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黑小论：不断“撕掉标签”的写作者
当下文学书写进入一个热衷于贴标签的时代，无论是作家的写作，还是批评家的批评和阐释，都乐于此。标签是一种写作者身份强化的手段，一种文本辨识度提高的方法，一种写作行为固化的表征。标签能够将作家迅速圈子化、类型化、理论化，为理论批评提供一定的便利。标签最大的魔力在于，几个同样的关键词，往往就可以给同一类型的不同作品用上，并生发出评论文章来。久而久之，写作者也形成一种固定思维，也可以说是“理论化思维”，就是对标理论批评进行创作，将自己的写作往各种标签和关键词上去贴、去靠。特别是青年作家们，本着尽快融入文学这个大家庭的美好初衷，也为了让自己的写作更容易获得关注，更加乐于寻找各种标签。如果循着这样的一种思路，王占黑就可以给自己贴上多个标签：豆瓣作家、青年作家、女性作家、上海作家、第一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获得者……然而有意思的是，王占黑并未将自己圈进这些标签，而是不断“撕掉”它们，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标签化和类型化的作家。正是这种去标签化的意识，让王占黑的写作呈现出“去标签”“反模仿”“无主义”的特质，这些特质都让她从一般的青年写作中脱颖而出，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江湖”。王占黑的小说风格具有一定的恒定性，同时也不断在探索差异化，尝试着突破。《街道江湖》《空响炮》《小花旦》三部小说集的延续性和细微的变化对此有很好的体现，作者自己也逐步从街道社区走向都市，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正如王占黑一直坚信的那样，写作者只有“泛开去”，才能迎来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
一
“去标签”
“标签化”是当下作家群体获得身份认同、寻找归属感、获得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青睐的重要手段，但另一方面，“标签化”也有约束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困住作家的手脚。而这种去标签化的行为，可以理解为王占黑对外界干扰的一种自我疏离和回避，去标签或许不是王占黑有意为之而只是无意识的结果，但确实收到了奇好的效果。王占黑的小有名气是源于在豆瓣时期的写作，她在豆瓣上发布的《占黑故事集》有不少的阅读、评论、转发和赞赏。而真正暴得大名，则是因为2018年的第一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当时她力压阿乙、张悦然等众多作家而摘得首奖，而这一年，王占黑才27岁。因为种种原因，这次获奖也引起不小争议，但无论是斩获大奖还是大奖本身的争议，都没有过多影响她自己的文学创作。
作为90后的青年作家，她有着这一代人的典型特征，高等教育背景，文学科班出身，从豆瓣文学这样的新媒体开始走上文学之路，在豆瓣、知乎、百度贴吧这些年轻人活动较多的社交平台上，有着关于她的各种评价讨论。王占黑在作品中也关注青年人的生存世界，不过，她的代际特征并不鲜明，不去着力表达那些青年作家们所迷恋的主题，也早早褪去了青年写作的稚嫩。比如首部小说集《空响炮》就把目光从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投向了老一辈人身上。集子中收录的短篇书写的都是一群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故事的场景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里成了一片衰败的破旧住宅区，住在其中的，都是些老人和穷人。每篇小说都有一两个主要人物，所有人物一起构成了这个老小区的生活图景。这种书写主题的代际差异，已经被很多热心读者关注到了，正是这种错位，让她的书写显得更具个性化。当然，王占黑也关注同龄人的生活世界，《小花旦》这部小说集中就出现了很多的年轻人。但是不同于很多作品聚焦于青年世界时的浮夸和偏执，她依旧关注着青年人最贴近现实的一面，关注他们的工作、收入、情感、健康和精神状况，可以说，王占黑的写作一直在贴地飞行。
作为女性作家，王占黑也关注女性，但并未在作品中体现出明显的性别意识，女性命运是放置在她整个对人的命运关注的框架之中的。比如《阿明的故事》，小说中阿明是个住在上海老社区的老太太，她特别爱收废品。她本来有退休工资，并不贫穷，但就是有收废品的爱好。到后来成为了一种习惯，即便赚不到什么钱，她也还会去做。可收废品的背后，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和苍凉，孩子们不和她一起住，她也不知道该如何给下一代帮上忙。正是通过这种老年世界的孤独书写，王占黑描写了一种人的整体生存状态。
作为上海作家，王占黑也书写上海，但是明显区别于张爱玲、王安忆、金宇澄那样的富有历史底蕴和小资情怀的海派风情的书写，她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那种都市的风情；也不同于唐颖、任晓雯、滕肖澜那样的以女性为中心展开的上海生活描摹。总的来看，王占黑的上海书写“温情”多于“风情”。王占黑并没有将前卫、优雅、高贵、娱乐、小资认定为都市的标志，反而聚焦于退休的工人、破败的街道、面临拆迁的小区、弄堂口即将被清理掉的早点铺。王占黑写出了这些被忽视的地区及人群其内在的活力与丰富性。大都市里的底层写作，少了风情，多了温情。王占黑小说的独特味道，还离不开它的方言写作。在小说中，很多特色鲜明的吴语，包括人物的外号、对话等。她的作品就是这样带方言味的市井风情小说，但是，远没有达到《繁花》那种非上海读者会产生接受障碍的地步。“方言是编织市井故事的经纬，市井故事化为日常的肌理，日常绵延成历史。所以，王占黑的市井故事从来就不仅仅是人情冷暖的世情描摹。”（《钟山》文学之星颁奖词）王占黑更多的是书写了掩盖在都市繁华之下上海并不常为人知的一面，这是无数个普通个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冷暖构成的世界，家长里短和普通人物构成了生活化叙事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精髓。这样的故事不仅仅只会发生在上海，挪一个地方依然如此，王占黑是以人为中心的书写，而不单单是地方。
二
“反模仿”
去标签的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反模仿”的写作。反模仿有多重含义，最典型的有两种，一层含义是对他人创作的模仿，这个意义上的反模仿也就是反套路化的写作，王占黑去标签化的写作其实已经有反套路化的意味，去标签化就很难用既定的文学框架去表述王占黑的书写。“反模仿”的另一层含义是反对对现实生活的过度模仿。一阵时期以来，有很多作品对生活的直接模仿，达到镜子式的复刻，而实际上作家们只能秉持具有“生活性”的现实主义，而无法真正地复刻现实。过分的现实模仿和现实主义的依赖，也催生了对这样一种写作模式的反动。近年来国外流行的非自然叙事就是这样一种风潮，旨在打破那种对生活的直接模仿。王占黑虽然并不明确标榜自己就是反模仿的书写，却也在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陷入对生活的简单模仿。
反模仿不意味着正常生活从文学世界的剥离，或许是因为处于媒介时代，文学创作普遍具有了新闻意识，寻找着一些“爆炸”点，猎奇书写常态化，正常的生活事件不再有进入文学的必要。王占黑也会复刻生活，却是为这些不具猎奇价值的东西所书写。王占黑对社会议题普遍关注，具有记者一样的眼界。可以看看王占黑的写作中关注的点有哪些，包括老龄化社会、疫情下人类的生存状态、实体商超的生存现状、房屋租赁市场，等等，都是现代人不得不面临的生存问题。王占黑笔下关注的人从保安、生病的老人，到小区摆摊的乡下人、下岗工人、空巢老人等等，为老社区里的这些人刻画了一幅幅“平民英雄图谱”。
不过，反模仿并不是简单将生活置身写作之外，而是从日常生活琐屑的事件中提炼出属于文学存在的哲理来。日常书写也会在平面化的现实描写中进行深度的思考，如《空响炮》中就有现代化进程深度思考的书写，但是切入点就是描写一种逝去的老旧小区的生活方式，因赶不上现代城市发展的脚步，慢慢被遗忘、被淘汰，生活复刻的背后，是一种时代的感伤和忧郁。诚如徐晨亮所言，在王占黑投向笔下“街道英雄”们的目光里，不只有对于消逝或终将消逝之人、情、事、物的伤感怀旧，更多的是“重新发现”带来的兴致勃勃。王占黑的书写，重新发现了那衰败小区里的烟火气息，发现了那些极易被忽视的群体，也发现了一种生存的勇气和信念。《小花旦》收录的小说思考的东西就更加多元而深刻了。《去大润发》描述的是女教师的奇幻一夜，是一篇有关内心世界的叙事，有对逝去生活追忆和自我的找寻，甚至还穿插了对“9·11”的回忆，个人叙述与宏大记忆交织在一起。《潮间带》则以对父辈情感的描摹，来书写代际的差异。王占黑是善于从小处入手的小说家，落笔于一个“小”字，主题小、事件小，人物普通，与那种大历史、大地方、大人物的书写有明显的区别。同时，王占黑还从小人物、小地方的描摹切入那些时代的大命题中去，超越了对现实的简单模仿。
三
“无主义”
说到底，去标签和反模仿都有明确的指向性，就是既有的写作程式和框架。“主义”其实也指向的是“写作的传统”和“影响的焦虑”这些写作程式和框架。各种思潮与主义是学院派作家们接触最多的东西，科班出身的青年作家表现尤为突出。迷恋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流派，进而效仿，这是很多青年作家文学起步的必经阶段。“无主义”主要是说王占黑身上没有上述那种明显的“文学工匠气息”，而这种气息，几乎是当下青年写作的通病。王占黑也是研究生毕业，受到了学院正规化的文学教育，熟悉各种主义，并且在文学之外也有较宽的知识面，可阅读下来，王占黑并不迷恋各种主义，也不刻意追求主义引导之下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在首届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对她有这样的评价：“90后年轻作家努力衔接和延续自契诃夫、沈从文以来的写实主义传统，朴实、自然，方言入文，依靠细节推进小说，写城市平民的现状，但不哀其不幸，也不怒其不争。”在这里，评委将王占黑的写作和中外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接续起来，不过在她的作品中，远不止存在一种现实主义，而是能够体察到各种主义的杂糅，而这样的主义，也就成为一种“无主义”了。青年写作固有的浪漫气质必定让作品富有浪漫主义，秉持现实关注又会彰显现实主义的一面，而一贯富有探索心的创作技法又不断走向现代主义。多种主义糅合在日常生活这样的主题书写中，反而收到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小花旦》中收录的故事在各种主义层面的表现上就更进一步了。《小花旦》很难界定是一个什么主义的作品，既有现实的底色，也有浪漫的味道，更有现代派的风格。
王占黑的书写往往从小处着手，在生活的罅隙处找寻到文学的灵感，最终却并不奢求以小见大，而是“以小写小”“以小见小”。从《空响炮》到《街道英雄》再到新近出版的《小花旦》，都是如此。这并非自我矮化，而是一种自我定位的清晰，是对各种眼花缭乱的“主义”的疏离。王占黑小说中的地标一直是生养她的那片土地，在那方寸之间，总有动人的温情。
内容和形式作为小说的两面，往往是彼此呼应的，单从技术层面的文体选择来讲，三部短篇小说集的相继出版也让王占黑显得与众不同。当前毫无疑问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不少青年作家们早早的就已经出版自己的长篇作品了，而王占黑依然在自己的短篇江湖耕耘，文体的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时代，也算是一种气度。
以短篇小说为体例、以市井生活作为写作主题、以温情为底色的王占黑，在写作上逃脱了“卡夫卡的魔咒”“博尔赫斯的迷宫”“马尔克斯的魔幻”“村上春树的轻盈小资”等等青年作家熟知的“主义”和热衷的写作模版。不过，作为写作者，仅仅反套路、反模仿、反主义、反……是远远不够的。写作，最终还是需要融进整个文学传统中去，只是融进的方式需要更为巧妙。年轻的写作者能够撕掉标签，为自己瘦身，或能开拓写作的新路径，找到新方向。当然，王占黑的小说还是有一些青年写作的共性，比如很多随意拼贴搭配的语言表达、过分的议题化设置与表达等，这些并不一定都会收获文学的美感。这些年轻作家们未来的写作，视野需要放得更开，需要“泛开去”，毕竟不是每位作家都能成为福克纳，只需要写他那邮票大小的家乡约克纳帕塔法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