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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那些寂静的人群——评旧海棠《消失的名字》

发布时间:2021-10-15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关键词:《旧海棠》

首发于2020年《收获》长篇小说夏卷的旧海棠作品《你的姓名》,近日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更改为《消失的名字》。新的书名暗示,消失的名字正像藤蔓一样,长久地纠缠着故事里的人。然而,正如李伟长所言,旧海棠写这个小说,是“想通过自己的家庭故事,来呈现在过去数十年间乡村青年为了走通一条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路,所付出的代价”[1],我们并不应将“消失”的隐痛仅仅解读为对作品中死去姐姐的追忆,更要看到,它代表的对那些寂静的人群的纪念。

一、流动的经验

小说的整体特征是描写朴素,内容却充实生动。作者从主人公“我”怀孕写起,铺设了两条线索:一条是讲述“我”的生存史,另一条是记录我的家人,包括姐姐、弟弟和父母的遭遇。就全文看,小说的两条线索都充实完整,展现了长篇小说所能带给人的心灵力量。

“我”和“我”家人的故事是两代人的故事。“我”陈云云,“我”的姐姐陈平平和“我”的弟弟陈大鹏是八十年代前后生人,这些人成长的经验几乎就是流动的经验——他们走出乡村,不断换工作,游走于各种行业和地区,最直接地参与了九十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在这个浪潮里,乡村经验被要求迅速转为现代经验:陈云云刚进城打工的时候,她第一次学会了说谎——就像学会隐藏天性里的脆弱和直接一样,自我的情绪在现代城市化中迅速隐没,只剩下了效率和理性;陈平平的丈夫为了生存,选择了最理性的方式面对妻子的重病;做事迟钝、反应慢的陈大鹏会被工厂辞退,只有适应现代社会的人才能留在城市里。

在这个痛苦的转折过程中,人性的脆弱和粗砺的勇气一同在作者笔下跃动。陈云云进城打工后,和家乡的叔叔失联,真正变成了孤身生存的人。工作丢失后,陈云云独自去换新工作。在居无定所,又没有身份证的情况下,她既是脆弱的个体,也生长出了诸多饱含勇气的灵机一动——她知道撒谎说自己的身份证被抵押在其它工厂,以换得找到工作的机会。在进入医院和警局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场所后,陈云云也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方式去解决以往从未遇到的问题。这样的过程中,陈云云,以及她的家人,不断遭遇传统道德和现代秩序的互相挤压,她们一面盲目而悲观地寻找现代经验,一面也不愿意放弃传统道德和生活底线。其中的无奈与坚持,无不让人感慨生命的韧性。

如果不了解那段历史,读者或许会觉得“我”的遭遇过于波澜。然而,真正进入九十年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跟随丈夫跑到工业园区创业的陈平平,参与工人打架事件的陈大鹏和未成年就打工的陈云云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者。在作者笔下,他们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被饱含热泪书写出来的。因而小说能进入我们的心灵,能唤醒了那些听过的、身边人的,甚至是自己的经历。

“我”的父母,是生活境遇完全不同的另一代人。比起早早走出城市的儿女,他们几乎是无奈地进入新的时代的。“我”的父亲曾说:“你苦你是看得见的,你妈没注意到苦是苦得没边”[2],这句话印证着“我”父母一代的无力感。人类学家阎云翔通过研究发现,“我”的父母一代面临的问题是,国家或说乡镇政府包办一切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轰然瓦解,依靠承包田远没有出门打工赚的钱多。他们也曾试图迎接改变,和儿女一样去打工,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工作节奏。他们往往只能留守老家,在简单的劳作后,便靠电视节目来怀念过去,了解现在。[3]在小说里,变革的结果体现得分明:“我”的父母进城后往往胆怯而不知所措,他们无法进入工厂打工,只能从事个体户工作;“我”的母亲处理事情时,常常借助电视剧带来的经验;“我”的父亲所坚持的传统道德则往往使他在城市生活中吃亏。

青年人走出乡村也间接带来了意识的革新。青年人走出乡村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在乡村的时候,陈云云等人都是听父亲的话,但是走出乡村几年后,陈云云对于很多事情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也会表达“你们老思想不行”[4]、“我并不完全领情”[5]这样的话。话语权的增强也促使新一代发展出了新的意识,于是,很明显的,他们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二、言说的女性

在由女性作家写就的《消失的名字》中,上述认识和思考很大程度上聚焦于女性群体,这是这篇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陈云云一代女性走出乡村,拥有工作和经济自主权后,能够以新的视角认识并思考女性的生存境遇——女性写作的一种力量就在于能用女性的声音展现女性的记忆。[6]言说的女性出场后,世界将呈现另一种面貌。

小说开篇就有“我”对“母亲”的讨论。“我”的母亲是小说出现的第一个“消失的名字”的主人。“我妈姓白,有姓无名,排行老二,叫二妮”[7],从出生开始,“我”的母亲就是没有自己名字的——姓只是父系家族的给予和传承。嫁人后,“我”的母亲是依据“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样的古话生存的。“我”反思了这样的文化,认为母亲在家庭生活中的表现往往可以概括成“忍”,即表现为“被动地接近懦弱的接受”[8]。这样的母亲没有自我。对于母亲来说,名字正像她个人的声音一样,从未出现过。这对于“我”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言说是重要的,所以作者要用文字记录下来。

贯穿于小说文本最主要的女性言说则是生育经验。前面说过,小说一条重要的主线就是“我”的生存史,而其中主要的就是对“我”两次怀孕的记录。通过细腻的笔触,作者对怀孕、生育和流产等女性经验的部分做了详实的刻画。怀孕后,女性的生活天翻地覆,“我在每一天里都重复着相同的节奏,争分夺秒地吃,争分夺秒地喝,争分夺秒地睡,争分夺秒地醒”[9],男性则能够快速重回正常生活的轨道;在生育选择的问题上,“我”不断地参与到这样的反思中:生育的自由到底属于子宫拥有者还是整个家庭?“我”的婆婆认为,“我”生孩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必须生育,这是“我”家庭生活中的义务。“我”的年轻同事们认为,生育往往沦为女性争取男性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手段并不一定有效。那么,“我”要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说出了朴素但是很有自我意识的回答:“我若要生肯定得是我很想要一个孩子”[10]。这正是生活的答案。女性主义的理论和争辩似乎未及进入生活,但生活中的人根据经验已经讨论出了结果。

今天,女性的声音正在崛起,但同时,那些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普通女性往往无力疾呼——她们的声音总是寥落地点缀在餐桌边,遗失于石灰路,最后又寂静地消失。这也是写作的意义,当一位作家动笔记录那些风中的名字时,一切都开始复活。于是,“消失的名字”也重新归来。

某种意义上,“消失的名字”,既暗示消失于户籍上的陈平平的名字,也代表那些不曾拥有姓名、不曾拥有声音和不曾被记住的人——每个个体都是即将消失的名字,我们都将在漫长而快速更迭的历史中失去声音。因此,记录便有了意义,而《消失的名字》便是宝贵的记录方式之一:用朴素的方式,记录那些声音,也同时纪念那些已然寂静的人群。

[1]吴玫:《旧海棠:用作品摆渡读者》,《中国妇女报》,2021年08月26日,第005版,第2页。

[2]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193页。

[3]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02月。该书以中国黑龙江省下岬村为观察对象,分析讨论了中国乡村私人生活的变化。这里引用的是其对90年代乡村新变化分析的结论。

[4]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109页。

[5]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193页。

[6]李小江著:《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05月.

[7]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4页。

[8]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6页。

[9]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18页。

[10]旧海棠著:《消失的名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06月,第350页。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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