》中的主人公在过湘江时的激烈生死场面，朱九连长与杨指导员发生的严重对峙，老于头瘦小的身躯竟从大山的裂口处坠入万丈深渊，朱九连长因在战斗紧张之际丢弃了石印机、大炮底盘等设备被团军事裁判审讯等，均为我们不常见的情节。《我和我的母亲》中，母亲子宫里的婴儿，竟然能感受到母亲的工作与战斗，他似乎能看到母亲用菜刀磕开毛藤结疤，捉了一大碗胖乎乎的虫蛹。《水莲》中的水莲，被迫出嫁本身就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洞房之夜被强暴，以及在空旷阴森的围屋中，面对居心叵测的公公和阴险邪恶的婆婆，人物所处的是暗无天日的绝境。小说刻意进行这种险象环生的极限式描写，不只在于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同时也是对时代氛围深刻而准确的反映。温燕霞的革命历史题材中篇小说，从人们看起来颇为熟悉的生活出发，以更加抵近的姿态呈现战争生活的样貌、质感与特征，充分地反映了她对历史的穿透力，对生活的了解和对文学的追求。她通过其思考与审美、想象与虚构、才气与力量，不仅奉献给读者有着独特品格的、超越了我们以往阅读经验的好作品，而且把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探索和表现带入某种新的境界。
长篇小说《磷火》所描写的是在一些年里颇热的中国远征军题材。作品将笔墨伸向遥远的缅甸，在那个密不透风、死亡遍布的陌生的历史丛林地带，展开她恣肆的文学想象和精湛的艺术描写。小说通过几位早已成为孤魂野鬼，至今却仍未魂兮归来的中国远征军下层官兵对于战场的回溯，从游荡的磷火返归当年的战场，以四个故事独立成章而又呈橘瓣式的结构，以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动人心魄的真切叙事，既让人领略衔命出征的中华儿女在绝境中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万丈豪情，又让人再度感受到国殇式的苍凉与悲壮，从而在最深处洋溢出作者无法抑制的沉重哀伤，以及对这些喋血疆场的中华儿女们的真诚礼赞。那些在战场遗址上飘荡的磷火，不仅不幽然冰冷，令人畏惧，相反竟有了某种灼人的温度。
由“磷火”追溯的战争岁月，便是对短兵相接的“战壕的真实”的逼真再现，这是小说最令人感到震撼和揪心的地方。温燕霞在写作《磷火》时，秉持“战壕的真实”的原则，力图通过详尽的战场描绘来凸显战斗者的普通和崇高，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战争文学的印象有了重要改观。在那种极端恶劣的双方攻守环境中，其场景，包括细节、声响等，都使读者惊奇于作者对战场时空的感知、对战斗进程的描绘、对惊悚情节的设置，以及一些细致描写—如在战斗的巨大压力下，军人的行为与心理几近失常和疯魔；再如士兵饮水时看见水下就是战死者的面孔，远征军一千多名伤者悲壮地自焚，女护士吴绛仙拉响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等等。这一切都是惨烈的战场上会发生的，让我们既看到战争正义的一面，又看到其非人性的另一面。一路读来，令我们内心不断地被刺痛和灼伤，忍不住要为那些为国征战的死者与伤者痛哭。
透过作品对“战壕的真实”的描写，不能不令人惊异于其热忱中的冷静、惨烈中的唯美。战场上的一切形态都在温燕霞的笔下，以惊心动魄甚至是撕心裂肺的面貌呈现着，这需要作者以巨大的心力与坚忍的意志才能完成。
“战壕的真实”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写实的能力、审视战争的立场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表现“战壕的真实”又不是其最终的创作目的。它不仅仅在于直面战争所造成的杀戮、血污与牺牲，表现战斗者所面临的惨烈绝望的战争环境，而在于通过对军人的性格、性情和表情所进行的精确描写，令人相信这一切并不是凭空的虚构与想象，而就是中国远征军当年入缅作战情景的再现和还原；进而通过对血肉横飞、瞬间即人鬼殊途的战场上最激烈的战斗、最无畏的冲锋、最惨烈的牺牲，以及通过对于生命的珍重和人性的解剖，反映出作者对她笔下的主人公们满腔热情的欣赏、赞美和悲悯，对战斗者和战死者无限的尊重与无尽的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赋予战斗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都有高大俊美、青春靓丽的外表和美好善良、敏感动人的内心，以及生涩清纯、可供浅唱低吟的浪漫前史。这显然寄寓着作者的某种审美理想，不仅在战斗进行之中，平添了几多令人回肠荡气的魅力，也更加重了牺牲的悲怆，作者写作上的谆谆之心和深厚功力可见。
二、历史题材：撩开幽远与深邃的帷幕
以怎样的角度与方式进入历史生活，想必是从事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颇费脑筋的事。有不少写作者，是用过去现在时的时态，在历史的情境中，完成从时间与空间上的历史叙事。而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珠玑巷》，则与以往常见的历史叙事采取了较为不同的策略，与时下某些所谓的“穿越”的手段相类似，但其颇为不同的是借用了一个奇特的载体，即“再生人”这种莫须有的、梦境式的奇思异想，让小说中的人物从当下重返800年前的南宋，在时空中信马由缰地自由穿梭，以此来实现其创作的构想与意图，创造了一个似乎是古今同体、匠心独具的新的写作范式，从而构建出了一部充满玄幻色彩、意味隽永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的问世，又一次反映了温燕霞所具有的运笔成风的腕力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
小说中的胡书雅是现实中的主人公，作为作品的第一叙述者，似乎掌控着整部小说的叙述节奏。但真正的叙述者又是罗伟琳这个疑似南宋胡贵妃的转世者。胡书雅在当年胡贵妃投下的那口井里看见了常在梦中出现的古装女子，又收到了生命濒危的罗伟琳给胡书雅的来信，跟随其从珠玑巷这个现实的坐标点出发，回溯至“前前前……世”的800年前，使其在“前前前……世”的那一切，活灵活现、毋庸置疑地再现于其叙述当中。而且这种再生似乎不是单一的，而是群体性的，现实与历史中人物，如胡书雅—佛面、罗伟琳—胡清蕙、胡明—罗松等，都构成着某种再生的关系。这或许是一种推测，也可能是超现实的存在，亦可能是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照应和关联，使得这种联系似真似幻，扑朔迷离。“再生人”之神秘勾连，打通的既是地理性、血脉性的，更是心理性、精神性的联系，在当今的人们的心头将会引发更多关于历史、关于现实的想象与诘问。
《珠玑巷》通过罗伟琳回溯的历史，是在风雨飘摇、世道扰攘的南宋末年，这显然是作者的独具匠心。面临元军势不可挡的大举进攻而处于崩溃边缘、行将覆灭的南宋王朝，既无心无力回天，又自欺欺人地苟安于东南一隅，无法改变国破民凋、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的衰颓局面。这个时期的人们，达官贵人依然沉溺于纸醉金迷的无边享乐，广大民众则处在战乱这种极端的社会与人生的无常湍急河流之中，如落叶般随之飘摇、颠簸、起伏，忧心忡忡、惶恐不已地经历着说不尽的颠沛流离，尝尽了各种猝然而至、闪躲不及的苦难与屈辱。在这种社会、历史和人生状态之下，历史的、人性的和人心的断层、沟壑与褶皱全都裸露了出来，而且显现得异常清晰明了。这就使小说大开大阖的描写，具有了最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于是从宫廷到民间，从良善到匪寇，从杀人越货到正经营生，从三教九流到五行八作，无不尽遣于笔端。其中客家人的历史命运成为小说的焦点，其本身就是与离乱密切相关，在这个动乱的历史时期就更加扑朔迷离和前景难料。在这个灾难频频的乱世中，进一步铸就和凸显了南迁广府先民最典型的历史情结与心理特征。作者以极为流畅的叙述，让读者跟随千回百折、引人入胜的叙事，去品味一系列想象中的关于宫斗、爱情、阴谋、战争等惊心动魄的历史。小说的叙事始终保持着一种饱满的激情、丰富的情节和巨大的张力。作者善于进行情节性、场面性的描写，紧绷、激烈的气氛的渲染与营造，人物命运宿命性的揭示。而宏大的故事架构，开阔的历史场景，跳进跳出与转换自如的叙事节奏，丰富典雅与富于变化的语言，以及从容沉静的创作心态，使这部作品有举重若轻、挥洒自如之感。这又依赖于温燕霞对于800年前的历史的搜集、掌握和研究，以及才情独具的揣摩、想象和重构，加以现代视角的介入，使这部穿越式的小说不单纯是一部历史的文本。从珠玑巷这一打通古今之间的匪夷所思的原点出发，我读出的是历史虽然远去却依然有着灼人的温度；是某种割不断的灵魂的洄游与确认，及其关于当代心理与情感的寄存与找寻；是作者幽深的情致、奔涌的才思与细腻的风格。这样一部对于历史的奇异“闪回”之作，令我获益颇多。
长篇小说《寂寞红》，使我想起唐朝诗人元稹《行宫》中的诗句“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小说描写的是明朝第八位皇帝朱见深与妃子万贞儿的故事，这在历代的宫廷中是一段著名的畸恋。温燕霞以此为题材，展开一番引人入胜又令人惊异历史叙事。小说通过绵密的、循序渐进的叙事，将其人性化、合理化，既散发出某种现实般的热度，又让人不免心生思古之幽情。
可贵的是，面对这类看似荒诞不经的历史题材，温燕霞所秉持的依然是严肃的写作态度。她不是按照现有的史料进行枯燥的演绎，也不是去添油加醋地任意戏说，而是依据历史的纪事与真实进行自由的想象与联想；又从历史生活的桎梏中跳出来，将女性作家对宫廷生活的想象和虚构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力求还原宫廷生活应有的秩序与规则、凶险与血腥。作品中的文学真实也是历史真实，象征最高权力的宫廷及后宫，就是一个危机四伏的丛林，貌似温情脉脉，却又短兵相接、残酷异常，所有的人物都处在钩心斗角的环节和链条之中。小说绘制了一幅幅活灵活现、至为生动的宫斗图，历史事件的文学化、人性化、性格化、场景化、情节化书写，体现了温燕霞对历史研究的深透、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对女性心理的揣摩，体现了她所具有的卓越的想象与叙事能力，以及把握和驾驭历史的尺度与自信。读者或许不会怀疑这只是作家心中的那段历史，而相信是历史上实有其事，因为作家以历史为依据，以文学为羽翼，将历史深入地、有机地楔入文学之中，成为历史事件的活色生香、言之凿凿的当代性呈现。
《夜如年》是温燕霞表现客家生活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其时代背景虽然已至近现代的民国时期，但从小说的时空感受上讲，仍可将其列入历史题材的范畴。所谓“围屋”，是客家民居经典的三大样式之一，自然与客家女性的生活与生命息息相关。书中这个建在悬崖峭壁上“谢家老围”里的女主人公们，尽管生于风云激荡的近现代，却并不能感知时代的变迁，依然生活在封建思想与秩序的牢笼中，而且其家庭和社会地位都十分低下，不仅要承担繁重的家务与户外劳动，还要遭受无处不在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欺凌与压迫。死了丈夫，女人们就会被送进围屋中的“清洁堂”。而这个美其名曰“清洁堂”的地方，绝不是一个安享生活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封建的象征，一座桎梏女性的恐怖地狱。“这里的人能容忍一个男人去嫖妓，却不会宽容一个夜半翻进清洁堂和寡妇幽会的男人。”不只是整个社会对送进“清洁堂”的女人们进行自觉而严密的监督与管制，而且当地知县更是把“清洁堂”作为“整饬风化、保护寡妇名节”的举措而鼎力支持。因此围屋中的客家女人只要是进了“清洁堂”这道门，也许在此终老再也不可能走出去。但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她们面对孤灯度日如年，在寂寞中凋谢绚丽的青春，不会被可畏的人言真正窒息，再高再厚的围墙也不能阻断她们内心的躁动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于是就演绎了五娘与戏子、玉郎，豆苗与许成山，阿芸与金标，铁板嫂与老龙子之间的情感大戏。当理想不再、青春毁灭，18岁的豆苗便用斧头斫开围屋角楼的铁锁，从高高的墙垛上跳了下去，以死来实现自己的“最后一个想法”。曾经在戏班子里闯过的五娘无论如何挣扎，同即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玉郞一起被白匪将错就错地枪杀。谢家老围的管家婆铁板嫂为了实现理想，同意去放火杀人。原是谢家老围堂主的阿芸婆，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选择悬梁自尽。这都无不显示出蕴藏在女性体内的原始欲望和强大张力，但等待她们的又总是极为悲惨的结局。作为对客家女性生活历史和心理特征有深入研究和观察的客家籍女作家，温燕霞最擅长的是写女性题材的作品。写客家女性中这样一群特殊的女性，她把自身对于历史的感知、积累和思考，把她一个女作家的文学才华、艺术手法、写作技巧充分施展出来，甚至是爆发开来。她不是将女性置于历史生活之外，而是放在时代氛围之中，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关注与体恤客家女性的生存状态，并把笔触深深地探入人物的灵魂与骨髓中去，在“清洁堂”这个小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波澜壮阔、感天动地的人间悲剧，使之成为当时黑暗社会的一个令人战栗而警醒的缩影。
三、现实生活：穿透阳光与雾霭的书写
现实题材也是温燕霞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无论是自主选择还是衔命而为，她都以极为认真的姿态全身心投入，对所涉及和表现的生活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使最终拿出的作品达到令人赞赏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从而在现实题材领域做出贡献。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自然也进入了作家们思考与表现的视野。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温燕霞也以其长篇小说《半天云》对这一题材进行了生动的反映。阅读这部作品，我们发现温燕霞的描写赋予其以双重的思想艺术意蕴。首先是小说塑造了虎军、苦娃、南瓜等一批小主人公，他们都是父母外出打工之后留在半天云村的一群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的这些儿童们，自然面临着生活和成长方面的种种困境与难题。然而作品并没有消极地看待和表现它，也没有单纯地描写留守儿童的孤独无依及其所导致的情感和生存困惑与危机，而是将城市化进程视为某种必然进程，并以其为社会背景来描绘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态，揭示产生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刻社会根源，从而给读者以更理性、更深刻的启示。作家笔下的小主人公虎军是一个乐观自信、充满爱心、机智勇敢的孩子，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种灰色颓唐之气，他在大年初二父亲离开时导演了一场小伙伴们披麻戴孝的哭丧闹剧：为了报复父亲包养的二奶，竟购买五个手机、组织五个同伴每天给她发十条短信捣乱；为了救醒因迷信而在床上等死的十五婆，组织同伴们表演了一出智激十五婆的把戏；为了替父亲还债而向人借钱送到深圳的父母手中……小说以一系列富有特色、接地气的故事情节，刻画出了一个与其他同类题材作品中不同的，生机蓬勃、阳光可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形象。小说还描写了虎军的其他小伙伴同样具有的壮举，如小牛哥为救虎军的挺身而出、挡了大炮一刀而不幸遇难，南瓜施巧计捉住了逃犯，梦园机智地挽救四个想跳塔的妹子。这些可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也可能来自作家想象的事件，发生在父母远离的留守儿童身上，既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也构成了农村留守儿童才有的真实生存图景。其次，温燕霞并非停留于以对这些儿童的正面描写来粉饰现实，她所着眼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关乎中国未来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她在作品中以儿童的视角，通过追问家庭成员来追问社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虎军质问父亲为什么不带他去深圳上学；为什么父亲对母亲态度恶劣而对情人却笑脸相迎；为什么母亲总诉说父亲的不是却在面对父亲时唯唯诺诺；为什么爷爷和奶奶好的时候有求必应，不好的时候却棍棒相加；等等。作家更是通过乡村与城市的对比，来揭示农村留守儿童在亲情和教育上的双重缺失，给这些幼小心灵带来不容回避的伤害，从而造成其身体上、精神上、道德上、情感上的多重危机，以唤起我们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对这个题材饱含深情而又客观理性的开掘与表达，使小说具有了独特的思想与文学价值。
脱贫攻坚是近些年轰轰烈烈实行的一项国策，许多纪实类的文学作品对此都做了反映，而温燕霞的《琵琶围》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这一主题。
小说以赣南山区为背景，以小山村琵琶围为焦点，展开对于扶贫工作的生动叙事。这其中既包含了驻村扶贫干部艰难而有力的作为，如杨明、何劲华和金彩凤等，他们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很高的热情，然而具体过程其实是压力山大、困难重重的；也包含了乡村群众的觉悟与配合，虽然人们欢迎并期盼脱贫，但琵琶围人如石浩财、许秀珍等众人，却有着“等着别人送小康”这种不思进取的陈旧观念，甚至还蓄意同扶贫干部对着干，因此真正改变起来是异常艰难。小说悉心描写这些帮扶干部如何面对困局，克服个人家庭和各自工作上存在的种种难题，全身心地扑在这种义不容辞的事业上；如何进村入户、掏心掏肺地努力走进村民的心里，在情感上真正打通相互间的距离，把琵琶围人藏在心底的意欲改变命运、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和动力调动出来，把当地的有利因素和条件开发出来，从而形成了旧貌变新颜的万众一心的强大合力；如何使石浩财这样的丧失生活信心的醉鬼、懒汉，一步步地走上正路，并在后期兴办产业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一个由悲转喜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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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故事的书写，事实也是一种特殊的乡村叙事。只有熟悉乡村中的人们，熟悉当代乡村的新特征，了解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和具体政策，了解扶贫所经历的具体过程，洞悉帮扶干部和贫困群众的心理状态和情感历程，才能出色地写好这类题材。温燕霞在写这部作品时，有相当的乡村生活积累，又费时一年半进行了大量采访和查阅资料。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她所熟悉的。她把自身善于编织曲折故事、抒发动人情感、刻画独特形象的写作特点，用在了此部扶贫题材小说上。小说并不是单纯地描写当下，而是注重挖掘这片土地上的传统内涵。橘子婆等人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哑伯有印着“红军万岁”的搪瓷缸等，作品使用这些符号，不仅给叙事增加了历史的纵深感，也带有强烈的情感化指向。小说以琵琶围的脱贫过程深刻地表明：乡村的脱贫不只是财富的脱贫，更是精神的脱贫；乡村的改变不只是面貌的改变，更是人的改变。
长篇小说《我的1968》，也是温燕霞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作品通过一个六岁小女孩的眼光，来对1968年前后发生在赣南客家那个偏远的龙女村里的“文革”，进行充满童真的观察与书写。那一年的温燕霞就是六岁，因此这部15万字的作品，可视为其对于发生在她生活世界自传体式的感受与记录。值得肯定之处正在于，她始终将叙述的视角限定在这个特定的年龄段，透过自己依旧清晰的记忆，讲述当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似乎是自然琐碎、不加渲染地描绘这个小山村纷乱的时代生活场景，不动声色、颇有力道地揭示非常岁月的现实的荒诞、人性的复杂和女性的苦难。由于处于那样一种年代，或者出于人们的原有本性，即使是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化外清净之地，也是一个风起云涌、你争我斗的大舞台，仍然充斥着权势和欲望的角逐。小说的价值正在于用一种另类而深刻的记忆，引发了人们对“文革”的思考：当一个历史潮流挟带着蛊惑成年人的声音滚滚而来时，它对儿童的天真又是一种怎样深深的伤害。
综上所述，温燕霞的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现实生活的小说写作，都是从其熟悉、善于驾驭的内容出发，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和抵近的姿态描写生活的样貌、质感与特征，充分地反映出她对战争的理解、对历史的穿透、对生活的体悟、对文学的追求。
在温燕霞著作颇丰的创作实践中，她通过思考与审美、想象与虚构、才气与力量，奉献给读者众多有着独特品格、超越我们阅读经验的好作品，把文学探索和表现的触角带入新的地带与新的境界。与之相映衬的是温燕霞的散文写作，体现出自由敏感、细腻深沉而又尖锐有力的鲜明特色，尤其是写作客家生活的作品，过往的家庭往事、乡村记忆、成长烦恼、生活百味，以及客家的生活与文化特征等皆细致逼真地形于笔端，时常给人内心以强烈的拨动。由《夜如年》改编的电视剧《围屋里的女人》，凄美哀婉的深长叙事，一举火遍全国；参与编剧表现方志敏烈士事迹的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也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她担任编剧的广播剧大多是植根现实、题材宏大的精心创作，成为集思想性、艺术性和可听性于一体，广受听众欢迎的精品力作。除了长篇小说《红翻天》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图书奖，《琵琶围》荣获2020年度“中国好书”《虎犊》列入中宣部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温燕霞主创的广播剧还先后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其他各类省部级奖、全国有关协会奖，从而使之成为当代文坛一位重要的实力派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