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肮脏且坚硬”的异乡人
班宇的这篇小说并没有过于复杂的情节，主要写“我”与年轻时的朋友邱桐从青春期到青年期的故事。“我”与邱桐仿佛是两种人生态度原则的实践者：邱桐以为“活着”就“得去感受我们的罪，这样才算活着”，而我则坚持“不受”、“我也没罪”，“始终避免着自己成为一个灰溜溜的人”。然而，他们的内心都并没有因此寻找到真正的安宁。
不同于此前班宇所写的发生在东北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我”是一个“走出东北的人”，并且常年不居，同时也写到了“我”的同辈人——几乎都是生活在外地的异乡人。不止是地理空间上的无端转移，还有个体在精神上的不知所从，而这也正对应着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快速城市化下大量人口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流动的现实。小说中还就几个时间点进行了清楚的标示：“1951”“1958”“1997”“2004”“2008”，如此一来，小说中的物（如爬山虎）、人便无法再简单地作为其本身而存在了，他们最终的命运无一都被赋予了与社会政治不可分割的历史意味。自高考结束之后，“我”和邱桐就开始了离乡之旅，邱桐去了重庆（后来到上海），而“我”则在一个距沈阳六小时火车之远的城市（后来回沈阳但时常出差去上海），两人第一次在异乡的见面发生在2008年。“2008”——李陀在“界面文化”的一次专访（2018年10月6日）中也曾谈到过这个时间点，他认为“2008年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在各种日常生活实践里，消费主义实践的地位来了一个突然的跳跃，不过几年时间就成为了最主要的日常实践活动”，“2008年前和后，实际上是两种中国人”。也正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感觉到了邱桐及朋友们都已经在变化成“切合时宜”的“新人”，“我”与年轻时的朋友各自都在朝着不同的路径走去。小说中的邱桐和“我”三年没见所发生的变化，表面上看是造型的变化（淡妆、银色耳钉、一个一百三的离子烫），实际上这些消费行为也无疑正在通过时间的延续性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更新、形塑着邱桐们的思想结构和行为方式。消费社会的特征之一便是商家为了促动人们消费而不断地为人们制造新的欲望，而人们则不断地为了满足新的欲望而进行一次次的消费。至于那些和“我”一样守望“过去”的人，如打游戏认识的那一对夫妻，则通过维持和重复旧日的行为（如反复看《三国演义》《编辑部的故事》、每天都登录旧的游戏）以抵抗在消费社会、信息社会里的普遍病症——遗忘与怀疑。可无论是逆时间之流而上，还是顺时间之流而下，同样逆乡而行的“我”和邱桐都是被时间驯服的人，有着各自无法名状的恍惚与怅惘，当他们不断地通过自己的方式来逃脱命运、抵抗恐惧时，父母辈的命运却又不可避免地如期降至自己身上。
小说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有关“现在”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描述，作者对此有着这样的比喻：“事物之间仿佛隔着一层布满污渍的玻璃窗，怎么擦也擦不干净”。在现代城市中，伴随着交通、信息的发达与便利，人与人之间的见面和交流几乎唾手可得，但彼此之间却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比以前更贴近、亲密，“接收到的信息过于芜杂，瞻前顾后，生出无数的犹疑与猜测”。外在环境不断地在逼迫着敏感的心向内收缩，乍看或许就像是那朵枯亡的君子兰。所以，十几年来现实环境和技术的进化究竟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改变着人心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故事中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基本上都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物理形态的空间有如酒店房间、餐厅、窗帘紧合的出租屋、麻将室、汽车车厢等，虚拟空间则如“我”大学时痴迷的一款仙侠类的游戏空间，甚至还可以包括摄影留下的相片（邱桐与像“我”的谢灵通的合影、邱桐与“我”的自拍）。在封闭的环境中，人像是躲在寄游于时间洪流上的船舱内，任时间汹涌，也尽可以在狭小的空间内恣意想象外界时间的变化，短暂实现对时间的驯服，或通过瞬时的记录（如摄影）来制造记忆。可另一方面，这些封闭的空间也恰与如今被互联网分割的碎片化时间同质，内在的质量可能并没有伴随时间的流淌而增加，更多不过是一种无意义的“堆砌”。且人一旦走出封闭的空间，萦绕在人与人之间的空气依旧污浊不净，感知周围的神经也逐渐被麻痹。这最明显地体现在邱桐身上，“背弃”自己的方言（教服务员说重庆话）、认不得几株植物、记性越来越差......而“我”从会观察花坛蚂蚁的高中时期、到大学期间一次无法抑制的痛哭，再到现在“毫无知觉”的青年期，也不过十几年。只是，与“邱桐们”以遗忘为向导不同的是，“我”依靠着记忆，在现代城市的游动中“更肮脏也更坚硬”地与孤独作伴，自我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