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细权：《有底线的人》的空间焦虑
荒湖的《有底线的人》是围绕房子而展开的故事，采用两条主线、时空交错，写周大应、周正海父子与房子的纠葛。在具体叙事上，没有单纯为了写房子而写房子。房子只是一个指代、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房子与家族兴替、村庄变迁、地域文化、时代发展密切相连，与道德底线、个性表达、品格操守、精神追求融为一体。小说以周正海决定回乡下改造老屋起笔，以在祖籍云台山周由湾建房圆梦落笔。虽然期间周正海的造房历程不够平坦，历经了两次造屋失败，但是最终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建成了三间房子。表面上看，小说结局比较圆满，但过程比较曲折，情节起伏与环境变化紧紧相扣，折射出作家深深的空间焦虑。
笔者认为，空间焦虑就是文学文本在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心理空间等地理空间的构建上呈现出紧张、不够和谐的矛盾，凸显作家内心深处的焦灼忧虑。我们知道，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里面。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人都是地理空间里面居于重要地位的要素。地理空间有实有虚。文学地理空间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它分为政治空间、宗教空间、世俗空间，现实空间、历史空间、虚拟空间，城市空间、乡村空间、海洋空间等。这些空间并不是孤立割裂，而是杂糅一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就《有底线的人》而言，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心理空间的营造颇有特色，令人印象深刻。
一、现实空间的逼迫
现实空间是指作家以一种实诚的眼光如实描写自然地理形态，让读者形成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由于受长期农耕生活影响，使我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极富天道人伦色彩。安土重居是其重要特点之一。房屋不仅仅是为了住人，而要按照家的结构来布局，承担了婚姻、财产分配、权利继承、家庭义务、社会地位等职能。
不管是勤扒苦做的农民周大应，还是身为县官的周正海，造房子不仅仅是为了住人，而且寄托着生活幸福、人生希望和生命安全感等居住功能之外的情感。从房屋选址开始，就要慎重安排、认真挑选。从周正海执意回乡下改造老屋，即“父亲第一次建造的三间瓦房”，就可以看出周大应当初建房在选址上的用心：老房子“坐落在村子的后首”“坐东朝西”“只要推开南边的后窗，我就能瞧见完整的后背山，看见自己想看的各种风物”。
周大应第一次造屋时，虽说由于居住条件所限，造房的初衷是现实所逼不得不而为之。居住的房子“面积不过二十来平方，里面放着一张床或者两张床。”“一定是个拥挤不堪的环境，恐怕连放出的屁都转不出臭气来”“一到冬天，偏厦四处漏风，风从不同方向吹进来，吹进灶里的火膛，发出呼呼的响声。”“我的母亲……也一定为房屋狭小愁坏了身子。”“要做新房子”“结束这种灰暗不堪的日子。”应该来说，周大应造屋条件还不成熟，格外艰难。“从准备到竣工，差不多耗去了一年时间。”他凭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从砍树做梁、挑石头砌屋基到打制泥坯砖、挑砖都亲自动手，他一手一脚独自建造了三间瓦房，“不仅缓解了一家四口的居住环境，与周围那些老房子比起来，也显得格外阔气”。新造的房子不仅缓解了居住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精神上的成就。周大应“是周家湾最年轻的造屋者”，是“周家湾当之无愧的年度风云人物。”更令周大应引以为自豪的是造屋之后，“连续生养了五个儿子，这种密度，在周家湾是少见的。”
比起周大应第一次造房，周正海回乡下改造老屋的动机相对来说更加纯粹，是现实所逼，没办法，不得不而为之。当时，他是新国县县长，在东楚市有一套99平米的房改房，卖掉后换成一套一楼有一间车库的160平米的四室两厅集资房。对于一家三口来说，160平米的房屋足够了，但妻子张虹不满足，还准备在宏江人家买一套复式楼。作为一个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的官员，乡下老屋对于周正海来说，居住功能退居其次，更多体现的是精神方面的价值。老屋再不整修“要垮了”，这只是修房的借口。修房的真实原因是：“我回老家造屋，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江子哥”“我每次回去，哪怕面对面走过，他都爱理不理，像见了陌生人。”江子哥只是周正海族房的一位农民，按理来说周正海没必要在乎他的看法，江子哥对周正海的“轻视”让他倍感失落，但这还是表面的原因。特别是看到“满湾子人都在造屋，我坐不住了”，我要“赶紧回老家造屋，不能让村里人小瞧了。”“不能让村里人小瞧了”，道出了造房原由的核心。俗话说，人为一张脸。“我回来修房子，往小处说是老屋维修，往大处说，是文物修缮。”周正海兄弟三个，因大哥、弟弟家庭经济拮据，没办法建造新房，只有他有经济实力能够撑起家庭的门面。造房子被周正海赋予了诸如满足虚荣心、维护自尊心等内容，正如他的自述：“我回乡下老家改造老屋，真的只是因为房子要垮了吗？真的只是为了回到老家有个像样的地方落脚吗？显然不只是。我虽然不是个张扬的人，但我也有自己的虚荣心和自尊心，我忍受不了江子哥那种眼光，我周正海好歹也是一县之长，我虽然是个清官，但造房子的那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二、想象空间的阻遏
想象空间是作家在描写现实地理意象的时候，加以审美的取舍、补充、想象、虚构，是基于以往空间经验而形成突破时空束缚的超越性乃至幻想性的空间图景。就与现实地理的关系而言，想象空间大致有基于现实地理与超越现实地理两种。对周正海父子造房的叙述、描写，大体兼顾两者。他们要把造房的计划变为现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造房子毕竟还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牵扯到太多的利益纠缠。
姑且不说周大应为了造房在准备建筑材料上的自力更生、独立特行，也不说周正海在维修改造老屋上的谨小慎微、别出心机，单就由此衍生的人情世故就大大超出了最初的想象。自从建了三间大瓦房后，周大应家由贫农调整为中农。生产队长周细水等人老是故意找茬整他，“明明知道母亲即将临盆，还安排父亲（长时间）外出劳动”；以砍树未经批准为由，被连续批斗三天三夜。周正海的旧房改造也不顺利：为了一条排水沟，细水叔干涉、躺进水沟阻止施工；大年哥拿亡灵说事，不愿意出售原先已答应的厢房地基；房子好不容易恢复施工后，公路部门前来阻止，因高速公路穿村而过要求停止施工；房子建好后，却被江子哥举报，纪委约谈、挨处分；即使到省交通厅上访，也无济于事，刚修缮的老房子还是被拆除。因造房子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既是对现实空间的描摹，更是对以东楚市、新国县、周家湾为地理标识的现实空间的艺术化虚构。
相比周大应父子第一次造房子的遭遇，他们第二次造房的过程、结局显得更为沉重。不管历经多大的困难挫折，周大应父子第一次造房都还建成了，但第二次造房均半途夭折，甚至周大应至死都没看见房子竣工。为了造房，周大应省吃俭用，卖小鸡、卖竹器，不仅对自己“抠门”到“宁可去喝人家剩下的酱油汤，也舍不得买一碗粥吃”，而且对周正海也是如此，舍不得给他买一双雨鞋。“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双雨鞋。这不算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即使在那个年代，做家长的稍微克服一下，是可以解决的。我的父亲却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满足我的这个愿望。”以至于他“从小落下了严重的伤寒，脾胃极其虚弱，总是难以根治。”这也导致了周正海从小对父亲的误解和记恨，一直到多年后他父亲在镇政府门口给他五元钱买雨鞋，他才真正明白父亲的苦楚。
为完成周大应的遗愿，继续建造未完工的房子，周正海大姐、母亲的性命也搭上了。周大应临死前“一双眼睛瞪得大大的，死盯着那堵半米高的墙面。”“他的眼睛里是那种向天发问的神色，他到底想发问什么呢？是他苦难的命运，还是他这一生所遭遇的世道人心？”这是作者的灵魂拷问，房子成为一个载体、一个隐喻。
在小说结构编排上，与周大应的第二次造房对应的是周正海在王家湾的造房。严格来说，王家湾不是周正海的家乡，但王家湾的造房地理环境与周家湾的房屋环境相似。“周家湾是块风水宝地，靠山面水，四通八达”。周家湾维修改造的房子窗户对着后背山，推开窗户就看到父母的坟墓，伸手就能抓到合欢树的花叶。王家湾坐北朝南，靠山面湖，是典型的风水宝地；造房的地基前头是一块菜地，后面就是坟山，左边是一条高约五米的小岭，右边是一条水沟。如果说周家湾的房子被拆，对周正海是情感打击的话，那即将建造的王家湾房子是为了完成未了的心愿，是治疗精神上的创伤，是一种情感的转移，是精神还乡的寄托。“青山处处有，何必是故乡。”“城市是养命的地方，家乡才是养心的地方。”没想到，王明医生、王清副镇长的功利算计，导致“不缺钱，也不缺关系，自己还当着官，前后两次造屋都失败了”。
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产品——它的观念流通过程，委实也是一种社会的指意过程。”围绕建造房子，形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之网，交织着空间经验、记忆与想象等内容。这些地理空间既来自于现实经验，又包含了作者的虚构想象；既是实体的地理空间，又是非实体地理空间，是记忆地理空间与当下地理空间、实体地理空间与想象地理空间、物态地理空间与精神地理空间、共性地理空间与个性地理空间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绘就一幅“心灵地图”，记录着作者在地理空间描述过程中印衬的主观想象。这个主观想象是一种理想，是一处精神的故乡，可望而不可及。周正海的两次造房挫折，对他无疑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让他的精神故乡再次漂泊无依。
三、心理空间的逃避
心理空间是指文学作品存在的、与作家的心理密切相关的自然山水空间，虽然是想象性的，但表现为作家情感与心理的一种直接映射，是一种情感化的空间。现实空间、想象空间的接连遇挫，必然影响到心理空间。《有底线的人》心理空间的逃避侧重于两个维度：一是仕途上的退隐，二是情感上的皈依。
周正海在新国县干过六年县长，没有按惯例由县长转为书记，换届时被安排到市政协文史委，个中原因较为复杂，既有不与那些“官油子”同流合污的因素，还有自身“直性人”“对着干”、不会“平衡”等原因。从他的几次职务安排上看，组织对他还是不薄的。他从县长转岗市政协文史委主任，虽然岗位级别一样、重要性不一样，但调整岗位前他的行为也给了组织调整的理由。他在“举报信满天飞”、自家房屋位于拆迁范围的情况下，到省交通厅找吴厅长上访，想凭借一己之力修改高速公路改道换线，的确有“假公济私”的嫌疑。新市委书记周明上任后，对他爱惜有加，将之调到文物局担任局长兼任党组书记。可惜不久周明离开东楚去了省城，周明离开东楚前和周正海的告别语重心长、切中要害：“对于市委市政府交待的任务，你既要努力去办，同时也要执行好党的政策，如何平衡，就靠你自己了”。由于和市长章为胜政见不同，为保护楚国界碑不惜顶撞，周正海甚至申请主动辞职。新来的市委书记吴兴华对他的辞呈，不仅没有严肃批评他的意气用事，反而好言相劝，“建议保留公职，去农村或者工厂待上一年半载，顺便开展一些社会调查活动。”应该来说，组织对周正海还是不错的。那他为什么不领组织的情，甚至在遇到一点困难、挫折的时候反应那么强烈呢？
梅林认为文学文本空间具有主观性、自足性、复合性、非均衡性、开放性等特点。周正海当了县长后，“竟然被两块石头绊住了，一块是新国县的烈士纪念碑，另一块就是东楚市的楚国界碑。为了守住这两块石头，我跟这个斗，跟那个斗，明明是鸡蛋碰石头，却还要硬着头皮往上撞，结果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没有退路。”表面上，周正海的仕途卡在两块石头上，其实这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出生在贫寒农家，从小自卑、敏感、缺乏安全感。“童年梦想是睡在卧房里”，有过漫长的不固定对象的借宿生涯，连买一双雨鞋的愿望也迟迟得不到满足，种种经历使他以为“我的出生可能是一个错误”。这两块石头只是一个地理意象指代，暗含着周正海对东楚市政治生态环境的不适应，对自身安全感缺乏的焦虑。当外界环境包括政治生态环境与他的理想状态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缺乏灵活有效的应对手段，以刚烈、倔强、甚至有点自残的方式予以对抗。这种对抗方式从开始就意味着结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来的市委书记吴兴华给修复东楚市政治生态带来希望，也给周正海仕途带来希望的时候，周正海却选择了退缩，到云台山去寻找精神的寄托。
其实，在周正海三次造房的特殊选址，也可以看出他在仕途上焦虑。不管是哪次造房的选址，都靠近坟山。坟山是先人的住地，是人生的归宿之地。一个人不管生前荣耀或平庸，甚至落魄，最终都要归于一方黄土。周正海没有当县长前仕途顺畅，“几年一个台阶，基本上都赶上了，没怎么耽搁”，也缺乏必要的挫折锻炼。当现实发生变化，他未如愿顺利转为县委书记后，他的内心就产生了波动，缺乏必要的政治定力，对外界采取激烈的方式予以反抗，以至于最终“头破血流”，在先人的周由之地寻求精神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陆小玉这个着墨不多的女子。她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是周正海内心隐秘情感转移、依托的载体。她和周正海有共同语言，价值取向相近，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上一致。但周正海对陆小玉始终若即若离，面对陆小玉的主动相许，他没有突破底线，一直停留在精神层面。小说结尾写周正海在周由建房后，梦到了自己从母腹诞生出来，母亲把他抱起来递给父亲……陆小玉小心搂着他老朽的身体。作家通过梦境，让一个又一个人物登场，构建一个飘忽不定、不可捉摸、碎片化的异质空间，让读者在整体上产生一种游离于现实的人世沧桑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