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论学之文的“跨域”和“破界”
在我写这篇主持人语前，我先看了孙郁教授刚发来的自述文章《“思”与“诗”的互渗何以可能》，他使我明白了这个“三栖评论”专栏在本期有了一种旨趣上的提升。我在第1期主持人语中说，这个专栏强调的是针对学者批评家而兼有突出文学创作成就的现象研究。显然，我把学者之文和创作之文还是做了先验的区分，专栏重在学者创作之文的研究。但近来我的想法有了一点改变，为什么不可以含括、讨论学者之文本身的广义文学性、学术文体的“跨域”或“破界”的文体创新性呢？我此前的思维惯性恐怕是束缚在了传统文体观念的教条主义藩篱中了吧。于是，我想到了孙郁教授。果然，他的文章和他的想法都要比我更圆满。
在我最熟悉的师友中，只要想到了孙郁，我就会联想到鲁迅。这话实在是并无夸张。郁兄曾是鲁博馆长，兼着《鲁迅研究月刊》主编，本身也是鲁研大家，平生学问一半在鲁迅。他到中国人大任教、当院长，我的感觉是“老虎尾巴”主人的影子也跟过去了。这是感性上的原因。还有第二重原因就是更加内在的了，我以为孙郁教授的学术文体是受到了鲁迅影响的——我想说的其实是，孙郁教授的学术文体近乎鲁迅的论学文风。比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这类文章，后来几乎无人再有尝试，或许尝试而未成功。但它们既是以讲演或随笔的方式讲学论道，同时也是创新了一种现代论学文体。这种文体很难、无法概括进某一种特定的文体范畴，显然并非规范性的学术论文。著笔形诸文字后或只能称其为“讲学文章”、“讲学散文”？都很有点儿使人犯愁。原因何在？就因我们在文体观念上画地为牢、被先入之见的成规牵着鼻子走了。为什么一定要文体一律呢？文体固有一律之规，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但并非仅有一律。否则岂非返回八股文的时代。于是，就看出了鲁迅的论学之文、孙郁的论学之文的意义。在当代学者中，孙郁成就的正是论学之文的文章“得体”之义。这是我想到孙郁的最重要的原因。在关键道理上，他的这次自述说得极其分明了：“写作者找到了一种思想方式的时候，文体就随之诞生了。同样的结果是，一种文体规定了一种思想的颜色。”这一观点与中国古代有关文体与世界观、价值观关联统一的根本思想完全相符，实质一致。孙郁本人的论学之文不仅是一种文体的突出存在，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鲜明显现。在理论意义上，他为本期撰写的自述，拓展的是这个专栏的理论思考的高度和深度。私下也满足了我的一种隐隐期待。当初，我的邀稿请求是要着重探讨一下“您的学术文体特色”。结果一箭双雕，不仅我们借此探讨了孙郁的论学文体，包括他的散文创作，而且更重要的收获是，孙老师的自述既为论学文体的自家心得，也是一次学术理论的提升探讨——我以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值得重视的专业学术文章。
谈到专业性，往往意味着边界的存在。但边界不应该是创造性思维的束缚，而更像是一种挑战的刺激。孙郁的文章在学术论域上是跨域的，在文体形式上是破界的。我不是专指他的文学散文，主要是指他的学术文章。他是一个将文史、人生社会、知识情感、古今、中外都视为通衢的写作者。这使跨域和破界的写作在他又是平常作文。读孙郁之文多能领略到知识、想象和玄思的意境。放眼望去，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多了去了，但能虚怀若谷平常作文而不顾盼骄恣的作者真是不多见啊。风格即人格。平常作文而兼擅跨域、破界之文，孙郁之文能让我对他产生真诚的信任感。
他评价鲁迅等杰出作家，说：“有没有长篇巨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将母语的潜能扩大了。”文体就承担着“将母语的潜能扩大”的形式审美功能。这首先就该是文学者的本职责任吧。一想到此，我忽然觉得，这个“三栖”专栏的意义几乎就是我的使命，而不再是一项兼顾的工作。感谢孙郁教授的赐教，他借评价鲁迅、阐发文章美学的方式，在乱世局中使我幸遇有了一次醍醐灌顶的机会。30年前，我们也是因鲁迅而结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