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梅：故乡、远方与有温度的写作
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陈刚的文学版图逐渐明朗。一是乡村题材创作，或以个人成长为线索追忆故乡往事，或以乡村振兴为背景书写乡村新貌，或以革命历史为主题塑造英雄传奇；二是工业题材创作，主要以他资深的化工企业管理生涯为素材，在企业发展变迁的故事中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两种题材看起来反差极大，前者指向民间和乡野的低洼地带，后者指向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前沿图景，但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写作，陈刚都并未囿于题材本身，而是致力于探究微妙的世道人心，呼唤人性的善与美。
散文《怀乡记》是一次个人成长历程的检视，也是一次向内心深处掘进的独白。“怀乡”是现代作家永恒的主题，就像马尔科姆·考利说的那样：“我们把家乡的形象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就像随身必带的行李一样。”《怀乡记》念兹在兹的正是故乡这件“随身必带的行李”。陈刚在那个叫“大龙坪”的村庄生活了十五年，那是一个方圆不过几十里却有很多当地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的村庄，是一个顿顿都只能吃苞谷和洋芋之类粗粮的大山里的村庄。于是，“离开故乡，到一个可以顿顿吃上大米的地方”，成为他和弟弟小时候在心底潜滋暗长的秘密。在人生向着更大的地理延伸铺开后，他却又不断在梦里重返故乡，在文字里倾诉对故乡的深情，正如莫言所说的那样：“要深刻地认识故乡，就必须逃离故乡；要超越故乡，就必须皈依故乡。”远离故乡后，他才重新发现故乡的意义，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他有了更清醒的自我认识：“故乡对于我，如同人生的坐标，不论顺着哪个方向起弧，都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条曲线”，“一个人一辈子其实都很难真正走出故乡的领域，世界再辽阔的版图也是以故乡为中心辐射开去的”。与生俱来的故乡和迷人的远方因此成为他写作的两极。
在《怀乡记》里，陈刚回忆幼年对“远方”的渴望时，指向的是盛产大米的“枝柘坪”。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从未去过的“枝柘坪”，那是生命中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事实上，“枝柘坪”在现实中离家不过几十里地，却成为童年时代遥不可及的“远方”。童年时骑坐在老屋旁边的那颗粗矮的核桃树上，面对延绵不尽的大山想象山外的样子，而作为乡村中学老师的父亲去县城开会时将头朝前伸出客车窗外的姿势则开启了“远方”的另一种想象，更远的县城和百货大楼成为新的“远方”。大米和远方共同塑造了“我们兄弟俩”“幼年时代的精神谱系”。但当成年后辗转于不同的城市，抵达远比枝柘坪和县城更远的地方时，才发现魂牵梦萦的“远方”并非物理距离能丈量的；当兄弟俩每月收入“足以买成吨的上好大米”时，才发现童年的大米情结未减分毫，心中“惦念的还是远方的枝柘坪”，它“美丽，模糊，又陌异迷人”，是永远无法抵达的遥远地带；当终日奔忙的生活换来成功人士的标签时，儿时渴望远方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却消散了。在不断的自我反省中，陈刚发现“在世俗的意义上，我的物质渐丰和精神空虚交织成了一桩人生负担”，“儿时对大米的渴望也许只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一种意象，而远方则成了未来精神生活的意象。只有大米，没有远方，就会像生活在囚笼里一样。”这种困惑与现代生活中的精神困境密切相关，无疑戳到了时代的痛点。
当物质的丰富已经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个人的欲望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却不无失望地发现，当初预定的幸福生活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在物质世界取消了精神维度之后，人们异化为挣钱的机器，从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迅速沦为欲望的奴隶。当膨胀的物欲变成个人生活的最高目标，各种可能性都被最大限度地激发起来时，内心深处的无力感却常常如影随形，就像伯曼早就发现的那样，无止境的欲望“促进了我们的世界分裂为一群私人的物质利益集团和精神利益集团，全都生活在孤立的无窗户的单子里，远远超过了我们所需要的孤立”。那些看似可以拥有并支配一切的幻觉让现代人堕入到更深刻的虚无和孤独之中，此时的问题就在于富裕所造成的问题无法用更富裕来解决，它迫使我们反思自己所生活的日常生活情境，寻找新的解放之途。
一次次匆忙的人生旅途，不断收获着一般意义上的成功，空虚和孤独却一次次重磅袭来。陈刚坦言：“我对未来的恐慌，就像一个拳手，面对无物之阵，只能与空茫搏斗。”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人类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去追逐心中的远方，但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摧毁着既有的秩序和规范，容易让人产生“对未来的恐慌”。“恐慌”曾经是奈保尔写作的重要动力。作为一个永远的异乡人，奈保尔在一次采访中谈到，“恐慌”就像一个鬼影在他身后追赶，驱使着他夜以继日地写作，只有在写作中回到精神的原乡才能消除这种“恐慌”。离开故乡十年后，陈刚也以同样的方式找到了自我拯救的通道，那就是用文字回望故乡，“在写作中确认故乡，让我的内心也由慌张转为笃定”，当他在“行与列都是20”的方格稿纸上安放乡愁时，“远方”调头与“故乡”奇妙地叠加起来，内心才慢慢获得“一方安宁”。《怀乡记》就这样以自我解剖的形式敞开心扉，任由故乡留在灵魂深处的痛与爱漫溢流淌，完成了一个由乡入城的成功人士回望故乡时的身份认同。
陈刚近年来的乡土小说大都以第三人称叙事拓展关于故乡和个人的经验，在更自由的虚构世界里建构文学的地理，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传递人性的温度。故乡大龙坪以不同的面目隐现在字里行间，它是那个和上市企业一同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卧槽马（《卧槽马》），也是在乡村振兴中旧貌换新颜的桥坪村（《桥坪的桥》）和核桃荒村（《余温》《挖坑》），更是爷爷心心念念半个多世纪的崔家塘（《崔家塘》），这些村庄映现的是一个时代的侧影，也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更是一个承载复杂人性的看台。
小说《比邻》以两代人的生活遭际和成长历程为线索，讲述三个家庭几十年变迁的故事，但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外部世界的沧海桑田，而是在日常生活细节中揭示人物之间微妙的关系，捕捉细密处的人性人情。张富贵和王满仓两家比邻而居，随着乡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张富贵的铁匠铺从红火走向没落，王满仓的小卖部却在不经意间风生水起，精明的小商人还以打牌的方式赢得铁匠家的一间仓库。虽然劁猪佬李春天为铁匠打抱不平，二人联手报复性吃了王满仓家的大黄狗，但两家人一直攒着劲，多年都没有打开心结。他们的下一代张泽天、王红兵和李四海是从小一起长大，是一起看小人书一起偷黄瓜一起甩梭板的伙伴。虽然父辈一直都拧着一股争强好胜的劲，三个孩子却在城里像亲兄弟一样互帮互助。王红兵只身外出打工时，是李四海帮他站稳脚跟，淘到第一桶金，张泽天面临婚房的现实困境时，是王红兵慷慨相助，给他置办了一套新房。他们不但彼此关照，认定“兄弟们的情份不能用钱去衡量”，还顾及“老家里”的颜面，不让家里的老人知道真相。三兄弟真诚的情谊最终解开了父辈们那些小心机生出的嫌隙，唤醒了他们“内心里那些粗糙的、卑微的温暖”。
在此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到底是什么让三姓兄弟如此抱团？张泽天的妻子也曾百思不解王红兵为何如此大方，张泽天当时只说了一句：“因为我是蛮子。”“蛮子”是他的小名，也凝聚着他们的童年记忆。也就是说，正是“老家”作为情感纽带，三个人才可能成为“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他们当然是虚构的人物形象，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怀乡记》里从乡村走出来的“我们”兄弟俩，他们都是在“远方”以朝向故乡的姿态获得集体认同，进而获得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正如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中说的那样，“微不足道的事件总有一天能建构起一种强烈的地方感”，而在这种“地方感”里深埋着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植入的永恒的情感的种子。当时间通道注入地方经验后，过去那些不经意的时刻便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比邻》就这样诠释了“远亲不如近邻”这一古老的相处之道，以朴素的情义反拨日益陌生化的生存情境，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进程中，发现那些在人性中依然“坚固的东西”。
“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后代”，这是陈刚在《怀乡记》里自我指认的身份。故乡是向远方出发的原点，而所有的远方都刻有故乡的烙印，故乡的人与事充盈在他奔向远方的每一段旅途，召唤着他以最大的善意实现有温度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