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东流》：在历史叠影中勘探人性
关于历史，许多中国人的态度是闪烁不定的，或敬而远之一笑而过，或义正词严讲些帝王兴衰的大道理。而作家畀愚则不同，他选择了直面历史，并于纷繁错乱的历史叠影中，找寻人性最本真的状态，其新著《江河东流》便是这样一部作品。
《江河东流》讲述了生于军阀之家的孙宝琨，作为被父亲忽视的庶子，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在家族的羽翼阴影下努力生存并筹谋未来，最后却在革命与战争中被改造，长大后成为最像父亲的新军阀的故事。畀愚的笔底聚焦孙宝琨的成长，让读者走进一个旧军阀后代的一生，并通过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视角，揭示了军阀混战年代的黑暗与腐朽。
小说开篇即是：“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的是革命。”然而，读完整部小说，读者会发现，小说中四太太的儿子孙宝琨虽然半辈子都在革命，却最终留在了学校里。作家以孙宝琨为第一人称视角，在小说中多次巧妙地运用对比手法，极具张力地展现了历史车轮对“我”的塑造。虽然“我”后来下野成为一名法语老师，但可想而知，脱离特权阶层的“我”在社会各种乱象中将难以生存。军阀混战结束了，于历史车轮而言，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碾压，“我”没有可能逃得过。
这种永恒轮回的悲剧命运，或许正是作家将此篇小说命名为《江河东流》的一大原因。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但“浪花淘尽”后，“英雄”在何处却不得而知。“江河东流”隐喻了小说中几位主人公波澜起伏却最终归入同一个结局的人生，乱世里波澜起伏的日子，正是江河流经乱石滩的模样，而最终的归宿皆为平静——父亲孙圭钧死于大儿子宝衍下令投掷的炮弹中，在墓地静静地躺着；二姨太的儿子宝玠死于弟弟宝琨背后踹的一脚，同样在孙氏家族墓地里静静地躺着；“我”及母亲钱玉兰、法国人巴斯蒂安最终离开了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找寻自己平静的后半生……江河滚滚，皆东流入海，海底或许暗流涌动，心中恐仍意难平，而表面上，却都终归平静。借助“我”的情人聂春华之口，作家提出了贯穿整篇文章的一个词：“命运”。聂春华说：“没有人可以改变命运的，命运就是一只在黑暗中摆布你的手。”作家敏锐、深邃地看到了历史轮回中人类的命运，以简洁、劲健的艺术表现力，展现出人类少年时懵懂无知、青年时奋力抵抗、中年时尔虞我诈、暮年时温顺无求的人生历程。尽管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却总在衰残之年回首时，发现自己与他人的归宿竟是如此的相似。因而，从小说叙事的总体面貌和艺术气象而言，笔者倾向于将《江河东流》视为中国社会近百年历史的一则寓言。
显然，在《江河东流》中明显地存在着两个叙事声部：历史的和现实的。小说所呈现的历史图景，是讨袁、北伐、抗日等历史“本事”，而这些“大历史”偏偏被作家弱化了，仅仅作为一种背景而存在。与阅读《百年孤独》相似，读者在打开《江河东流》时，如同进入了游离于时间之外的世界，历史“本事”似是时空外遥远的回响，而仅有家族的变迁令人感到真实。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图景是“小人物”对命运的抵抗，在腐朽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从厌恶黑暗的无辜者变为同流合污之辈，乃至成为黑暗的制造者。从父亲孙圭钧死亡开始，小说进入了两个声部的交替演奏——一个声部是孙宝琨从一个在母亲羽翼下厌恶父亲的“无辜者”，变成了最像父亲的新军阀；另一个声部则是讨袁、北伐、抗日时期遥远的历史生活由深潜的地底一跃而出，成为鲜活的人性与个人命运的生死荣枯。两个声部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了《江河东流》的雄浑与悲怆，也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小说中，现实的喧闹和历史的纷扰是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一起，仿佛一对难解难分的恋人，读者又该怎样将它们分开！譬如战场上的枪炮，当扣动扳机，发出的究竟是大清王朝的幽鸣之声，还是现实空间里的异常声响？历史的浩瀚星河不仅在旷远的天边不停闪烁，也常常在我们头顶的现实苍穹中喧哗旋转。笔者在此尽力廓清小说的叙事“迷雾”，努力还原小说的历史背景，意在说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乌尤城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的人的命运的生死歌哭、起伏动荡，恰是百年以来中国人命运的写照和高度概括。
此外，窃以为强烈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是贯穿于《江河东流》的精神立场。《江河东流》以20多万字的篇幅，书写了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社会近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这期间，起义、革命、抗日等风起云涌，反帝、反封建、民主等新兴词汇层出不穷。而作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新军阀“我”，从厌弃父亲贪财好色变为步父亲后尘的“我”，在享受特权的同时，内心深处必然是抹之不去的罪恶感。想来畀愚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但他又十分现实地看到了“善”之易逝与“恶”之强大，因此，在“我”尚未成年时，便做出了视手足为敌而将其踹入河中的举动。尽管事后“我”认识到自己是兄弟溺水的罪魁祸首，内心本能地充满了恐惧，却依然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这一看似与革命无关的恶举，却为小说后续“我”变成利益至上、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埋下了一条深深的线索，“我”内心的罪感意识也从此诞生。正因为有罪，“我”需要找寻一个突破口来救赎自己，整部作品便是在这样的罪感意识与救赎意识交替中变得丰满。“我”扭曲了与韩治频的婚姻，却最终为她的死亡感到真切的哀悼；“我”利用了胡淑仪的复仇心切，却最终为她的“被害”而梦中惊悸；“我”追杀母亲的情人巴斯蒂安，却最终感慨他对母亲的陪伴……当“我”变成了最像父亲的、杀人不眨眼的人之后，“我”便开始踏上找寻救赎、找寻脱离黑暗的特权阶层之方法的漫漫路途。在小说的结穴处，“我”终于找到了救赎自身的突破口——傻丫头文华。“我”爱上了自己从前最不喜欢的钓鱼，做起了从前最不喜欢做的事——读书，每天陪伴在痴呆女儿文华的身边，远离政治，似乎终于获得了救赎，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总之，小说从罪感意识展开，由救赎意识收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也陷入了永恒轮回的命运闭环。
需要强调的是，《江河东流》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平面的故事，而是融入了作家众多情感的、百科全书式展现中国近代社会图景的多维故事。上至庙堂，下至草莽，大到革命战争，小到闺房暗斗，身体、女性、自由、平等、特权……诸多思想、各式场景都密集地融汇在了《江河东流》里。可以说，畀愚笔下的“革命史”，不是教科书式生搬硬套的正史注释，也不是地摊文学式信口开河的野史黑幕，而是借助想象力，重新构造出来的有故事、有人物、有声音、有思考的历史。从故事角度而言，《江河东流》展现了晚清以来中国历史上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却是通过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的“个人史”讲述出来。显然，“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模糊了现实生活中的历史背景，而故事的真实性也由此彰显。若用中国传统文学概念解释，或许《江河东流》会是一部“传奇”。
近年来，“新历史写作”也好，“成长小说”也罢，都陷入了类型化泥潭。而畀愚此部《江河东流》，却将二者结合，既非“考古”之作，亦非“自叙”之篇，于历史背景中书写个人成长，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小说的画面感极强，读书的历程如同观影的过程，阅读时，一个个场景在脑海中都能转化为一幕幕对应的画面。书中描绘的人物群像，人生经历、情感经历皆完备，如同数条不同而又完整的线索，始终围绕着乌尤城的兴衰，围绕着孙宝琨的人生而发生、发展。想来若将《江河东流》改编成影视剧，定是别具一格的。此外，小说虽使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却并非纯粹的自我抒情，相反，若将视角切换，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小说大体上似乎也不会受到影响。此亦作家之巧妙用心。畀愚在小说中使用了一个“说书人”的声音，并让这一声音与小说中“我”的声音构成复调，二者对峙形成“反讽”的结构。
在小说最后，作家安排孙宝琨钓鱼、照顾孩子、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营造了一幅典型的暮年图景。“我想，人这一辈子总得信守一次对自己的承诺吧。”这句话，展现了历史轮回中“我”身上人性的回归，救赎亦就此发生。而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读完小说，读者诸君或许会有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