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肖江虹印象
2011年第一次见面，除了他的好酒量，我们还知道了他是个多么饶舌的人。喝着喝着他站立起来，开始学湖南人讲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作为井底之蛙的小镇人，我都以为贵州方言和湖南方言是同一语系，除了表演的天赋，只有骨子里时刻涌动的音符与激情，才会让这个贵州人将湖南话说得如此地道深情。
在那个晚上，在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第一个夜晚，因为这个胖子的表演，我内心有些温暖。这些异乡人的短暂相聚，充溢着一种乱糟糟的朴素的属于俗世独有的快慰。我想，是这个一说话眉毛就飞起来、嘴巴都咧到耳畔的贵州人带给我们的。如果说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天生异秉的人，那么这个叫肖江虹的人，无疑是其中的一个。
有段时间，我们总是叫上斯继东、王凯和朱文颖去吃宵夜。那是北京的春天。北京的春天多么奇妙，它让沉郁密集的街道变得舒朗，它让空气里的花香变得稀净，它让元大都遗址的护城河水变得润冽，它让13号线地铁变得如《千与千寻》里那辆通往魔境的地铁般充满了奇思妙想，它让，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变成四季里最美好的那个自己。我们在路边摊，在簋街，在思湘赣，在鸡爪王，喝着酒，聊着被我们聊烂的文学。江虹通常是酒喝得最多的那个人，也是话最多的那个人。在事关文学的话题上，他不会掩饰自己，那种戏剧表演的才能在文学这两个字面前突然就失效了。他严肃，甚至是尖刻起来。这和平时的他完全不同。当他绷着脸头头是道地批评某篇作品时，他的瞳孔是那种被火焰炙烤的颜色，手中的酒杯，久久地停在半空中，杯中美酒随着他讲话时胸腔的起伏静静地舔舐着杯壁。在事关文学的话题上，他保持着孩子般的纯真。
江虹也有沉默的时候。在鲁院的日子虽然美好，有时也颇为寂寥。我会敲敲他的门，走进去，自己找把椅子坐下。多数情况下，他的电视机会开着，里面播放着球赛。他呢，总是坐在正对着的椅子上，瞪着大眼盯着屏幕。他会递给我一支烟，然后继续跷着二郎腿或弓着腰看电视。其实我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有看不完的球赛。我们就那么安静地坐着，惟有屏幕里传来喧嚣的喊叫声和解说员已然疲惫却装作高潮的解说声。烟抽完了，我也就走了。他会用贵州普通话说一句，慢走啊。我想，这个时候的他，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了酒，没有了文学，他让沉默显现出沉默应该有的模样与姿态。而当这种沉默体现在他的小说中时，则让小说膨胀出某种巨大的力与美德。
读《百鸟朝凤》是个午后，阴天，或下了点小雨。那个叫天鸣的孩子在里面学艺，在里面奔跑，在里面心藏执念又被时代弃绝。小说如是内敛静穆，干净朴素，文本之外的沉默喑哑却显现出绝望怆然的力量。一时江虹的音容也恍惚起来，只有个叫天鸣的孩子在江边吹唢呐，身边白色江鸥飞起。那个午后，我敲响了江虹的门，热烈地熊抱了他一下。我想这可能是对小说家最得体的敬意。
几年后读他的《悬棺》，“十四岁那年，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棺材”这句话我再也忘不掉，我觉得它简直可以和马尔克斯那句“多年之后，面对枪决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相媲美。而几年后的《傩面》中，生命的焦虑症在原始的傩面文化中找到了与神性的链接，如评论家所言，他的叙事不仅确证了传统巫术在精神救赎中的神性，也提出了一个命题，那就是，在信息炸裂、貌合神离的工业时代，当代人对物质的拒绝，是一种死神追缉下的退守，还是一种求生欲望支配下的精神突围？
而貌似急性子的江虹，在写作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慢性子。他像个虔诚的农民，寻找着恰宜的土壤与阳光，流水与季风，当他认为的时机降临时，小说的胚芽才从土壤中陡然生长出来，而此时，光阴已将山河更迭数次。没错，作为一名严格恪守自己小说准则和美学原则的他，以极为缓慢的速度匀速地书写着与民俗相关的小说，而为此搜罗的资料、拜访过的陌生人、踏过的歧路、费过的口舌，与小说的体量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错位。可以说，在小说创作上，他无疑是位自觉的苦行僧。正是如是的谨慎与思量，让他的小说呈现出或能抵御时光侵蚀的某些特质。若干年后，当那些热爱文字的人在深夜里阅读他的小说时，或许如当年午后的我，坐卧不安，内心涌动着言之不尽的感触和忧愁。
是的，在江虹一系列与民俗相关的小说中，他一直以旁观者的清澈眼神注视着消失中的风物，缅怀那些被时光抛弃的秘密和人心，同时将这些独特的叙事资源赋予一种地理学意义上的审视、哲学意义上的反思。谢有顺先生曾经说，写好地方秘史、民族秘史，边地想象可以成为世界文学景观。我觉得，生活在贵州的江虹，完全有能力写出谢先生所说的文学景观。
鲁院毕业后，我们各回老巢。相聚时短，别离时长。很多个夜晚，我会接到江虹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完全不似酒桌上的那种兴奋，只是简单的问候，末了一句总是说，有空来贵州玩啊，想你们呢。2013年北京相遇时正闹胃病，我瘦了二十斤。他见到我时眼中的惊讶与疼惜之色至今我仍记得。回家后，隔三岔五就会收到他的短信和电话，问候我的病情，叮嘱我少喝酒，别熬夜。这个时候，他让我感受到俗世的温暖亮色。我们班有个生活在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的女生，身体虚弱，与那里的风俗饮食亦不相融，终日忧心忡忡唉声叹气，一直幻想着离开那里。江虹知晓后一直记挂，去年，他终于找了个难得的机缘，将同学调到3700里之外的铜仁学院任教。这种对囹圄中人的同情与理解、尊重与援助，倒与他小说中某些人物的性气颇为相像。
说实话，每逢酒局，我都难免念起这个在酒桌上喋喋不休、口吐莲花的贵州人。有段时日，我们这些老同学都苦口婆心地劝他改行，若是去快手讲贵州清口，怕是要比郭德纲火多了吧？当然，玩笑话终归是玩笑话，我们这些并未渐行渐远的同行者，更期盼他如月下老僧读经，继续在他洁净朴实、沉潜诗性的汉字中，充当一个异己世界里的沉默的、万千幽暗的造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