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职场与大众情感——滕肖澜小说读札
摘要：上海青年作家滕肖澜以书写上海的市井生活见长，又融合了新时代职场小说的特点，自成一格。她的创作承接通俗文学的故事性、日常性，接续新时期以来上海书写中的文脉资源，寻找新的生活层面和书写方式，并形成了有个人特点的新时代通俗写作方式，书写出以“家”和职场为空间的当代上海人生活的样本和哲学。
关键词：滕肖澜 心居 上海书写 通俗性
一、大城小事
上海在当代写作中呈现出各种面相，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现代化大都市，它积聚着现代中国发展变化的重要关节和视野；作为消费文化的排头城市，它包含着青年时尚、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风尚；在微观层面上作为具有较长历史的城市，市民文化的发达也赋予这个城市的人文和思维以文明先声的气息，而文化上的得风气之先，则在艺术上有前卫先锋和探索的气息。海派包容多元的特质，在上海这个具体空间中混合了不同的气息和表达方式，滕肖澜的写作诞生并受益于这个具体的文化空间，但她谨慎地选择了自己的立足点和合适的切入方式。如果上海有所谓远景、中景、近景的观看方式的话，滕肖澜基本是处在中景和近景的位置上来书写上海的，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距离，而且也是空间格局上的选择。滕肖澜的小说时间基本是同时代齐头并进的，叙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今日发生的故事。如果把人物前史和背景向前推延，属于上海的现当代历史叙事，人物活动空间则是集中在“家庭”与“单位”中。人们情感中有一部分是强烈地依恋规模大的地方，比如国家和故乡，但我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有限的直接体验。滕肖澜所书写的正是有限经验和直接体验意义上的上海，一般都是其本人具有切实认知和了解的生活层面。作家一方面熟练地描摹和交代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上海”，它的历史、布局、天际线、市井人声、气味等；另一方面则调动了所有感官和大脑积极在这个熟悉的范畴中突进生活陌生的岩层，书写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他们的行止规范，扎实地填塞着大的故事流线和本地空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在被读者阅读接受过程中有很大比重是被“市井气息”“烟火日常”等词语所占据的，滕肖澜顺势也顺心选择了这个适合自己讲述故事的位置——“我理想中的海派小说，是给上海人看的，这样便作不得假，蒙混不了。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也好，迁移来的新上海人也罢，让他们看后叫一声，‘这才是真正的上海’。空间时间都是不错的，不远不近，不老不旧，不哗众取宠夺人眼球，也不故作势态淡而化之。正如前面所说，我想写的上海，是金字塔中间的那一群人。他们的悲喜境遇，是我所感兴趣的。我并不害怕这样写会失却原有的‘上海味道’。”
滕肖澜在《美丽的日子》创作谈中说“真正的上海人的日子，航拍是不屑于拍摄的，是略过的。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上海人的不易与艰苦。上海人常被笑话成‘小家子气’、‘门槛精’——其实这都是过日子的算计与心思，也作孽兮兮。若真是居高临下，光鲜到了极点，又何需如此？上海的日子，与别处并没什么不同。如小说里所写的——‘东方明珠与金茂大厦又不能当饭吃。小老百姓过日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是一种普遍状况，生老病死，抓住看得到的利益，追求活着的意义支撑。《美丽的日子》中看起来始终对抗的本地婆婆和外地媳妇，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安身奋不顾身、用尽力气，去建筑自己的“家”和安全。《心居》中也一样，处于弱势的一方外地媳妇一家，他们的心机和盘算，小说给予了详细的展现，在巨细靡遗的表现中也是对其生存和性格合理性的理解。
滕肖澜注重的是上海这个空间里各色生活着的人物，而人物背后都有“过日子”的哲学打底。陈辉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一书中总结出村庄内“过日子”的生活哲学，它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士大夫希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小农而言，生活中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齐家”这一环节，因为 “养家糊口”并非易事。“过日子”特指农民在经营家庭生活过程中所表现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但通过滕肖澜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中国最具都市性的城市与乡村在“过日子”哲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生产方面,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在家庭生活方面,节俭、顾家，轻个人享受，重子代培养；在人生意义方面，注重现实生活和现世生活，把经营生活作为基本人生目标。“‘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义问题。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追求，人们在面对波折、苦难和各种危机时，才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滕肖澜小说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讲述核心家庭的主要形态，家庭里的生活哲学可以抽象为“过日子精神”，跟“过日子”的生活伦理一致的是，滕肖澜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也都祛除了精英主义色彩，他们的生活观和生活方法论是中国最广大群体的生活哲学。《海上明珠》中原本出身高干家庭，阴差阳错被置换到郊区农民家庭的毛慧娟，找到生身父母、新更换了工作之后，有一场她请同事吃饭的场景。小说把毛慧娟与负责的王科长彼此的隐忍、算计和心照不宣三言两语表达出来，朴素的言语和思虑中饱含着各自的悲辛和人生况味：“菜不算多，酒也一般，但气氛挺好。毛慧娟完全是新人的姿态，一个个敬酒过去，连临时工也不落下。王科长瞧在眼里，觉得这小女人还算懂事。王科长官不大，升迁也无望，但却是识人的老手。整天混迹于一帮闲人当中，鸡鸡狗狗，酱油豆腐。既要侍候好这些人，又不失自己科长的体统，关键还要人人开心，你好我好大家好。王科长因此练得EQ极高。处长电话里的语气已经相当说明问题了。这女人的后台，应该是上级的上级，或者还不止。虽然毛慧娟的劣质香水熏得王科长眼睛刺痛，一口本地音只能听懂个大概，还有别的科室过来领复印纸时，她那笔让他都不好意思看的蹩脚签名——不过没关系，王科长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要的只是‘太平’两字。便足够了。”王科长的太平心愿和毛慧娟的做小伏低与自尊分寸，体现了上海市井生活叙事的家常性与本土性。
跟上海有关的作家们喜欢在书写中讨论什么是上海，王安忆强调上海人生活中的乐子与结实，“你真要佩服上海市民生活的决心，任何变故的时日，都妨碍不了他们享受生活 ，这生活不是华屋美肴，只是一点小小的簇拥着的吃喝游乐，可也正是这些小乐子，是可嵌在变故的缝隙角落里，震也震不落，抖也抖不掉，将时日砌得很结实。”张爱玲喜欢上海人处世的艺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滕肖澜在书写上海市民生活上努力承接了这一部分，她发现这一个无限进阶的生活岩层，她们共同用比喻和细节去探索这个充满弹性的既狭小又阔大的空间，“上海这个地方，有些讲不清。宽容的时候很宽容，刻薄的时候又很刻薄。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像轮船靠岸时抛下的锚，牢牢在海底扎着；又似奶糖外的那层饴纸，看着无关紧要，可真要没了它，又觉得怪。”正是这种市民生活的艺术和日常的无限性，撑起滕肖澜文学世界的核心质地，获得一种文学品质保证的弹性与新土。退而可以作为当代市民生活的写照，进而可以获得胡适所赞誉的《海上花列传》之品质，“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的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有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味。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
二、城中之城
对于上海这个遍布文学修辞的空间，最困难的是找出新的层面，或者转移思路，切斯特顿所谓“付上无比的勇气，只不过发现了前人早已发现的事物”。滕肖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徘徊，她坚定地书写那些带着熟悉味道的“大城小事”，恰如她长篇《城中之城》所暗示的，她所阐述的是那些低一级的空间和“单位”里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她可以说放弃了在抽象和更宏观意义上对“上海”做出文学探索。《乘风》是在上海机场航代公司发生的故事，讲述了两代人的爱情，辅以“单位”的日常运行和人际关系。《城中之城》是一部书写上海陆家嘴金融行业的小说，大都会的金融中心乃名副其实的“城中之城”，书写了内城的人际差异和资源争夺。《海上明珠》写一则生活中常见的新闻故事，两个迥然不同的女孩，因百年难遇的一桩抱错事故，缠杂在了一起，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和女孩，被迫服从命运的荒诞和岁月的补偿，一个看似狗血的故事，滕肖澜硬是以细节和耐心写出了身在其中的无奈和人生的别样情趣。《心居》则进一步回到那个更具象的上海，圆台面上一家人因房子产生的日常欢愉悲辛，爱和生存的粗粝与精细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居住之所，细密而庸常的日常龃龉，剧烈的人生起伏和开阖，两代人的往事今生在碰撞中纷纭而至。
段义孚在谈到地域经验时说：“长期居住于某地使我们能够熟悉该地，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从外部审视它，或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反思它，那么它的形象就缺乏清晰性。而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部——通过游客的眼睛或者阅读指南中的介绍——知道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会缺乏真实意义。”滕肖澜作品中上海首先是内部视角的上海，在中等空间内仔细填充进上海市民生活的日常气息，让此一空间真正成为有实物和情感的“城中之城”。比如《乘风》中的机场休息室——“几个女同事在讨论休息天去哪里购物，又是化妆品又是名牌手袋，还有老公孩子男朋友之类那些琐碎的话题，叽叽喳喳像菜市场。渐渐地，男士们也加入了聊天。服务组休息室有些简陋，拿屏风隔成两间，外面休息，里面更衣。几个女人进去更衣，因为彼此熟稔，说话便肆无忌惮，‘胸罩新买的？款式不错。’‘这阵肚皮又大了，像五个月。’‘哎，帮我拉一下拉链’……外面男人们听了，往往半真半假地说上几句荤话。里里外外打成一片。”看似闲笔的叙事中，能让人看到行业内部的生活气息，是对航代公司紧张与专业生活的调剂，也是穿插在悲伤爱情、青春奋斗故事间隙的港湾，有一种扎扎实实的笑语喧哗和岁月静好，是确凿无疑的上海生活情态和风俗。
滕肖澜小说中的空间，是中等格局的空间，它们以行业小说、职场、家庭剧等类型小说的方式展开，透视行业、家庭内部的运行机制，探寻职场空间中人际关系、物质风尚和内心世界。中间段的空间所对应的是时代的密码，以横截面的方式去折射时代光彩，并且努力升腾起一种向上的力量，试图摆脱具体空间中的人心挣扎、利益资源的腾挪。《乘风》中走后门进公司一心追柳婷婷的袁轶，最后成为对工作最上心和有信仰的员工，最初的爱情追求不了了之，阴差阳错地爱上柳晶晶，他跟上司刘宇航有一个对话，他们都感到“机场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没感觉，可干久了，机场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小说中流动的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次努力爬升的感觉，职场人的爱恨情仇，最终会消弭在具体的空间内，人物在“单位”中完成成长和情感认同，正是这个成长使得小说跃出黏稠而平面的内部视角，获得了作为审视者和反思者的外部视角。滕肖澜说希望赋予小说故事性之外的更多意义，“当我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终稿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我是想刻画两代民航人。前一代人，执着奋进，在机场相对闲适保守的大环境里初心不改，为了信念矢志不渝。后一代人，正直、热情、上进，充满朝气，是机场的生力军。他们构成了一支强大的、生生不息的队伍，为了祖国民航业的崛起，努力着，奋斗着。”两代人的接力背后还隐藏着梦想的萌芽与盛放，人与环境之间互相改造与转变，其间还有一种永恒性的理想主义光彩。《城中之城》是金融题材的长篇小说，聚焦上海的金融中心，小说描写了时代变幻中的两代金融人，第一代苗彻、赵辉、苏见仁、薛致远等人在这个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而新生代的陶无忌、程家元、苗晓慧、胡悦等人刚进职场跃跃欲试，两代人在职场的相遇交叉，也是人性试验场，时代的盛阔复杂和人性一样缓缓展开。当赵辉对陶无忌说出：“我做不到的事，盼着你能替我做到。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即便再逼不得已，也不要放弃理想放弃信念。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子，高尚的人总是值得尊敬——还记得白衬衫的故事吗？”白衬衫是他们的行业精神，也是人之为人的初心，在这里终结了小说中令人冲击的现实倾轧。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最后都回归到社会正面的价值观上，她从鸡毛蒜皮到辉煌崇高之间，选取了符合一般大众情感乐于接受的职业精神作为终结点，不是上海这个抽象的空间，也不是大时代的其他截面。滕肖澜写作中习惯采取的中规中矩的情感逻辑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基本定位与表达方式，是世俗的又是真挚的，往往以通俗性与纯文学手法融合的方式去表达。
三、 文化套餐：阶层与爱情
滕肖澜的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首先取决于其作品中职场故事具有延续性，能够持续吸引读者的目光，并且能够自如地唤起大众情感的共鸣，具有一定的社会通俗性。通俗小说是随着大众传媒的指数式激增而出现的“一种标准的文化套餐，可以说是为快速增长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城市人口量身定制的。”放在今日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把滕肖澜的长篇写作看做宽泛意义上的职场小说，是为城市中产阶级生活量身定制的“故事”——他们在现代公司制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目睹经验的一切，在此类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熟悉感，故事设置上一般会截取职场小说的奋斗和征战的一面，而小说中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生活习惯格调则区分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和背景，同时又加入了性别视角、爱情婚恋元素。在单位空间之外“家”的空间中，兄弟手足之间的帮扶与攀比，填充进家庭内部的安宁与生活的纠纷。其次，滕肖澜作品注重故事架构，也就是创造一个核心故事。比如写于2015年的《又见雷雨》，作者刻意让我们不断对照曹禺的经典话剧，借话剧《雷雨》打开“虫洞”，在两个时代的交叉中挥洒那些无处倾泻的隐秘情愫。“雷雨”蓄势将至的这一天里，几番人物争战，几桩陈年旧事，都在舞台前后紧锣密鼓地开张。故事和人物都错综复杂，每一组人物几乎都是三三组合，仿佛在映照三生万物的古语。郑苹、张一伟的父亲都死于周游父亲的车下，三个人的人生由此产生爱恨的交集；郑母的三个男人是周父、骆以达和已故的郑父；周父的三个女人，则分别是三位年轻人的母亲，在三三组合中世界以复杂的面孔沉降展开。《海上明珠》是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抱错孩子，从而被迫开展彼此的交集和融合。《心居》围绕房子，把一个大家庭聚拢在一起，新旧故事桩桩件件都与房子脱不了干系。
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涉及爱情婚姻故事。如果我们把爱情看做一个装置和符码，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叙事已经为之注入了各种不同的修辞与意象，它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跑马地，经历了爱情与革命，爱情与性资源分配、爱情与民族、爱情与自由、爱情与消费主义、殖民主义等的置换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在上海书写或者市民爱情故事中，最常见的符码置换方式即是对爱情、婚姻中物质的考量。《心居》中安徽姑娘冯晓琴嫁给上海的顾磊，她并没有沉浸在爱情的粉红泡泡中，而是迅速做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判断，“二十岁不到便来了上海，寻找机会。各种各样的机会。未必都能抓得住，但至少试过了，便不懊恼。顾磊也是她的机会之一。最靠谱的机会。和买房子一样保险。虽说保险的男人错过了保险的买房机会，多少也是种懊恼，但好在眼下并不是没房子住。……该争取的时候争取，该知足的时候知足，日子才过得下去。”顾清俞是上海市民家庭中走出来的精英，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足的经济，她对冯晓琴与弟弟的结合和感情有一些反感，之所以会徘徊在暴发户追求者展翔和偶遇的难以忘怀的旧情人施源之间，内心的浪漫主义残念不允许她直接地妥协，而周遭的环境和生存又让她无法随心自由选择。与冯晓琴的坚定与行动相比，顾清俞是犹豫而耽延的女人，但经过反复的思虑和试错之后，她还是中断了浪漫主义的爱情旧事，离开了初恋情人和心灵的“底”，狼狈不堪的旧爱成为一次隐秘的冒险，却无法走进真正的婚姻。
除了爱情的符码，滕肖澜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阶层差异，差异带来人物的区分和冲突，甚至是奋斗的隐秘动力。《乘风》中学霸才子温世远与靠叔叔荫蔽的袁轶，在职场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温世远到袁轶叔叔家吃饭，袁家不算十分豪华，但在他眼里，跟皇宫差不多了，“阶层”这种字眼，若不是温世远提，袁轶才不会去想，“但无论想或是不想，它就是那样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海上明珠》更是直接以两个不同阶层家庭抱错孩子作为故事线索，二十七年后发现真相，两个女孩被迫走进彼此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两种人生的强烈对比，毛慧娟的粗俗与罗晓培的精致已经深入骨髓，她诚惶诚恐地面对差异，阶层视角给作品注入了纵深度，使得故事获得较强的弹性，一方面可以在原来的层面上继续讲述活色生香的日常故事，另一方面又能荡开时代的气息，增加故事的丰富性和冲突，在作者驾轻就熟的人性演练场上，增加了地域、社会、经济的视角。
朱自清说：“小说的‘百读不厌’，主要的是靠了故事或者情节。人们在儿童时代就爱听故事，尤其爱奇怪的故事。成人也还是爱故事，不过那情节得复杂些。这些故事大概总是神仙、武侠、才子、佳人，经过种种悲欢离合，而以大团圆终场。悲欢离合总得不同寻常，那大团圆才足奇。小说本来起于民间，起于农民和小市民之间。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小市民是受着重重压迫的，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却有做白日梦的自由。他们寄托他们的希望于超现实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侠，以及望之若仙的上层社会的才子佳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了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不能实现的奇迹，可是能够给他们安慰、趣味和快感。他们要大团圆，正因为他们一辈子是难得大团圆的，奇情也是常情啊。”滕肖澜的作品除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中正之外，也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团圆”。《海上明珠》的结尾，两个女孩两个家庭彼此走近，市区有权有钱的家庭父母退休，被邀请到郊区散心，感受到乡下的自由与田园之美，彼此叙说人生往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两个女孩身上顽强的阶层差异、生活习惯，在各自的历练与爱情中，逐渐拉平和解。《心居》里面兄妹三人，在房子问题上生出嫌隙，终又和解。顾清俞告别尴尬的初恋情结，冯晓琴开启自尊自立的人生，在岁月的打磨下彼此更能深刻地理解各自的处境与选择。
滕肖澜的小说在年轻一代作家中是特殊又自足的，她的作品绝少撒播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的种子，也很少与作为当代作家阅读谱系的经典作家的路径交叉。幸运的是作家寻找到了适合自己讲故事的空间、类型和书写进阶的方式，詹姆斯伍德评价格林时说，他不要执行任何目的，而创造出一种随和的、与众不同的艺术。“格林只有他的波澜不惊、感情恬淡、旋律轻柔的英国人。诚然，他把他们服侍得很周到。”相比当下写作中存在的大而无当的问题，保持一种尺寸恰当的格局，周到、随和的风格，不失一种进退得当自尊的姿态，假以时日，它应该也会缓慢地溢出烂熟的领地，稳健地寻求新的截面。
上海在当代写作中呈现出各种面相，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现代化大都市，它积聚着现代中国发展变化的重要关节和视野；作为消费文化的排头城市，它包含着青年时尚、物质主义和实利主义的风尚；在微观层面上作为具有较长历史的城市，市民文化的发达也赋予这个城市的人文和思维以文明先声的气息，而文化上的得风气之先，则在艺术上有前卫先锋和探索的气息。海派包容多元的特质，在上海这个具体空间中混合了不同的气息和表达方式，滕肖澜的写作诞生并受益于这个具体的文化空间，但她谨慎地选择了自己的立足点和合适的切入方式。如果上海有所谓远景、中景、近景的观看方式的话，滕肖澜基本是处在中景和近景的位置上来书写上海的，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距离，而且也是空间格局上的选择。滕肖澜的小说时间基本是同时代齐头并进的，叙述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今日发生的故事。如果把人物前史和背景向前推延，属于上海的现当代历史叙事，人物活动空间则是集中在“家庭”与“单位”中。人们情感中有一部分是强烈地依恋规模大的地方，比如国家和故乡，但我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有限的直接体验。滕肖澜所书写的正是有限经验和直接体验意义上的上海，一般都是其本人具有切实认知和了解的生活层面。作家一方面熟练地描摹和交代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上海”，它的历史、布局、天际线、市井人声、气味等；另一方面则调动了所有感官和大脑积极在这个熟悉的范畴中突进生活陌生的岩层，书写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他们的行止规范，扎实地填塞着大的故事流线和本地空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在被读者阅读接受过程中有很大比重是被“市井气息”“烟火日常”等词语所占据的，滕肖澜顺势也顺心选择了这个适合自己讲述故事的位置——“我理想中的海派小说，是给上海人看的，这样便作不得假，蒙混不了。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也好，迁移来的新上海人也罢，让他们看后叫一声，‘这才是真正的上海’。空间时间都是不错的，不远不近，不老不旧，不哗众取宠夺人眼球，也不故作势态淡而化之。正如前面所说，我想写的上海，是金字塔中间的那一群人。他们的悲喜境遇，是我所感兴趣的。我并不害怕这样写会失却原有的‘上海味道’。”
滕肖澜在《美丽的日子》创作谈中说“真正的上海人的日子，航拍是不屑于拍摄的，是略过的。只有身在其中，才能体会到上海人的不易与艰苦。上海人常被笑话成‘小家子气’、‘门槛精’——其实这都是过日子的算计与心思，也作孽兮兮。若真是居高临下，光鲜到了极点，又何需如此？上海的日子，与别处并没什么不同。如小说里所写的——‘东方明珠与金茂大厦又不能当饭吃。小老百姓过日子，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差不多”是一种普遍状况，生老病死，抓住看得到的利益，追求活着的意义支撑。《美丽的日子》中看起来始终对抗的本地婆婆和外地媳妇，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安身奋不顾身、用尽力气，去建筑自己的“家”和安全。《心居》中也一样，处于弱势的一方外地媳妇一家，他们的心机和盘算，小说给予了详细的展现，在巨细靡遗的表现中也是对其生存和性格合理性的理解。
滕肖澜注重的是上海这个空间里各色生活着的人物，而人物背后都有“过日子”的哲学打底。陈辉在《过日子：农民的生活伦理》一书中总结出村庄内“过日子”的生活哲学，它代表了一种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传统小农家庭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生活单位。士大夫希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方面统一起来，对于小农而言，生活中绝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齐家”这一环节，因为 “养家糊口”并非易事。“过日子”特指农民在经营家庭生活过程中所表现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但通过滕肖澜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中国最具都市性的城市与乡村在“过日子”哲学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在生产方面,不计成本地投入劳动,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在家庭生活方面,节俭、顾家，轻个人享受，重子代培养；在人生意义方面，注重现实生活和现世生活，把经营生活作为基本人生目标。“‘过日子’不仅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必须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如何让有死的一生具有价值，这是任何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意义问题。进而言之，正是因为有了超越性追求，人们在面对波折、苦难和各种危机时，才会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滕肖澜小说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讲述核心家庭的主要形态，家庭里的生活哲学可以抽象为“过日子精神”，跟“过日子”的生活伦理一致的是，滕肖澜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也都祛除了精英主义色彩，他们的生活观和生活方法论是中国最广大群体的生活哲学。《海上明珠》中原本出身高干家庭，阴差阳错被置换到郊区农民家庭的毛慧娟，找到生身父母、新更换了工作之后，有一场她请同事吃饭的场景。小说把毛慧娟与负责的王科长彼此的隐忍、算计和心照不宣三言两语表达出来，朴素的言语和思虑中饱含着各自的悲辛和人生况味：“菜不算多，酒也一般，但气氛挺好。毛慧娟完全是新人的姿态，一个个敬酒过去，连临时工也不落下。王科长瞧在眼里，觉得这小女人还算懂事。王科长官不大，升迁也无望，但却是识人的老手。整天混迹于一帮闲人当中，鸡鸡狗狗，酱油豆腐。既要侍候好这些人，又不失自己科长的体统，关键还要人人开心，你好我好大家好。王科长因此练得EQ极高。处长电话里的语气已经相当说明问题了。这女人的后台，应该是上级的上级，或者还不止。虽然毛慧娟的劣质香水熏得王科长眼睛刺痛，一口本地音只能听懂个大概，还有别的科室过来领复印纸时，她那笔让他都不好意思看的蹩脚签名——不过没关系，王科长完全不在乎。对他来说，要的只是‘太平’两字。便足够了。”王科长的太平心愿和毛慧娟的做小伏低与自尊分寸，体现了上海市井生活叙事的家常性与本土性。
跟上海有关的作家们喜欢在书写中讨论什么是上海，王安忆强调上海人生活中的乐子与结实，“你真要佩服上海市民生活的决心，任何变故的时日，都妨碍不了他们享受生活 ，这生活不是华屋美肴，只是一点小小的簇拥着的吃喝游乐，可也正是这些小乐子，是可嵌在变故的缝隙角落里，震也震不落，抖也抖不掉，将时日砌得很结实。”张爱玲喜欢上海人处世的艺术，“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滕肖澜在书写上海市民生活上努力承接了这一部分，她发现这一个无限进阶的生活岩层，她们共同用比喻和细节去探索这个充满弹性的既狭小又阔大的空间，“上海这个地方，有些讲不清。宽容的时候很宽容，刻薄的时候又很刻薄。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像轮船靠岸时抛下的锚，牢牢在海底扎着；又似奶糖外的那层饴纸，看着无关紧要，可真要没了它，又觉得怪。”正是这种市民生活的艺术和日常的无限性，撑起滕肖澜文学世界的核心质地，获得一种文学品质保证的弹性与新土。退而可以作为当代市民生活的写照，进而可以获得胡适所赞誉的《海上花列传》之品质，“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的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有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味。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
二、城中之城
对于上海这个遍布文学修辞的空间，最困难的是找出新的层面，或者转移思路，切斯特顿所谓“付上无比的勇气，只不过发现了前人早已发现的事物”。滕肖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徘徊，她坚定地书写那些带着熟悉味道的“大城小事”，恰如她长篇《城中之城》所暗示的，她所阐述的是那些低一级的空间和“单位”里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她可以说放弃了在抽象和更宏观意义上对“上海”做出文学探索。《乘风》是在上海机场航代公司发生的故事，讲述了两代人的爱情，辅以“单位”的日常运行和人际关系。《城中之城》是一部书写上海陆家嘴金融行业的小说，大都会的金融中心乃名副其实的“城中之城”，书写了内城的人际差异和资源争夺。《海上明珠》写一则生活中常见的新闻故事，两个迥然不同的女孩，因百年难遇的一桩抱错事故，缠杂在了一起，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和女孩，被迫服从命运的荒诞和岁月的补偿，一个看似狗血的故事，滕肖澜硬是以细节和耐心写出了身在其中的无奈和人生的别样情趣。《心居》则进一步回到那个更具象的上海，圆台面上一家人因房子产生的日常欢愉悲辛，爱和生存的粗粝与精细都或多或少受制于居住之所，细密而庸常的日常龃龉，剧烈的人生起伏和开阖，两代人的往事今生在碰撞中纷纭而至。
段义孚在谈到地域经验时说：“长期居住于某地使我们能够熟悉该地，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从外部审视它，或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反思它，那么它的形象就缺乏清晰性。而如果我们只是从外部——通过游客的眼睛或者阅读指南中的介绍——知道某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会缺乏真实意义。”滕肖澜作品中上海首先是内部视角的上海，在中等空间内仔细填充进上海市民生活的日常气息，让此一空间真正成为有实物和情感的“城中之城”。比如《乘风》中的机场休息室——“几个女同事在讨论休息天去哪里购物，又是化妆品又是名牌手袋，还有老公孩子男朋友之类那些琐碎的话题，叽叽喳喳像菜市场。渐渐地，男士们也加入了聊天。服务组休息室有些简陋，拿屏风隔成两间，外面休息，里面更衣。几个女人进去更衣，因为彼此熟稔，说话便肆无忌惮，‘胸罩新买的？款式不错。’‘这阵肚皮又大了，像五个月。’‘哎，帮我拉一下拉链’……外面男人们听了，往往半真半假地说上几句荤话。里里外外打成一片。”看似闲笔的叙事中，能让人看到行业内部的生活气息，是对航代公司紧张与专业生活的调剂，也是穿插在悲伤爱情、青春奋斗故事间隙的港湾，有一种扎扎实实的笑语喧哗和岁月静好，是确凿无疑的上海生活情态和风俗。
滕肖澜小说中的空间，是中等格局的空间，它们以行业小说、职场、家庭剧等类型小说的方式展开，透视行业、家庭内部的运行机制，探寻职场空间中人际关系、物质风尚和内心世界。中间段的空间所对应的是时代的密码，以横截面的方式去折射时代光彩，并且努力升腾起一种向上的力量，试图摆脱具体空间中的人心挣扎、利益资源的腾挪。《乘风》中走后门进公司一心追柳婷婷的袁轶，最后成为对工作最上心和有信仰的员工，最初的爱情追求不了了之，阴差阳错地爱上柳晶晶，他跟上司刘宇航有一个对话，他们都感到“机场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刚进来的时候没感觉，可干久了，机场会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小说中流动的人的精神状态有了一次努力爬升的感觉，职场人的爱恨情仇，最终会消弭在具体的空间内，人物在“单位”中完成成长和情感认同，正是这个成长使得小说跃出黏稠而平面的内部视角，获得了作为审视者和反思者的外部视角。滕肖澜说希望赋予小说故事性之外的更多意义，“当我用了近两年时间完成终稿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我是想刻画两代民航人。前一代人，执着奋进，在机场相对闲适保守的大环境里初心不改，为了信念矢志不渝。后一代人，正直、热情、上进，充满朝气，是机场的生力军。他们构成了一支强大的、生生不息的队伍，为了祖国民航业的崛起，努力着，奋斗着。”两代人的接力背后还隐藏着梦想的萌芽与盛放，人与环境之间互相改造与转变，其间还有一种永恒性的理想主义光彩。《城中之城》是金融题材的长篇小说，聚焦上海的金融中心，小说描写了时代变幻中的两代金融人，第一代苗彻、赵辉、苏见仁、薛致远等人在这个行业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而新生代的陶无忌、程家元、苗晓慧、胡悦等人刚进职场跃跃欲试，两代人在职场的相遇交叉，也是人性试验场，时代的盛阔复杂和人性一样缓缓展开。当赵辉对陶无忌说出：“我做不到的事，盼着你能替我做到。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即便再逼不得已，也不要放弃理想放弃信念。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子，高尚的人总是值得尊敬——还记得白衬衫的故事吗？”白衬衫是他们的行业精神，也是人之为人的初心，在这里终结了小说中令人冲击的现实倾轧。滕肖澜的长篇小说最后都回归到社会正面的价值观上，她从鸡毛蒜皮到辉煌崇高之间，选取了符合一般大众情感乐于接受的职业精神作为终结点，不是上海这个抽象的空间，也不是大时代的其他截面。滕肖澜写作中习惯采取的中规中矩的情感逻辑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基本定位与表达方式，是世俗的又是真挚的，往往以通俗性与纯文学手法融合的方式去表达。
三、 文化套餐：阶层与爱情
滕肖澜的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首先取决于其作品中职场故事具有延续性，能够持续吸引读者的目光，并且能够自如地唤起大众情感的共鸣，具有一定的社会通俗性。通俗小说是随着大众传媒的指数式激增而出现的“一种标准的文化套餐，可以说是为快速增长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城市人口量身定制的。”放在今日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把滕肖澜的长篇写作看做宽泛意义上的职场小说，是为城市中产阶级生活量身定制的“故事”——他们在现代公司制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目睹经验的一切，在此类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熟悉感，故事设置上一般会截取职场小说的奋斗和征战的一面，而小说中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生活习惯格调则区分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和背景，同时又加入了性别视角、爱情婚恋元素。在单位空间之外“家”的空间中，兄弟手足之间的帮扶与攀比，填充进家庭内部的安宁与生活的纠纷。其次，滕肖澜作品注重故事架构，也就是创造一个核心故事。比如写于2015年的《又见雷雨》，作者刻意让我们不断对照曹禺的经典话剧，借话剧《雷雨》打开“虫洞”，在两个时代的交叉中挥洒那些无处倾泻的隐秘情愫。“雷雨”蓄势将至的这一天里，几番人物争战，几桩陈年旧事，都在舞台前后紧锣密鼓地开张。故事和人物都错综复杂，每一组人物几乎都是三三组合，仿佛在映照三生万物的古语。郑苹、张一伟的父亲都死于周游父亲的车下，三个人的人生由此产生爱恨的交集；郑母的三个男人是周父、骆以达和已故的郑父；周父的三个女人，则分别是三位年轻人的母亲，在三三组合中世界以复杂的面孔沉降展开。《海上明珠》是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抱错孩子，从而被迫开展彼此的交集和融合。《心居》围绕房子，把一个大家庭聚拢在一起，新旧故事桩桩件件都与房子脱不了干系。
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都涉及爱情婚姻故事。如果我们把爱情看做一个装置和符码，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叙事已经为之注入了各种不同的修辞与意象，它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跑马地，经历了爱情与革命，爱情与性资源分配、爱情与民族、爱情与自由、爱情与消费主义、殖民主义等的置换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兴起，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在上海书写或者市民爱情故事中，最常见的符码置换方式即是对爱情、婚姻中物质的考量。《心居》中安徽姑娘冯晓琴嫁给上海的顾磊，她并没有沉浸在爱情的粉红泡泡中，而是迅速做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判断，“二十岁不到便来了上海，寻找机会。各种各样的机会。未必都能抓得住，但至少试过了，便不懊恼。顾磊也是她的机会之一。最靠谱的机会。和买房子一样保险。虽说保险的男人错过了保险的买房机会，多少也是种懊恼，但好在眼下并不是没房子住。……该争取的时候争取，该知足的时候知足，日子才过得下去。”顾清俞是上海市民家庭中走出来的精英，拥有独立的人格和自足的经济，她对冯晓琴与弟弟的结合和感情有一些反感，之所以会徘徊在暴发户追求者展翔和偶遇的难以忘怀的旧情人施源之间，内心的浪漫主义残念不允许她直接地妥协，而周遭的环境和生存又让她无法随心自由选择。与冯晓琴的坚定与行动相比，顾清俞是犹豫而耽延的女人，但经过反复的思虑和试错之后，她还是中断了浪漫主义的爱情旧事，离开了初恋情人和心灵的“底”，狼狈不堪的旧爱成为一次隐秘的冒险，却无法走进真正的婚姻。
除了爱情的符码，滕肖澜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阶层差异，差异带来人物的区分和冲突，甚至是奋斗的隐秘动力。《乘风》中学霸才子温世远与靠叔叔荫蔽的袁轶，在职场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温世远到袁轶叔叔家吃饭，袁家不算十分豪华，但在他眼里，跟皇宫差不多了，“阶层”这种字眼，若不是温世远提，袁轶才不会去想，“但无论想或是不想，它就是那样真真切切地摆在那里。”《海上明珠》更是直接以两个不同阶层家庭抱错孩子作为故事线索，二十七年后发现真相，两个女孩被迫走进彼此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两种人生的强烈对比，毛慧娟的粗俗与罗晓培的精致已经深入骨髓，她诚惶诚恐地面对差异，阶层视角给作品注入了纵深度，使得故事获得较强的弹性，一方面可以在原来的层面上继续讲述活色生香的日常故事，另一方面又能荡开时代的气息，增加故事的丰富性和冲突，在作者驾轻就熟的人性演练场上，增加了地域、社会、经济的视角。
朱自清说：“小说的‘百读不厌’，主要的是靠了故事或者情节。人们在儿童时代就爱听故事，尤其爱奇怪的故事。成人也还是爱故事，不过那情节得复杂些。这些故事大概总是神仙、武侠、才子、佳人，经过种种悲欢离合，而以大团圆终场。悲欢离合总得不同寻常，那大团圆才足奇。小说本来起于民间，起于农民和小市民之间。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小市民是受着重重压迫的，他们没有多少自由，却有做白日梦的自由。他们寄托他们的希望于超现实的神仙，神仙化的武侠，以及望之若仙的上层社会的才子佳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变成了这样的人物。这自然是不能实现的奇迹，可是能够给他们安慰、趣味和快感。他们要大团圆，正因为他们一辈子是难得大团圆的，奇情也是常情啊。”滕肖澜的作品除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中正之外，也沿袭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团圆”。《海上明珠》的结尾，两个女孩两个家庭彼此走近，市区有权有钱的家庭父母退休，被邀请到郊区散心，感受到乡下的自由与田园之美，彼此叙说人生往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两个女孩身上顽强的阶层差异、生活习惯，在各自的历练与爱情中，逐渐拉平和解。《心居》里面兄妹三人，在房子问题上生出嫌隙，终又和解。顾清俞告别尴尬的初恋情结，冯晓琴开启自尊自立的人生，在岁月的打磨下彼此更能深刻地理解各自的处境与选择。
滕肖澜的小说在年轻一代作家中是特殊又自足的，她的作品绝少撒播我们熟知的历史事件的种子，也很少与作为当代作家阅读谱系的经典作家的路径交叉。幸运的是作家寻找到了适合自己讲故事的空间、类型和书写进阶的方式，詹姆斯伍德评价格林时说，他不要执行任何目的，而创造出一种随和的、与众不同的艺术。“格林只有他的波澜不惊、感情恬淡、旋律轻柔的英国人。诚然，他把他们服侍得很周到。”相比当下写作中存在的大而无当的问题，保持一种尺寸恰当的格局，周到、随和的风格，不失一种进退得当自尊的姿态，假以时日，它应该也会缓慢地溢出烂熟的领地，稳健地寻求新的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