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绅文化的文学再现
《五狼关》有一个看似平常的开篇，你会以为作者在惊悚的枪声之后，会像老夫子那样开始细嚼慢咽遗落在秦岭深处传统的家族文化，不料故事很快在山阴道上拐了个弯，朝着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你感到有些突兀，却带着几分新奇和轻盈。在地处秦岭层峦叠嶂中的花房大院里，住着耕读传家的乡绅大户左焕然，他广有田产房产，雇着长工家丁，在镇街及外埠还开着好些铺面，却不是你想象的土财主。左焕然饱读儒学，精研孟子，修炼出了被乡亲邻里称道的品格气质，气场远覆百里。他收容了一个“土匪”的孩子，这“匪崽”实际上是革命者的遗孤，父亲被参与剿匪的左家长工活埋了，左焕然将孩子留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幼小生命的怜悯，却又另有更深的根由：因了左家唯一的男根“瓦片”系先天性残疾，花房大院的主人想培养孤儿“匪崽”为自己家业和家风的传承者，以替代残疾儿。于是瓦片被保姆带走，从此消失，“匪崽”起名为左南生，成为左家少爷，花房院落便有了未来的小主人。左家极尽全力在物质上和感情上关爱南生，更在文化上涵养南生。左焕然几乎是带着原罪般的悲剧感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想将乡绅三位一体的耕读商文明灌输到这个革命遗孤的心中。作者似乎在向我们呈现，这早已不止是生命和家业家产的承继，而是乡绅文化及其背后整个传统文明的“香火”能否接续、复壮的问题了。
另一面，作为接班人的左南生，“匪缘”“红缘”却无法根断。左家过度的爱，由于掺杂着家族功利，总让沉默而敏感的孩子充满戒备。在内心深处，在隐秘的童年记忆中，在梦中和冥想中，南生的心灵屏幕上总是滚动着红色的“回放”，回到父辈壮烈牺牲的过去。他不能不冷漠对待左家给予他的温暖而执著地想出走、想回归。在历史变革的大形势下，他得以和地下革命者冯博士即后来的冯县长接上头，一见如故，心有灵犀，终于接通“红缘”，而且送出了情报。最后，在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化中，“慨而慷”地回归了革命队伍。
作者要讲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经尽坎坷回归的故事，我感觉到他着重要说的，是中国古典乡贤文化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难以为继和灭顶之灾。命运故事的深处，寄寓着的是一个大的社会问题和历史哲理。
一个真切的传奇故事，就这样承载了一段大历史转变时代的社会实践轨迹和精神蜕变过程。故事独特到难以置信，似乎不可能发生；却又那么真切，让你感觉到它大约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作为蓝本，唯其如此才有这种不可重复性和吸引你的魅力，才能如此鲜冽，带着露珠的晶莹。
整个情节纠缠不清、理论不清，却又是非清晰。为了乡绅文化和家族文化后继有人，左家无奈之极，却又无能为力。这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生活现象。这种复杂感、无奈感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性。你感觉作者没有着意对原生的故事作定向的主题提炼，他保留了故事在土壤中的原真性、粗粝感，也保留了左氏家族在历史和时代面前的无奈。
小说展开了凝聚着现代社会政治冲突的国共两党的斗争，展开了农耕文明、传统社会的文化冲突，还有血缘、家业和文缘在传承中的诸多痛苦和冲突。处在这些矛盾冲突和心理纠葛漩涡中心的是左焕然、左南生这对非血亲父子。左南生由于年幼，更由于作家侧重写的是系于其身的政治冲突，而非文化内涵——在他记忆深处，永远忘不了的是革命的爹娘和先辈，忘不了国民党对他们家的迫害和屠杀，也永远忘不了山林野伢子的那种农家子弟的生存方式。这是他的生命底色和性格动力。他少言寡语，内心的创伤、追求和环境也不允许他活跃。这个年轻的生命便一直是在草蛇灰线的掩隐中被描绘着。对其内部世界展示得不够丰满，虽可理解却总是一种遗憾。
小说最大的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乡绅阶层的典型人物左焕然。可以说，这是中国文学乡绅形象塑造取得的一个极可重视的艺术成果。
左焕然形象的复杂性在于，在他和长工雇员对立的剥削关系之中，注输进了儒家文化的缓冲带和传统礼教的减压阀，这使得他在本质上既与社会的先进力量相颉颃，又多少与传统文化的某些优秀因子相联系着。他在人伦道德层面对下人的某种宽容，使得他的剥削者身份罩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这种面纱虽有着整个阶级的虚伪性，却又有着具体人物的真实性，对左焕然来说并不是刻意的一个面具，便极容易带上迷惑色彩。于是，政治的、社会的冲突，在文化的缓冲、减压中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镜像和感情纠缠。
左焕然的内心世界有三层冲突。一个在生命本能层面，他对左南生的爱不能说无功利，却也不完全是为功利，但结局是对于传承个人和家族血缘的追求终未可得。一个在生存方式层面，他希图在仁爱忠恕和城乡剥削两者间找到一种和谐也终不可得。一个在政治社会生活层面，他想在国共两党、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含糊地追随两面讨好以求生存，当然更不可得。三个“一场空”，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历史赋予他所属阶级的悲剧色彩。冲突是塑造人物的内生力，在多重冲突中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因为有了内、外两个世界的交织而立体化了。这构成了左焕然形象的主要特征。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或落第士子、本土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回乡赋闲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众人物构成。经济上，乡绅阶层大多占有土地，拥有房产，承担乡村经济较多的间接支配力。他们在乡村具有相当的社会文化影响，近于官而异于官，近于民又在民之上。他们有的曾经掌过权，但整体上处于清议派和在野的位置，却又是封建统治在乡间的一种辅助和弥散，有时担负乡间的道德传播者和文化阐释者角色，给官府刚性的行政管理输入润滑剂；有时形成政令在乡野社会传播执行的一个中坚层，加固着统治的地基；有时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代言者和社会首领，充当起乡民利益的保护人。当他们与乡村社会的族权、神权甚至地方武装治安力量相结合，便拥有了某种精神控制力和管理裁判权。
乡绅阶层一般都是儒家文化的信徒，在乡间社会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他们曾经科举而入仕在朝，返乡在野后又以儒学气场影响着乡间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并以此塑造自己的道德文化形象，以廓清乡间的精神空气，和谐底层的人际冲突，粘合传统社会的盘根错节。
乡绅阶层是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它是村社文明的百宝箱，底层社会的万花筒。左焕然这个形象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文学审美意义，正在于它对乡绅阶层丰富的生存状况、复杂的文化内涵及其充盈的性格命运冲突的高度聚光。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由“文化聚焦到艺术放大”的创造过程，不但呈现出左焕然“这一个”“这一家”的命运的必然性，更开掘出了整个乡绅阶层的社会意义、文化奥秘以及审美价值。小说用历史生活真切精微到具有相当纪实性的镜头，告诉我们，左焕然家族终结的悲剧，也是他所属的乡绅阶层历史终结的社会悲剧、文化悲剧，更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悲剧、文化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时候，读者也许会恍然而悟，左焕然终生千方百计地在追寻子嗣，结果或残或叛，终于“断子绝孙”，不定是作家的一个寓言？故事的寓体是“瓦片”和“豆伢子”两个接班者的缺位；故事的寓意是乡绅阶层和乡绅文化在新时代到来时的消亡。这是一种发现，审美发现；一种创造，艺术创造。
小说采用常见的全知视角和史诗叙述，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缓缓展开历史生活的图卷。作者少有直接介入的议论评价，尽量不给生活的自然展开引入外加力量。但严峻的史诗演进在表述中，是有温暖、有温情的。历史风云与命运纠葛的血与火，因了这种温暖和温情而有了感情流泻的硕大空间。许多章节写得动情感人。像左焕然在狗熊谷扔掉亲生残疾儿“瓦片”的描写，决绝和伤痛、冷酷和栈恋与阳光下秦岭山景的旋转融为一体；像豆伢子即左南生母子被曾家人追剿至绝境，在母亲跳崖的一刻伢子遽然成熟，爆发长虹之气震慑了追剿者；像豆伢子对梦中秋月和身边连香的依恋，两相交融，以美和情将人物的两个境遇连贯起来，都写得感情丰沛，引人入胜。作家以极有温度和美感的文学语言，将读者在情在心地引入到作品的审美情境中去。这当然和作家能够将人物和自身的感情融进整个小说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关系、人物情绪有关，但我更想说，读者能够从中感觉到，在写作中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状态是非常感情化审美化的，作家与作品心理情绪走向自然的合流。作家自己首先被感动了，这种感动将他全部的文学库存、生命库存调动起来，喷薄而出。这时候，作者进入一种十分难得的创造性审美和文学性表达的心境与语境中，任文字由心之中、情之中流淌而出。这种状态看似从心所欲，实则是对作家各方面功力的一种即兴考验。所以我们读小说，既要冷静地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故事情节和背后的社会文化意蕴，也许更要用中国审美方式去体味作品中所流贯的创作主体感情。创作主体的感情与流动在作品中的情绪一旦汇合为一条河流，好文、美文、妙文便在笔下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