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金钱与女性命运——读王大进中篇小说《典范》
王大进近年的写作一直是扎实的现实主义，并不张扬的叙事姿态之下，是作家对当下社会世情最真诚的观照。他的小说给人以诚实敦厚的印象，稳妥的结构和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蕴藏着作家认真的思考和丰沛的关切。在《2019年江苏文学蓝皮书》中，我曾说王大进2019年的几部中篇小说“都是用一定的时间跨度来书写人生活境遇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在‘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故事框架中展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像是一张张时代缝隙中个体命运的素描，连缀起来就是一幅社会变迁的生动画卷。”《典范》（《钟山》2020年第4期）依然属于这个创作系列，但它的写作视点已经穿过个体命运，落在了这个时代普遍的社会问题之上。
《典范》写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平实朴素得像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听到的某个八卦。赵老师在女儿菡子身上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信心满满地要把女儿培养成最优秀的女生，跳舞、绘画、音乐，一样不落。女儿也没有辜负她，一路都是班干部，三观正的好学生。赵老师的教育和菡子的成长，一度被人们视为典范。赵老师和老宋夫妻俩的命运因性格的保守谨慎而庸碌平淡，因而他们在优秀漂亮的女儿身上寄予了改变人生境遇的全部希望。但就是这样一朵精心培养的花朵，长大后却因恋爱不顺而让父母操碎了心，最终更是选择了有过两次失败婚姻、年龄跟父亲一样大的公司老总，也是父亲曾经的朋友老朱。命运的讽刺，让一辈子教书育人，追求完美的赵老师有一种一脚踏空、内心幻灭的伤痛。
好的小说，总是能给我们的生活以某种参照。刚读完小说时，我给王大进发了条微信：“《典范》好，写得养女儿的人读得毛骨悚然，倒吸一口冷气。”真是这样，我相信在当下大多数家庭中，每个妈妈都跟小说中的赵老师一样，对于孩子，我们总是如怀璧玉，为他们的美好明天细致规划，为了让孩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而殚精竭虑。但现实有时候却充满反讽。
小说让人在一个更广阔的人生背景上重新观察和思考孩子的教育与成长。究竟什么是“优秀”？“优秀”就一定“幸福”吗？可以说，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的正是这个时代家庭教育中的普遍焦虑：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教育和培养孩子？孩子成长过程中究竟什么东西最为重要？如何让孩子通过今天的努力赢得明天的幸福？这些都是当下家长念兹在兹却没有答案的问题。
当然话又说回来，菡子最终嫁了老朱，人生就是堕落、失败了吗？我看也未必。只是在一心追求完美，并怀有传统的道德伦理洁癖的赵老师看来，女儿的人生不完美了，这件事让她感觉无比恶心。恶心，这个词表达了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千疮百孔的现实人生最无奈的愤恨。小说带着反讽意味的故事，或许可以提醒我们：说到底，孩子的人生其实是不可能被家长规划和设计的，当下的家庭教育可能都有些用力过猛了。教育的艺术如同手握流沙，攥得太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风物长宜放眼量”，想明白这点，很多教育的执念便可休矣。
这部小说在菡子的人生故事这条主线之外，还有两条副线。一条是老朱和老宋两个大男人的戏剧性命运。他们由一个单位的同事、朋友，最后老朱成了呼风唤雨的老总，老宋和他心高气傲的妻子赵老师成了给老朱带孩子的保姆。
在这条情节线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趋利的本能，看到现代社会在金钱统治之下时代心理状态和文化状态发生的变迁。所有人物的命运起伏背后，几乎都是金钱在作用。老朱有钱了，所以离婚了；年轻姑娘李明莉因为老朱有钱而嫁给了他；老宋没钱，所以成了老朱的佣人；菡子没钱，不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最终选择了委身自己从小就讨厌但却有钱的伯伯。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就出现了整体性的价值动荡，自由和开放带给人们多元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有一样东西却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确切有效的价值追求，那就是金钱。现代社会，“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取代，金钱成了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人们为金钱骚动不安、狂热不休。西美尔在《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一书中说，“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了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金钱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这种社会文化潮流无疑是病态的，但它却如同一个吸力强大的漩涡，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这是《典范》中故事的发生逻辑，也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现实。现代社会之所以令人沉闷和沮丧，正是因为当各种价值都被货币通约，我们离生活的核心和意义越来越远了。金钱终究只是通向幸福和快乐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小说的另一条副线故事是老朱与原配妻子离婚后娶的李明莉的故事，它使小说在主题上实现了进一步拓展。李明莉凭借年轻漂亮的身体，挤走了老朱的发妻，过上了锦衣玉食，享乐奢华的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金钱婚姻”，金钱婚姻中由金钱操纵的那一部分其实会同等程度内在地剥夺人的尊严。因此，李明莉的婚姻没有给她带来长久的幸福，相反，她很快就被没有尊严的婚姻带给她的内心的不安全感击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年轻鲜活的生命就此如一株枯藤，即便尚在人间也已没了它应有的光和热。
菡子最终的命运呢？小说没有写，但我们几乎也能够预料。年轻的她对未来充满了想象，拒绝父母为她规划的“一眼看得到头”的安稳人生，而选择自己去领受人生的惊涛骇浪。母亲把她培养得很优秀，但再优秀，对于那些向往无边的现代生活的年轻人而言，没有金钱的魔力钥匙，仿佛就打不开她憧憬的那扇未来之门。因此，尽管她也许知道，没有爱情进入婚姻对女人来说充满危险，但她依旧义无返顾。这种飞蛾扑火般的悲壮里，我读出的是命运的味道。
从李明莉到菡子，王大进没有批判，而是怀着理解的温情让小说指向了更为阔大的女性命运。在一个充满了物质诱惑的现代社会，平凡如李明莉，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究竟要如何摆脱用身体交换金钱的路径依赖？如何摆脱在金钱婚姻中不断被物化命运？这依然是不好回答的问题。现代社会，女性的处境看上去比以前独立而自由，但作为女性，无论菡子自身多么优秀，她生活的幸福与否为何还是要由婚姻这一项指标作出最终判断？少女时代被猥亵的经历成了心理上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此沉重的思想包袱又何尝不是社会文化长期暗示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典范》这部小说切口虽小，但它想表达的东西是庞大的，一向喜欢“以点带面”，由个体命运折射时代面貌的王大进，在这篇小说中多少显露出了一点“正面强攻”意思。当然，无论是对于教育、金钱还是女性命运，它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小说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典范》看成是一部“问题小说”。一百年前五四时期开创的“问题小说”，到今天依然是许多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家内在的写作传统。
与那种仅供欣赏消遣、把玩审美的小说相比，我一直更喜欢这种冷静观察社会、贴近现实的小说。这样的小说面向芸芸众生，能从生活的表层一寸寸地长进无数人的内心，它是可以介入我们的生活的。对于写作了三十多年小说的王大进来说，他已经不太在乎小说技术上的各种炫技，而是扎扎实实地，每一篇都有着明确的社会关切，依然怀着“用文字干预生活”的写作信念和使命感进行小说创作。无论当下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变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的尊严，终究还是由这些作家的努力赢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