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诗情与学养的互证
杨绛的小说《洗澡》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许彦成与姚宓相约逛香山，可许彦成临时取消同行，因为他忽然明白自己对姚宓的心意。情愫似微风将吹开花苞一样不可挡，于是，愈是动心的人愈要疏远。
这是小说最重要的一笔，也展露了杨绛的精神底色，用施蛰存的话说就是“写得非常高雅”。吕约在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中深刻分析道：“《洗澡》情节结构的两大力量冲突：集体的‘史’的运动法则与个体生命‘诗’的精神经验的冲突……《洗澡》中追求心灵真实与生命意义的男女主人公，在一个本质上是异己的世界里，通过爱情历险而达到的自我认识与精神体验，呈现的正是‘成问题的世界中个人走向自我的旅途’，小说的‘内部形式’也因此得以完成。”
吕约准确抓住《洗澡》这个小说内部的诗意，男女主人公许彦成与姚宓表面上看是受制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伦理观念，深层次上其实是如何处理世界与自我的关系，如何在俗世中让个体生命无限接近高级和自由。在吕约看来，这个核心问题始终贯穿杨绛先生的文学创作与处世姿态。
在《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中，吕约将杨绛一生创作的戏剧、小说、散文视为一个整体的“符号体系”，归纳出“喜智”与“悲智”两个关键词。“悲智”原为佛教术语，意涵慈悲与智慧，吕约提出与此相对的“喜智”，即表现为喜剧意识的智慧。吕约认为，喜智与悲智的情感辩证法，是杨绛戏剧创作的艺术特征与美学风格，这种情感辩证法与杨绛总体创作存在本质关联。我认为，这本专著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杨绛是如何处理世界与自我的关系？“喜智”与“悲智”既是关于杨绛的创作诗学，分析杨绛的文学创作秘密，更是准确归纳杨绛这样一个作家的姿态，指出杨绛之所以为杨绛的精神内核。
吕约以一个诗人的才华解读杨绛先生的写作秘密，兼以一个学人对杨绛先生的敬慕，品味其深湛的人文修养和广博的文化视野。有诗情与学养的交相辉映，方呈现出这本专著。吕约解读杨绛先生，是从文学出发，又超越文学的边际，最后再回到文学，逻辑严密，层层推进。书的前三章，分别对杨绛的戏剧、小说和散文进行细读，第四章分析杨绛的风格。全书以一条重要线索贯穿，即“从文学史的角度，将杨绛一生的创作，置于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总体坐标系与演变逻辑中来考察，分析作家不同时期创作之间体现的内在逻辑及其精神发展演变史，并讨论其文学成就与历史逻辑之间的关联性。”前三章各自独立又暗中交织，到第四章则汇成一部交响曲，这一章的难度也最大，吕约完成了对杨绛风格的总述，分析了杨绛的风格与人格的几个层面，结论为：隐逸保真的精神风格、文质合一的语体风格、悲智交融的情感风格、喜智兼备的理性风格和一多互证的结构风格。作为系统化、总体性阐述杨绛80余年文学创作的专著，这本书提出许多新见，比如如何看待杨绛文学创作的价值，吕约认为：“在现当代文学中，杨绛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她打通了‘现代生活经验’与‘中国审美意境’之间的隔阂，实现了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的有机结合。”从“如何处理现代生活经验与中国审美意境”的角度来看待杨绛的文学创作，这为我们理解杨绛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同时，专著还将杨绛置于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坐标系之中，思考杨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意义。
专著的后记中，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吕约写道：“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读杨绛作品，读吕约诗作，就会明白这句话蕴含的真挚情感。多年前我读吕约诗集《破坏仪式的女人》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惊颤感，惊颤于其温柔与锋芒，在“文”与“野”之间游曳的洒脱，是纯正的自由性情。她有一首近作《春天来了，你在忙什么？》：“有人在开会/好忘了自己/又让别人更害怕他//有人在开花/好忘了别人/又让别人忘不了他。”有人在开会，有人在开花，诗人在以各种形式写诗，专著《喜智与悲智——杨绛的文学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诗情的飞扬。数年来，吕约一次次接近杨绛的文学世界，于不断“猜谜”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学术成果，更有精神契合的乐趣，所以她感慨：“杨绛的人格中所体现的价值选择，其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还在于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启示。”确乎如此，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回忆我的父亲》等散文，隽永，体面，沉而不郁，是真风雅。借着吕约的专著，我们似乎又看见，杨绛先生在强大俗世生活的乌云上描绘出一道道“喜智与悲智”的金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