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安荣《红鱼歌》：历史的镜像与现实的和解
读了葛安荣小说《红鱼歌》（《锺山》2021年第5期），感受很深。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红鱼歌》距离的故事时代感久远，甚至面目有些模糊。同时，它也是新鲜的，有辨识度的。当下许多作家在努力书写现实，解构现实大行其道，纷纷书写无爱窒息的婚姻生活（出轨）、亲人的背离和亲情的沦丧、城市生活的紧张与压抑，乡村生活的孤寂和无望、人工智能对人的影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当下底层人的挣扎等等，在唯恐笔下的作品落后于时代的时候，葛安荣老师却另辟蹊径，回望纷繁的历史。从写作的功利角度来说，这样的题材是不讨巧的。但是，它也展示了作家的勇气和智慧。
书写现实，描绘当下社会百态，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当我们身临其境，每天的遭遇的和阅读的都是相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书写和阅读都会陷入谜一样的“同质化”，让生活和书写，以及阅读都陷入无限焦虑。我认为，书写同质化的小说，对读者来说 ，是不人道的，因为读者是 “喜新厌旧”的，是“见异思迁”的。而这个“异”，是所有写作者的“文眼”，也可以说是“文胆”。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红鱼歌》在选材上是用心良苦的，它的新鲜度得到一定的保障，让读者的眼睛感受到一股清凉的风，而不是在重现眼前现实世界的眼花缭乱、浮躁不安。
对于《红鱼歌》的新，我感觉除了选材新鲜，还有人物新。尤其是赵小凡、张闽、以及“我”。《红鱼歌》中的故事发生的年代虽然没有交代，但是作者的细节描写中可以估计在70年代初期——“魏主任早早安排了晚饭。我们编成4桌，每桌9人，分别到4户社员家吃。”那是一个物质极其贫乏的年代，连演出服都需要借——“宣传队的条件悬殊大，差的连演出服装都买不起，长袍短套全靠借，甚至无乐队伴奏。我们宣传队也穷得一塌糊涂。记得第一回在公社大会堂演出，学校拿不出钱做统一的服装。我们准备各穿各的，穿干净的，没有补丁的。”在那个时代，穿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是“光鲜”了。“我脚上的新布鞋是母亲千针万线做的，每年一双。我平常舍不得穿，演出时才穿。我家在渔村，离菱湖街二十多里地。回家时走出菱湖街，我脱鞋光着脚丫跑。回校时光着脚丫走，看见菱湖街了，我才找个水边洗洗脚穿上布鞋。”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那是一个穷人家庭连鞋子都买不起的年代。
在小说文本中，很多事情是不需要交代的，只要看细节描写就可以推断和感受到“现场感”。小说过多的交代，就会影响小说的叙述节奏。
《红鱼歌》这部小说的细节还能体现出作家的专业精神——“一串竹笛悠悠扬扬，入耳醉心，伴着主胡的旋律，扬琴、月琴、三弦、琵琶等跟进，融成一片。慢簧调，‘小过门’后，伴唱声起：日收斗金夜收银，菱湖天生一个聚宝盆……”“赵小凡拾翠步摇珠，宛若一尾游鱼。轻轻盈盈的姿态若云若水，尽显锦鲤妖娆。乐曲转换，骤然间鼓乐“急急风”，如雨打芦苇声声脆，紧。她举目逡巡，思忖片刻，急步跳起凌空“劈叉”，落地一个鱼跃式前滚翻，撑垫，蹬地，提臀，低头，头颈肩背腰一顺儿触垫前滚，曲膝团身，收起，丁字步稳稳站立。”“《珍珠塔》里的陈翠娥，《双珠凤》里的霍定金，《庵堂认母》里的王志贞，她演花旦，水袖一舞一拂，抖，甩，掷，荡，抓，收，拿着台下的眼睛跟着走。小姑教会了我如何使用油彩、粉脂和眉笔以及一般化妆的步骤。”
这些描写都体现了作家的“专业”，对描写对象做过精心的研究，小说家在文本里，不是随心所欲，不是天马行空，不能把作家的权利无限放大，如同暴君一般，作家在文本里的权利是很小的，有时候一个词，一个字，一个符号都要像科学家对待科研数据一样严谨，要做到“精准”。《红鱼歌》里这些“精准”的描写，写出了赵小凡的泼辣、大胆和热情豪放，对爱情的渴求。在那样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赵小凡无疑是“新”的，是田野里扑来的自然之风。而“我”，是一个怯懦的，也可以说是“装模作样”的人，因为“我”对自己队长身份的过多考量，让我压抑了个性，无法，也不会表达爱意。《红鱼歌》始终没有信念地说出“我”对赵小凡的爱意，但是，又无处不在表达。因为“我”对赵小凡的点点滴滴都在关注，这里有大片的留白。这也表现出作家的极强的控制力。如同《红楼梦》11回，贾敬做寿，场面宏大且混乱，客人众多，秦可卿病了没有参加。王熙凤参加完贾敬的寿礼后，来看望病中的秦可卿，贾蓉一同前往，贾蓉说“快来倒茶，婶子在上房还未喝茶呢”，全文没写贾蓉对王熙凤的关注，贾蓉的视线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连王熙凤“茶也不曾喝一口”都历历在目。这是一个黑洞。
《红鱼歌》中细节有许多神来之笔——“船穿过姑嫂桥桥洞时，我伸手触摸到几根长长的垂挂洞口的枯藤草。桥很老了，大三孔，呈半月形状，明末清初的遗存，看去古意苍茫。桥脊背上几个孩童趴在桥栏上，小屁股撅着朝天，拿土坷垃掷前面一条船，砸得布景啪啪响……乡村的孩子野豁豁的，一点也不害怕，一边笑，一边继续朝船上掷土坷垃。船过了桥，他们依然蹦蹦跳跳，沿着岸埂追我们的船，还朝我们伸伸小拳头示威。”
“她的头微微后仰，双眸半睁半闭，脸间浮着享受的醉意。我画我的，一句话也不说。我能听到彼此间的呼吸，不均匀的呼吸。画着画着，她突然胸脯儿一挺，正好撞到我的胳膊肘。我感觉到了，但我努力让她感觉到我没有感觉到。她说她的嘴唇和眉眼包给我画，说着又朝前一挺，压到我的胸前。我用眉笔敲敲她的额头。”这些细节描写读后，或让人忍俊不禁，或让人心神荡漾。
《红鱼歌》中语言的精雕细琢，也值得细细品位——“秦老师‘啩达啩达’翻了翻，说你先放在这儿，我晚上定定心心看。隔了两天，秦老师说，他觉得还不错。我想问问他具体的修改意见。他说他说了不算，叫我拿给文化站曹站长定夺。”这段话看似简单，却充满了张力。语言把很多的空间拉伸开了，让读者陷入想象。他说回家“定定心心看”，看过后还说“他觉得不错”，当我问他意见时，他又说“他说了不算，要拿给文化站长定夺。”那么，秦老师到底看了还是没看，是不是“定定心心的地看”？这里有很大的空白。每读者都有自己的理解。“他说了不算”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不算，要拿给文化站长定夺，后面我也知道了，其实文化站曹站长说了也不算。这也为后面《红鱼歌》的夭折，做了铺垫，埋了伏笔……
《红鱼歌》曹站长是个有趣的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这个人写的很丰富，人物的形象鲜活——“他一边忙得失火冒烟，一边发牢骚，说公社干部的坏话。他知道我们听过丢过，不会告发也不传话。不过，公社干部一旦现身时，他便跟前跟后，偎在身旁，笑意从皮层里慢慢漾出来。”刚开始曹站长的吝啬——“换了大灯泡再开灯，会堂里如同白天。曹站长用手挡住眼睛，连连喊太亮太亮，刺眼刺眼，浪费电浪费电！他叫电工再爬上竹梯，卸下两只500瓦的灯泡，换上两只100瓦的灯泡。电工悄悄嘀咕：曹站长人瘦量气瘦。点的不是电，是他的血！”，“秦老师让他再照一张，两张保险。曹站长犹豫片刻，第二次按动快门。不知谁多嘴冒出一句：可惜可惜，又消耗了曹站长一张胶卷！”这些细节惟妙惟肖的刻画出一个吝啬鬼的形象。
“曹站长抓住我的手，我第一次发现他眼里波动着留恋的光。他安慰我，是金子总有一天会闪光。你能写能演，菱湖文艺战线的一条蛟龙，会有机会飞起来的！我苦笑笑。他硬留我吃中饭，还送我两张电影票。”后面曹站长这样的慷慨，显得格外的温暖，他是一个爱才惜才的人。同时，他这样的举动，也可能是对我失去舞台的安抚。“突然有一天，广播喇叭里呼唤我的名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满脸堆笑：真的真的，广播里真的叫你呢！能被喇叭里叫的人在我们渔村是一条大新闻。文化站通知我开会，筹备成立菱湖文工团。”小说的结尾，留下这个光亮的隧道，给人希望，同时也隐隐看到曹站长的目光。曹站长这个人物塑造是成功的，给人温暖和力量也给人希望。这就是小说的魅力。
《红鱼歌》里多处提到“梦”，而梦是会醒来的。《红鱼歌》对于“赵小凡”们来说，无疑是个悲壮，甚至绝望的故事。《红鱼歌》夭折了，他们的梦想夭折了，可是生活的勇气并没有被抹杀。他们依然笑着活下去，在梦想中搏杀，或者在现实中默默承受陨落，个人的选择大相径庭。
赵小凡最后嫁给了张闽，看似突然，却是有迹可循的，当“我”拿着曹站长送的两张电影票，约赵小凡看电影的时候，她拒绝了。如果“我”还是队长，她会拒绝吗？她拒绝“我”是因为张闽吗？还是“我”这个穷小子已经没有资格和她交往了？或者是她看上张闽的身份，毕竟张闽的姑父是文教局的财务科长——张闽和赵小凡的“关系”这里有一个叙事“黑洞”，这就我所理解的小说的悬置而不落实。当“我”，再次去看望赵小凡，邀请她参加演出队时，她已经嫁给张闽，生了孩子，说，“老了，唱不动跳不动了”。她不是老了，而是对梦想渐行渐远了，不敢奢望了，与现实和解了。用一句“老了”调侃自己，看似好笑，却是无比的悲怆的叹息。没有什么比梦想幻灭更加悲伤的事情。
对于《红鱼歌》的夭折，“我”的表现很值得玩味。我没有悲伤，没有抱怨，没有哭天抢地，逆来顺受，仅仅一句只是“我们不再说话”。这与“我”的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可能是“我”因为对命运的理解。“我”本不该有那样出彩的生活，本不该有那样的舞台。梦想的毁灭恰恰是让“我”回到现实，也算是与残酷现实的和解。“我”是柔软的面对任何挫折。面对赵小凡的爱意，“我”同样是懦弱的、自卑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柔”，看似软弱如水“利万物而为不争”，却又是坚硬的，百折不挠的。当舞台和机会再次出现的时候 ，赵小凡看起刚强，却内心脆弱。而“我”恰恰相反。这样的隐忍是穷苦孩子的品质，也是年轻人该有的品质。当筹备成立菱湖文工团时，我的梦想又复活了，而赵小凡“老了，唱不动跳不动了”。
“我”的隐忍，与张闽的隐忍是不同的。张闽只是为了赵小凡。而“我”是因为梦想。思想境界高下立见。但是“我”和张闽在《红鱼歌》里是一组有趣的对照。张闽像《红鱼歌》里的黑洞，内心幽深，不露声色，“我”闯祸的时候，他主动帮我顶包，“我”心生感动，但是后来又演变成另外的剧情了——“不像我家张闽，老实得一塌糊涂，我家里人说，他呀，你把手指伸进他嘴里，他也不咬，不是吗？你歪歪嘴，我家张闽就替你偷曹站长的灯泡，你用灯泡烘袜子惹出火情，我家张闽心甘情愿顶替你背黑锅……”最后由赵小凡的一句话揭开了张闽的神秘面纱。张闽的性格跃然纸上。这也是《红鱼歌》里的一大特点——人物的个性鲜活。
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一样，每个人都朝希望奔去，很多人都倒在梦想的路上。是悲壮的，但是，他们并不做愤青，而是与现实和解，也是与自己和解。回归到属于自己的路上，寂静地生活。赵小凡选择，以及“我”的选择。甚至张闽，他难道找一个“乡下姑娘”就是他全部的理想？他是深沉的，他是隐忍的，他最后在赵小凡的高压下，也是与现实和解的，憨憨的一笑，埋葬了他真个内心世界的波澜。
我总喜欢拿小说和镜子作比较。历史的镜像有时候是模糊的，有时候是错位的。就如听海市蜃楼。但是海市蜃楼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它是有根据的，就如同小说的“无中生有”也并非全凭幻想。我们每个人对历史的认知和对现实的理解，不同年龄，大约都能在《红鱼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像。
当我们从《红鱼歌》中看到历史的镜像，看清那个世道的远去的贫乏与现在的繁华，两相对比，真是云泥之别。这是一个衣食无忧，娱乐生活和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的时代，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年轻人的这一句抱怨话——“我太难了”。我常常想到了“硬汉”这个词，在想到另外一个娇嫩的名词时，请原谅我“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想问，“当我们在抱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抱怨什么”？我想，《红鱼歌》的作者一定也会发出这样的叩问吧？
作者简介：李永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近年来在《雨花》《安徽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百花洲》《福建文学》《飞天》《广西文学》《莽原》《山东文学》《绿洲》《海外文摘》等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出版长篇小说《流浪狮》、《黄风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