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莽林”与“神迹”——金仁顺论
在金仁顺为数不多的谈论创作本身的文章中，她提到了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林中》。在复述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之后，金仁顺令人意外地凝视“莽林”。
“莽林”，是个很有意思的空间——这个小说也有译本译为《竹林中》，那片林子竹子最多，杂有其他树木和荆棘、野草——品种丰富的树木，多姿多彩的植物，昆虫、鸟、野兽、强盗，还有樵夫……莽林的附近，或许还有溪流、山涧，悬崖峭壁，清风流转，空气芬芳，各种声音起伏交错，既荒芜又繁荣，既坦荡寂寞，又杀机四伏。
恰如我们的日常生活。
每个人都有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片“莽林”。“莽林”里面盛产梦想、爱情、戏剧性，也出产怀疑、流言、八卦。有些人天生会利用这片“莽林”，为它添枝加叶；而有些人，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他们也知道有，但有就有了呗。
对于写作者而言，意识到自己的“莽林”，并有效利用其价值，是保持自己创作之井永不枯竭的好办法。有时候，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几乎是检验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的标准。[1]
显然，跟“竹林”相比，金仁顺更倾心于“莽林”这一意象，大约是因为同单一化的“竹林”相比，莽林显然更为多元、丰富与复杂。她是成长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家，充分接受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观，即视日常生活为写作的根本来源，认为作家的力量正在于发现日常生活的价值与美。这似乎可以看作她写作的出发点。不那么宽广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情感关系、伦理关系构成了她的小说材料。即使是那些以朝鲜族生活为原料的作品，也大抵脱不开此类。与她同一时期出道的魏微也有类似的说法，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写作的意义，可能正来自于‘经验写作’，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日常经验。这个时代太庞杂了，靠个人力量根本没法把握，我们各写各的，只要诚实一点，朴素一点，把姿态放低一点，就像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大家合力还是可以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的”。[2]她还宣称，“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文学都应该是‘日常写作’”。对于这一代作家而言，日常生活，大概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说的多了，有时候也会让人疑惑，这些被描述过的生活与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太接近了，固然会让读者觉得真实、亲切，但恐怕难以持久，更困难的是从砂砾般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意义，就像魏微说的，“写最具体的事，却能抽象出普遍的人生意味”。
那么，对于金仁顺来说，这“普遍的人生意味”又是什么呢？金仁顺仍然试图通过谈论经典作家的作品来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在“莽林”之后，金仁顺谈到了马尔克斯的一篇叫作《圣女》的散文。显然，她被这篇散文里的“神迹”迷住了。在她看来，这篇仅仅占了一小页的故事简直就是小说的丛林，可以打开无数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以为，小说的价值就在于“以自己的理解方式诠释世界”，而作家的使命在于发现“神迹”，完成“神迹”。那么，对于金仁顺来说，究竟什么是她的“莽林”，什么又是她的“神迹”呢？答案还要从她的小说中去寻找。
一 、
不合时宜的热情
有人说，金仁顺的小说，就题材而言可以分为三类：少年青春小说、都市爱情小说、古典题材小说。事实上，这三类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少年人的青春忧愁，大抵与爱情有关，即使是古典题材，也多关乎情感。无怪乎评论家程德培认为，“金仁顺似乎坚定地向男男女女倾斜，向日常生活中庸常的一面致敬，但又能以过人的胆识悄悄地对它们进行改写，从诉说饮食男女那最不经意的疏漏中找寻意义”。[3]或许也因为此，金仁顺有一些小说就直接以“爱情”为名。
在金仁顺看来，爱情的到来往往包含着某种惊异感。它是从世俗的土壤中长出来的，却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像刀斧一般劈开日常生活，具有不可言说、不真实、幻象的品质。在金仁顺的小说里，多是这种突如其来、没有缘由、不可定义的爱情。《爱情进行曲》中李先就陷入狂热爱情。叙述者没有像讲述一般爱情故事那般详细解释李先为什么会爱上朱萸。伴随着另外一个少年叶木的死亡，爱情仿佛惊雷不期而至。爱情与死亡携手并行，是金仁顺理解爱情的一种模式。在小说中，李先对朱萸的表白也是遵循了“爱与死”的方式。李先说：“朱萸，如果你不爱我，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朱萸呢，她慢悠悠地接了一句，“不爱活就死，别在这儿烦我”。李先则表示，“如果你真想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也就是说，在强大的爱欲本能下面，始终隐藏着死本能。有意味的是，在金仁顺这里，爱并不纯然是精神之爱，恰恰相反，爱情始终是与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李先的每一次示爱，都伴随着要求发生身体关系。在《铤而走个险》中，伊朗对于倪虹情感之激烈，甚至要通过切下一截指头来证明。这意味着，在爱情的表达过程中，身体始终是在场的，甚至某种时候，要通过对身体施暴来实现。这是属于这一代女作家对于爱情的理解——蓬勃、悍然、有力。爱与身体与力量与死亡纠缠在一起，仿佛没有什么可以把它们分开。
在一般理解中，爱情势如雷霆万钧，必然彩云易散琉璃碎。但恰恰相反，金仁顺往往赋予这一能量以超乎想象的持久性。《爱情进行曲》中李先对朱萸的爱情仿佛一场漫长的单恋，除了毕业典礼当天晚上的一支双人舞以外，两人之间似乎什么也没发生。在目睹这桩爱情的“我们”看来，李先的热情并没有得到朱萸的回应，不啻为一场闹剧。整个小说看起来就是李先的反复纠缠未果的故事，然而，到了结尾，当八年的时光轰轰烈烈地过去，李先在电话那一头穿越纷扰大喊“我爱你朱萸”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些不相信爱情的人也不禁动容，震惊爱情确乎宛如“神迹”。《铤而走个险》中的伊朗也扮演了类似于李先的角色。伊朗对于倪虹的表白，始终当着“我”的面进行。而“我”也扮演了促成这一对恋爱关系的角色。最终，伊朗和倪虹之间或许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在伊朗看来，倪虹给了他“世界上最诚挚的友谊和信任”。激烈的情感最终转化成了某种似乎可以长久保存的回忆。这大约就是金仁顺所相信的“神迹”——某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可以给人以慰藉的事情。
而在所有这些之上站着金枝。金枝是金仁顺这一系列小说中最好的那篇《纪念我的朋友金枝》里面的主人公。金枝的热情是一种事先张扬的热情，是一种需要舞台、带有某种表演性的热情。金枝对袁哲的爱情，仿佛与袁哲无关，是一种颇有意味的现代社会的情感模式。金枝大大方方地当着众人的面同袁哲调情，甚至在袁哲的婚礼上表白男神，但与此同时，“她的感情生活摇曳多姿”。金枝对袁哲的感情与其摇曳多姿的感情生活并行不悖，是说明金枝对袁哲不过是说说而已，还是远远超出庸常的感情之上的深情？袁哲对金枝呢？他是否感同身受？他如此淡定地接受乃至于享受金枝的全部热情，他又是如何看待爱情的？金仁顺对这些问题似乎有意避而不谈，她小心翼翼地避开人物的心理世界，把这些问题统统交给读者。我们只知道，在他们发生了点什么以后，金枝消失了。再次出现的金枝如一般爱情小说的套路变成了大美女，也顺理成章地同袁哲在一起了。但这并不是求仁得仁、得偿所愿的故事。相信袁哲爱上了自己的金枝终究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毁灭了自己。在小说结尾，旁观者“我”看到“掏心掏肺”“披肝沥胆”“肝肠寸断”的金枝，对袁哲说，“她爱你”“她爱死你了”。爱，再次与死亡联结起来，仿佛如此强悍的生命能量，只有死亡才是唯一的归宿。
有意味的是，金仁顺小说中的所有爱情几乎都处于他人的眼光中。《爱情进行曲》中的“我们”是李先和朱萸的爱情的见证者。“我”是《铤而走个险》中的旁观者和推动者。《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中也有复数的“我们”。这是金仁顺小说的一种常见模式——仿佛只有被注视的爱情才能焕发出无穷无尽的能量。为什么需要“我们”？在不同的小说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或许不尽相同，但都有着微妙的相似性。“我们”代表着眼睁睁看着爱情发生的庸众。“我们”只能从最最世俗的层面理解所谓的爱情，因此，在“我们”看来，金枝对袁哲、李先对朱萸、伊朗对倪虹，这种持续燃烧的热情都很难被理解，因而显得不合时宜。所谓的“时宜”，当然是就功利主义层面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这不合时宜的热情显现了心理的深度。
但同时，金仁顺也敏锐地意识到，某些时候，这种热情有着惊人的毁灭性。在《玻璃咖啡馆》中，三个高三女生仅仅是在眺望中发现一个男人长得很像一个女生喜欢的电影明星，就对和这个男生在一起的女人产生了恶意，刻意撞倒了她，导致这个怀孕的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而事后证明，这个男人和女人根本不是她们想象中的情侣关系，而是姐弟罢了。《玻璃咖啡馆》呈现出人性中非理性恶的成分，而这恶因为发生在三个高中女生身上，令人尤为惊惧。
对于这种不合时宜的热情的双重态度构成了金仁顺小说的立体视角。她既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热情感到骄傲，同时又有着隐隐的羞耻；她赞颂这样的热情是乏味的中产阶级生活中不可多得的“神迹”，但也清楚地知道，伴随着过于蓬勃的生命能量，日常生活的边界有可能被摧毁。或许正因为此，金仁顺成了一个既保守又激进的作家。
二 、
重复与循环的宿命
在金仁顺的小说中，我们识别出重复的形式。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在各种情形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社会或历史的真实情形，其他作家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话或传说中的过去的种种主题，作品中人物或他们祖先意味深长的往事，全书开场前的种种事件。”[4]有的时候，重复是以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在金仁顺的长篇小说《春香》中，“蛇”就可以看作是这一典型形式。
“蛇”最初出现，是在翰林按察副使大人跟随药师女儿来到树林中的时刻。
“
前方有一株桃树，枝干一半生着翠绿的枝叶，一半被雷电劈得已经枯死了。在最粗的一截枯枝上，盘着一条茶杯口粗细的蛇，蛇身上密布着纵横交错的线条，五颜六色，盘成一个鲜艳的蒲团。蛇头从蒲团上高挑出来，蛇颈上的一块红色，形状好似两朵并蒂的花。
蛇与他们僵持着，时间变得和心跳声一样点点滴滴。两只蛇眼一动不动，只有蛇信子倏忽进出，发出咻咻的细响，似乎是在诡笑。
……
过了有一盏茶的工夫，蛇如彩练，忽然凌空抖开，在树梢上盘迥了一回，飞掠而去。树叶哗啦哗啦地吵了一阵子，又复归于平静。[5]
”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刻。香夫人与翰林按察副使大人的初遇，伴随着蛇的出现，暗示了两人的情动。这里的“蛇”意象，与女性与生殖有关，当取自于《圣经·旧约·创世纪》中, 亚当与夏娃受了撒旦所变的蛇的诱惑，偷食禁果，被上帝永远地逐出了伊甸园。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冯至写于1926年的诗《蛇》:“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不要惊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相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影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在冯至的诗中，蛇指代了寂寞，而香夫人和翰林按察副使大人所遇到的颈上有着好似两朵并蒂花的蛇，又何尝不是两情相悦的暗示呢。此后，彩蛇一直跟随着翰林按察副使大人，在他夜不能寐的时候，一如妖娆的爱情。就像蛇意味着情动，但同时也具有毁灭性一样，当翰林按察副使大人抛弃香夫人离开南原府的时候，蛇再次出现了。
“
一阵沙沙的声响挟带着韵律由远及近，端午节与翰林按察副使大人见过面的那条彩蛇重现在他的眼前。蛇头从刚织好的蜘蛛网中心穿过，蛇信子带着诡笑朝他的喉咙处刺了过来。[6]
”
蛇仿佛携带着香夫人的意志，结束了负心的情人的性命。在翰林按察副使大人脖颈处被蛇咬中的地方，宛如并蒂花的红斑重复出现，为一段短暂的爱情划上了句号。金仁顺似乎对蛇格外情有独钟，她有一篇叫作《蛇》的散文，写尽了人与蛇的种种神秘的关联，以及对蛇的难以克服的恐惧。在结尾的时候，当人们无法理解“我”对于蛇的恐惧的时候，一个男人出现了，“他抱住了我，在我后背轻轻拍了拍。他带着我走过那条街。后来，我爱上了他”。[7]你看，蛇又如此与爱建立了关联。
如果说，蛇的意象的重复出现，是一种意象的重复，那么，金仁顺更为擅长的还是小说内在结构上的重复。《彼此》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如此温柔实则无比冷酷的故事。女医生黎亚非首先是在各种跟生活贴得很近的故事片里认清自己的境况的。“她发现，电影里那些跟她年龄相仿的女人们，面对的问题跟实际生活中她们面对的问题差不多少——丈夫有外遇了，或者自己有外遇了；不再相信爱情，或者开始相信爱情。”[8]电影等艺术可以看作是对生活的摹仿，但很多时候也可以看作是生活的预演，许多人是按照艺术作品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黎亚非不知不觉也踏入了这条河流。黎亚非的情感创伤来自婚礼上丈夫郑昊的前女友所“赠予”的秘密，在此之前，她沉醉于爱情带给她的感觉中。然而，黎亚非所认定的郑昊的婚前不忠将感情的温度降到了零度以下。意外事故击碎了他们的感情生活，把他们变成了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妇。对于这一意外事件，金仁顺狡黠地一笔带过，没有在此地有丝毫逗留。除了让郑昊“定在原地，动弹不得”以外，她和黎亚非都没有给机会让郑昊为自己辩护，她们都试图让读者接受破坏者洋洋得意的理由，接受郑昊作为不忠的丈夫的形象。接着，正如老练的读者所预料到的，黎亚非在同周祥生去外地出诊期间，彼此之间渐渐有了好感，并发展出婚外情。一切都顺理成章，一切都按部就班。作为读者，在叙述者的指引下，我们几乎完全认同了黎亚非的情感选择。然而，在结尾处，作者却给了我们当头一击。黎亚非和郑昊的婚前告别充满了绵绵的情意，在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原谅了此前郑昊的不忠，却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告别完全是上一次婚前告别的重演。显而易见，生活以完全没有想到的形式重复了它自身。更精妙的是，在上一个情节中，黎亚非是事后知情者，而现在，她成了当事人。这一故事如同击鼓传花中的那朵花，落在了周祥生的掌心。这意味着，周祥生将再一次完整地经历黎亚非所经历过的故事。婚礼上，新婚夫妇“冰冷的嘴唇”暗示出这一次婚姻与上一次婚姻大致相似的轨迹。在金仁顺的叙述中，每一个情节的出现都蕴含着以前同类情节的回声，只不过，施予者与承受者的关系发生了转移。
作为内在构思的重复还发生在《云雀》《仿佛依稀》《城春草木深》等小说中。《云雀》是讨论爱情与金钱关系的小说。讨论这一古老主题的小说还有《秋千椅》。贫穷的大学生春风在餐馆打工期间认识了有妇之夫姜俊赫。姜俊赫与春风的互动复制了他与他老婆的相处模式，不过，现在，他是在爱情中更动心的那一个。那么，对于春风而言，这又是个怎样的故事呢？很难清楚地区分，春风到底是被姜俊赫这个人所吸引，还是被由金钱支撑的姜俊赫的品位和格调所吸引。但不管怎么说，因为跟姜俊赫在一起，春风改变了窘迫的经济状况，成为一个富有的女生。春风和裴自诚的相处，则完全复制了姜俊赫和春风的故事。小说似乎在讲，金钱无法完全买到一个人的真心，又似乎是在讲，所有的真心都会被错付。在重重叠叠的镜像中，世间的痴情男女莫不过如此。在《仿佛依稀》中，亦晴对梁赞的好意百般抗拒，却仍然不得不再次落入了与父亲当年相似的境遇。在《城春草木深》中，金意麟战死之后，无论金意安是否愿意，他也不得不踏上了金意麟的命运轨道。在长篇小说《春香》中，母女二人的命运也具有某种重复性。药师女儿被翰林按察副使大人抛弃之后，独立经营香榭，庇护一众人等，成为了闻名遐迩的香夫人。春香也重蹈覆辙，她和李梦龙的故事，俨然是香夫人与翰林按察副使大人故事的翻版。到了小说最后，像香夫人一样，春香成了香榭的主人。
为什么要用重复性的情节构造小说？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要回答金仁顺的“莽林”的根源问题，即她的莽林是依据什么原则构造的？我以为，金仁顺偏好对称性原则，她大约会相信，一个人所经历的一部分，看上去是偶然的，实际上会在另外的情形下再度重来，不管这种重现是否遵从了本人的意愿。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大多数情形下，实际发生的事情与个人主观意愿是背道而驰的。失去与获得，盈与缺，无不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命运的星盘上，等待着一一应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仁顺是一个宿命论者。大抵是因为明了了这一点，她的人物往往显得冷静而克制，没有无谓的挣扎与反抗，看上去似乎是“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三 、
叙述的调性
或许是因为小说人物的自持自制，评论界对金仁顺创作的评价集中为“冷”。张柠首先用“冰冷的热情”来形容她的叙事风格，认为“冷酷的暴力”是她小说的主题，“与此相关的是一种成熟的热情。作者这种对生命的热情，虽然常常潜藏在更深的地方（它同样遇到了来自作者‘叙事抑制’的阻力），但却总是带着寒冷的气息，悄然而缓慢地来临，就像‘突如其来的感伤一样’，给她的‘暴力故事’重重一击”。[9]有评论者将她的“冷处理”归结为“冷静的叙述者、有限的内心观察、简洁的对话和冷峻的反讽”。[10]刘大先则将这种“冷”归结于旁观者的姿态，认为“这个冷静到有些冷酷的叙述者显示的是一种同情而不是共情”，并将此归因于“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11]这似乎已经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果真如此吗？不妨通过金仁顺最新的两篇作品《宥真》和《离散者聚会》来考察这一点。
短篇小说《宥真》和散文《离散者聚会》分享了相同的环境氛围：国际文学节。这跟金仁顺的民族身份有关。在一个访谈中，金仁顺分享了自己的身份意识。她说：“最近十几年来，我跟韩国文坛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很多，认识了很多韩国诗人和作家。在韩国作家眼里，我是中国作家；在延边州作家眼里，我是汉语写作的作家；而在中国文坛，我又是个朝鲜族作家。这种既相关又边缘的定位非常有意思，我可以用既身在其中，又袖手旁观的心态打量好几方面的生活。这是写作的财富。”[12]这两篇作品的素材，大约来源于作为朝鲜族女作家的金仁顺的经历。先看《宥真》。与金仁顺的许多短篇小说一样，这篇小说里也有一个“我”作为叙述者。按照韦恩·布斯的说法，这个叙述者“我”是一个非戏剧化的叙述者，也就是说，故事是通过“我”这一讲述者的意识来叙写的。“我”被设定为是可以听懂一点韩语的朝鲜族女作家，和宥真共同参加这一国际写作计划。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我”？用第三人称叙述不可以吗？细读小说就会发现，叙述者“我”具有多重功能：首先，“我”提供大量的视觉性细节。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有大量的描述性细节，包括但不限于飞机上的情形、欢迎宴会上的场地布置、作家们的形象、外貌、动作等等。如果就功能而言，这些细节是冗余的，它不参与故事情节的走向，对于故事的发展没有根本性影响。但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氛围和效果，构成了情节展开的背景，是小说中不可忽略的部分。此外，我们能看到这一切都是通过“我”的眼睛展开的。这让读者对于“我”也建立了一个初步印象——这是一个善于观察，对于外界事物充满好奇的细腻的作家。其次，“我”和宥真发展友谊的过程，也正好是读者逐渐对宥真拉近心理距离，建立情感认同的过程。一开始，“我”和宥真并不相识，哪怕我们乘同一架飞机抵达芝加哥，但并不认识。直到第三天，“我”和宥真才第一次说话，联系的纽带是关于中国的见闻。随着“我”和宥真的相熟，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越来越了解这位韩国诗人，她的敏感与尖锐，她的至情至性，她对于世界的基本原则与要求。可以说，叙述者“我”是我们走近宥真的不可或缺的桥梁。更重要的是，“我”提供了理解小说的另外一个支点。正如韦恩·布斯所说，“在小说中，我们一旦碰到一个‘我’便会意识到一个体验着的内心，其体验的观察点将处于我们和事件之间”。[13]在《宥真》中，叙述者“我”的价值立场、道德判断与审美，事实上与宥真，与大众所代表的价值评判之间都有着微妙的距离。作为一个有着敏感内心的诗人，一个在东亚父权体系下挣扎的女性，宥真对于人的判断有激烈的一面。比如，当她谈论那个白俄罗斯作家时，看到的是作家放浪形骸的一面，而“我”作为一个温和通透不乏世故的人，注意到的是作家世俗性的一面。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复杂的对于人和事的认识。但是，“我”的存在，不是为了校正宥真的认知，而是更加深切地理解她。所以，世人眼中的宥真是一个离了婚又没孩子、心灵很容易空虚的女人，只有“我”真切地关注宥真的生活，鼓励她投入生活。小说结尾的部分，“我按住她的手，压住鼻腔里面的酸楚”“她笑笑，眼里泪光闪动”，这样的描写是金仁顺少有的泄露感情的时刻。如此动人的瞬间，是一个女性对另一个女性的共情而不是同情，是对彼此命运的深切理解与承担。
显然，对于同样的材料，作为小说家的金仁顺和作为散文作者的金仁顺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一点，在《离散者聚会》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离散者聚会》记叙的是韩国翻译院举办的一次世界各地的韩裔（朝裔）作家的聚会。金仁顺说，她只是觉得这次会议有一些意思，就记录下来了。文章也确实是按照时间顺序如实记录了她参会的所见所闻：她事无巨细甚至过分热烈缠绵地描写每一样食物的做法，她记录下每一场她认为有意思的演讲，最重要的是，她发表观点，虽然不过寥寥数语，却足以让我们深思。比如，她谈到了来自瑞典的阿斯特丽德。在介绍了她作为弃婴被瑞典家庭收养的人生经历后，她感慨说：“她必须了解韩国吗？血缘必须寻根？她的童年、少年该有多么纠结啊。有些事情确实是没办法轻易翻篇儿的，树欲静，风都不止。她的淡眉细目，她的羸小瘦弱，会激起多少异国他乡的所谓关心啊。他们会在派对时一遍遍问起她的来历吧？会提醒她追溯自己的血统和文化吧？鸡汤一勺勺倒进她的碗里，没人问她是不是讨厌鸡汤，没人在乎她需不需要这种关心。很多人的善良是用来表现和表演的。”[14]她对于血源与生命的反思也可谓切中肯綮——“血之源头，是生命的起源，但并非每个人的家园，哪怕冠以‘心灵’或者‘精神’字样，也不可能。命运就是命运，不争论，不废话，剥茧抽丝以及其他种种，那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15]事实上，如果没有散文，我们竟然不知道她是如此犀利，如此……见识不凡。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作为一个小说家，金仁顺对自己有许多“清规戒律”。比如，如非必要，尽量避免打开人物的内心世界。尽管我们都知道，提供人物的内心观察会让我们尽快建立对人物同情心。再比如，绝不动用叙述者的特权，直截了当地表达对事件与人物的判断，不绑架读者按照她的思想规范来判断她的小说人物。还比如，不控制读者介入故事的情绪强度，等等。这种种自我要求，在别人看来或许是冷，或者是酷，其实不然。她深谙人世的复杂，亦或许是出于对自身体面的要求，她宁可将千言万语凝结在人物的语言、动作与事件之中，交给读者自己去领会。她的理想读者一定是像她自己这样的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热爱精致的生活，善于从感性的形象中推想出一个更广阔深邃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懂得适时沉默。
金仁顺显然不是那种宽阔的元气充沛、能量满满的作家。迄今为止，她只有一部长篇、一些中短篇和一些剧作面世。她总是从情感关系这一看似逼仄的单筒透镜凝视这个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狭窄的。在这条道路上，简·奥斯汀、张爱玲等前辈都向我们示范了无数可能，以及无数的歧路。现在，她稳稳地走在自己的路上，以她的聪慧、理性与对人世间深切的理解。她绝对不会允许自己有丝毫的偏离，这是她的优势，同时，也是她的限度所在。
注释
[1]金仁顺：《写作这件事》。
[2]魏微：《日常经验：我们这代人写作的意义》，《坐公交车的人》，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3]程德培：《甜蜜的“怀疑论者”——金仁顺的七个短篇》，《作家》2008年第13期。
[4][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王宏图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6]金仁顺：《春香》，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页。
[7]金仁顺：《蛇》，《众生》，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8]金仁顺：《彼此》，《纪念我的朋友金枝》，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9]张柠：《冰冷的热情》，《小说评论》2000年第2期。
[10]梅兰：《浅析金仁顺小说中的冷处理——以长篇小说< 春香> 为例》，《名作欣赏》2012年第18期。
[11]刘大先：《世纪末体验与旁观者态度》，《文艺报》2018年3月26日。
[12]金仁顺：《以女性主义的个人经验和思考写作》，《上海文化》2020年第10期。
[13][美]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14][15]金仁顺：《离散者聚会》，《众生》，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62、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