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当人类受难时，神灵为何沉默？”
特邀嘉宾：程旸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曾说过：“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因此就定义而言，心灵与世界就永远不会完全相适应”。王占黑这篇新作中的人物巧妙地诠释了这一恒常的定律。主人公男快递员和他的精神导师全智贤，这一类在作家多篇小说中出现的引导者，来对主角生活中的迷津进行一定的启发的角色。一个是热心肠的小伙子，不计代价地愿意帮助受难的工友，同乡，对全智贤有着真挚的仰慕与爱戴，体现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对于善与永恒的追求，展现出了现今社会稀缺的人的神性。全智贤心高，追寻超越日常生活的生存意义，虽然在故事的结尾，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但是她的人生很精彩，充溢着自我的追索和寻求，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和外面的世界。《韦陀天》里散发着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那种内敛的悲哀感。悲伤是无法躲避的，可是男主人公生活的重负和全智贤心灵里理想和欲望的永不调和，这重重矛盾，使得他们只能将伤痛深藏心底，来熬过未知的每一天。这篇饱含悲剧性的小说作品展现出了人性的幽深，但文学作品的悲剧性并非目的，它还要诉诸别人以怜悯和同情；悲剧因为有怜悯和同情而显示出深度，怜悯和同情也因悲剧而体现为崇高。在我看来，这也是小说最能够震撼读者心灵的地方。
刘欣玥
上海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作为“菩萨里的飞毛腿”，男主人公“韦驮天”在疫情期间不断地在跑腿、送货、送钱、甚至想送上自己的未来。他一再追赶，却又一再地“跟不上”，跟不上同乡变幻不定的行踪与变故，也来不及阻止“全智贤”突如其来的自杀。
快递员“韦驮天”与寄件人“全智贤”，最终无法真正地救赎彼此。他们以美好绰号相称，但多一个绰号，就多一重错位。这甚至无关乎身份、阶层、经济地位，毕竟“卖画和卖房的没什么不一样”。写作的才能，让韦明变成了全智贤眼中的“韦驮天”，行踪神秘的女青年陈佳龄，因为外表酷似“野蛮女友”成了韦明备注中的“全智贤”。“全智贤”参与民间活动，为他人提供帮助，有多少是为了建立新的公共生活，有多少是为了忘记旧情，自我疗愈？韦明提笔写作，“编更好的故事”，是为了补偿那些遭遇不公的伙伴，还是为了安顿自己的不安，满足“全智贤”的期待？何况笔头指向自己时，韦明才发现种种虚构的安顿，不仅无济于事，甚至会加剧吃苦的困窘。年轻人想要越出给定的位置，碰撞出一点“更多的可能性”并不难，难的是可能性出现了，下一步怎么办？王占黑写出了这其中真实的别扭、复杂和晦暗幽微，包括“公心”里总是掺杂着的“私心”。但值得反问的是，“利人”是否就一定高尚，“利己”是否就一定卑琐，“公心”与“私心”，难道不都是可贵的真心？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王占黑的《韦驮天》借神灵的名字展现的是一幅现代都市受难图：繁华城市中没有生存尊严的流动性人口，处于权力结构底层无力反抗的女性，复杂金融链条底端的被收割者，疫情中为生存挣扎的游民等等要素以叠加方式全部汇聚于一篇小说中，可知作者想要完成的并非是一个浮于生活表层的苦难叙事，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学范畴里为被压迫和被损害者搭建发声渠道和救赎之路，同时作者聪敏又极为无奈地意识到，文本的力量是有限的，文字“呈现”本身无法抵达目的地，正如斯皮瓦克认为底层无法发声一样，作者在情节中主动解构了不同阶层之间对话的可能，如莫教授对韦明写作的误读，杰奎琳对老李脱离生活实际需求的代位维权。无论是助人者还是自助者，面对的都是一个压抑、沉重无法突围的现实世界，在现代社会漂泊破碎的本质下是无可颠覆的生存困境，出路究竟在哪里？作者以神灵的名字命名有心无力的主人公也许是在呐喊：当人受难时，神灵你为何沉默。
阅读这样一篇小说是困难的，难度不仅在面对焦灼和无望，还在于作者通过叙述本身所制造的跳跃回环，这类似于通过文字进行的一场对生活的模拟，叙述本身的浅白正如简单的日常，可字字组合事事拼接所形成的却是凌乱无序的世界。到底应如何救赎？是否有获得超越性的可能？这是阅读后心头徘徊不去的问题。
钟天意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将韦明这个快递员当作《韦驮天》的主人公，是王占黑极为巧妙的设计：其一，快递员与外卖员、房产中介等职业相似，处在近年来舆论关于劳工权益、城乡纠纷等问题之暴风眼中，都是当代都市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绝佳代言人；其二，与民工不同，这些新兴底层职业在城市空间中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则折射出大城市特有的空间焦虑，也为小说带来了致密而紧张的叙事节奏；其三，同样因为这种流动性，上述职业总是不停地在与他人被动接触（一种无对话的沟通），人本身的异化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四，因为上述几点，快递员在隐喻意义上成为了当代中国都市的某种活器官，或者一堆空洞能指的堆砌物：速度、效率、奋斗、压迫、平等。但我不认为这篇作品“发现”了某些新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设定于疫情期间（这一背景并未很好地呈现）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也不需要呈现任何新的问题：文中的工作坊，以及职场性骚扰的书写，都对应着夏尔·傅里叶在19世纪初于巴黎率先使用的socialism与feminism二概念。现代都市主义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而直到两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小说中关于都市中底层劳动者的书写都在反复确认一个事实：都市生活并不带来问题，都市本身就是问题。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这篇小说涉及王占黑写作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真正抵达另一个阶层？“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真的可能吗？尽管对此有所警惕，《街道江湖》和《空响炮》中过分密集的悲情色彩还是助长了对底层他者的消费和展示。现在，有趣的颠倒发生了，凝视者变成了被凝视者——底层的“我”不遗余力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小资的全智贤则始终晦暗不明，依赖“我”的拼凑。在小说中，对界限的跨越遭遇了双向失败：“我”无力于向上走进全智贤的内心；全智贤和花胳膊则用力过猛，向下的“帮扶”变成了对自我浪漫臆想的追逐。但在小说外，跨越似乎取得了双向成功：王占黑抽掉自己表现“底层”时一贯依仗的方言，无损其底色，反而元气丰沛；小说内的失败和视角转换，既将反思落实到自我（读者—作者），又将关怀和体察扩展到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众生皆苦，谁能自渡？跨越和突破因此迫在眉睫。
或许，在自己的阶层/身份之外，占黑小伙也有一个那样模糊又暧昧的恋人——为了弄清他/她的故事，为了抑止可能的悲剧，她需要加快脚步，我们也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