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在中国被异化的“文艺教母”
在小资泛滥的中国，杜拉斯与伍尔夫被通俗文化供为教母――她们变成了微博上的144个字，所表现的不再是对女性、男权、社会、人性的沉思，而只是心灵鸡汤式的矫情。
今年是杜拉斯诞辰100周年，但她在中国最红的时期是先锋遍地的1980年代中期与小资泛滥的1990年代末期。1980年，《外国文艺》杂志发表了王道乾翻译的《琴声如诉》，随后《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和《广场》也与80年代的先锋青年见了面。1984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1985年这本书就被上海译文带到了中国，之后被王小波奉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
如果说在80年代，身为新小说派、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剧作家和导演的杜拉斯，是以其先锋性获得了众多先锋派作家的欣赏与推崇，那么《情人》与《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则让这位一向以离经叛道为己任的法国女人，在通俗文化中得以大红大紫――在中国，《情人》出了6个中译本，那段著名的“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更是成为无数安妮宝贝、棉布裙子与银镯女子的必用句式。
中国小资情调的走红,基础根植于1980年代的文化解禁。在《外国文艺》携众多意识流、存在主义、黑色幽默、新小说派、斜阳派、戏作派为饥渴文青打开新大门后，一部分文青如余华、苏童、王小波、王安忆、陈村开拓了现代派，而一部分文青如林白、陈染、虹影、顾艳则走上了女性主义、情色自传、都市小资情怀的写作路线。在文化并没有随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严肃文学的发展之路艰难，以至于除了80年代一批作家之后基本后继无人。而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着重于刻画个人情绪与感情经历的“私小说”文体，则如同雨后春笋，遍地开花。
在资讯越发发达、传播途径越发广泛的90年代末期，曾经只在文青圈内广泛流行的西方作家，以各种“片段式名人名言”的形式，进入通俗文化世界。女孩在日记里念叨着“女人想要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想找soulmate的女孩默念“但凡财运俱佳的单身汉，必然想娶妻成家，这是举世公认的道理”。想搞点女权的女孩则让全世界知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而刚看完几集《欲望都市》，总向往着“爱情是一场飙车，我相信自己有权自毁”的女孩，则在博客里无节制地引用着杜拉斯、萨冈、张爱玲和三毛。
“想要懂一点儿，又没精力全懂”的新生代文艺青年开始崛起。他们既希望通过现代派文学的只言片语来塑造自己的与众不同，又不甘于沉浸书斋，错过急遽的城市化进程与越发刺激光鲜的现实世界。杜拉斯的都市言情版继承者――安妮宝贝成为最早一代网络文青代言人。她十分自信地告诉读者：“我愿意看到一些能让我眼眶湿润的文字。只是看到的不太多。所以我自己写。”
网络时代的论坛与博客无限夸大了生根于“我”的自信与自恋，更新一代的青春文学作者干脆直接摒弃杜拉斯，转而传承安妮宝贝式根植于自恋的无理由自信、对消费主义成瘾式的空洞恋物，以及完全情绪化的碎片化写作――杜拉斯与伍尔夫们悲剧地成为了被通俗文化供为偶像的小资教母――而最悲哀的是，这些伤春悲秋的小资教徒，甚至根本不了解她们所处的时代、所经历的抗争，以及从中凝练而出的思想与人格。她们变成了微博上的144个字，所表现的不再是对女性、男权、社会、人性的沉思，而只是心灵鸡汤式的矫情。
10个被异化的文艺教母（按出生先后顺序排列）
简・奥斯汀
在中国，她更像是恨嫁教母。凡是对婚姻抱有幻想的女文青总免不了把达西先生、布兰登上校、奈特利先生当成soulmate的理想模板，但她们本身却并没有变成优雅聪慧的伊丽莎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爱玛、拥有理智也拥有情感的埃诺莉和玛丽安娜，而只变成了《BJ单身日记》里平淡无奇，每天只希望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布里吉特・琼斯――她们完全掌握的技能，只有BJ的白日梦技巧。
乔治・桑
最爱提乔治・桑的当属肖邦粉。这个在19世纪就能跟丈夫分居、出走跟情人同居，并以男性笔名发表作品的贵族之女，堪称法式女权主义者的萌芽鼻祖。然而，尽管雨果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子，唯独她是女性”，但在爱情至上的小资化传颂方式里，这位用一辈子写了244部作品的女知识分子还是被简化成了拥有四个大师级情人的“爱情教母”――好像她这辈子最值得称颂的事迹，只是一位情人缪塞因她写出《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另一位情人梅里美按照她塑造出放荡卡门。这位不畏惹恼所有上流社会，以追求民主与女权为己任的女性斗士，被那句断章取义的“爱情是一座圣殿”，活活变成了放荡不羁却爱情至上的言情式小资教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这位在19世纪末被认为有点儿疯的英国精神病人，被认为是“女版乔伊斯，心灵版尼采，现代版梵高”。她的书并不是那么好读，她的思想太过激进，她想要越过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与乔治・艾略特，让女性彻底从男权社会中剥离出来。她要的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肯定与尊重，还要以一个女性的身份，批判与控诉“男性特权、男性偏见、男性虚荣与男性主宰”。然而在中国，这位将与自己和与他人的斗争进行到底的英国女人只剩下一句话：“ 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
汉娜・阿伦特
中国文艺青年界显然对她和海德格尔的痴恋事迹更感兴趣。犹太少女汉娜在年方十八时遇到偶像海德格尔，陷入情网一发不可收，但又在海德格尔投奔纳粹后，与“男神”断了联系并逃往法国。之后，虽然她已通过《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在《纽约客》上发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而走红哲学界，但也总是忘不了海德格尔。1950年，汉娜再次回到男神身边，忙着帮他卖手稿、洗清名誉、代班讲课，并将他的书带去美国出版。如此这般，汉娜以哲学界痴情女的形象走红文青界。像汉娜一样穿着绿裙子的女孩喜欢在捧着哲学书的时候，不谈哲学谈爱情。你知道吗？虽然汉娜知道“平庸的恶魔足以毁掉整个世界”，但她依然爱着那个支持平庸之恶源头的精神导师海德格尔哦。不管怎么样，哲学界的爱情才是重点。至于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嘛，知晓“平庸之恶”四个字就足够了。
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乐于制造爱情但拒绝柴米油盐醋的小资心中，波伏娃与萨特的“只做伴侣不做夫妻”关系可谓完美。但只将爱情建立在“捕获精英男”这一基础上的小资女群体，并不真正具有波伏娃式的独立性。波伏娃视婚姻为反抗对象，却又不能战胜嫉妒，所以她在与萨特的“伴侣合约”进行到第十年时，结束了性关系。这对小资女毫无吸引力，她们需要的只是一句“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形成的”，而并不是真刀真枪地去反对婚姻，反对男性沙文主义，在享受欲望的同时从不停止对精神、对真正独立的女性意识的探索。
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在新世纪的“二度走红”要归功于安妮宝贝。这位热衷于写都市言情小说的网络女作家，借用杜拉斯式极简做外壳，拼贴出一幅潮流化物质式的华丽背景。只要像安妮宝贝一样“独自享用这美丽而昂贵的食物（哈根达斯）”，并穿着G-Star，像个早已厌烦浮华生活的都市青年那样在心中自问“那个爱我的人到哪儿去了？”，就可以与普罗大众区别开来。而杜拉斯嘛，先放着，等到容颜备受摧残之后再用。
卡森・麦卡勒斯
《心是孤独的猎手》让这位南方女作家成为了文艺女青年的鼻祖，光是这书名就可以挂上微博签名档。与此类似的还有她的《伤心咖啡馆之歌》、《金色眼睛的映象》、《照亮及暗夜之光》。只是这位美国南方女作家并没有像这些书名一样，热衷于描写伤心、孤独、漂泊、流浪，她描写的是如同威廉・福克纳、弗兰纳里・奥康纳、罗伯特・潘・沃伦一样，充斥着传统、矛盾、潮热、昔日光荣与今日衰落的南方，而不是充斥在豆瓣书评上的“只有孤独从不退场”、“我们渴望倾诉，然则从未倾听”、“越相爱，越孤独”、“宿命安排好一切，我们只是寂寞的演员”。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
这是又一个被书名害了的“诗坛莫扎特”，《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空房里的一只猫》、《在一颗小星星下》、《任何事物都不会再次发生》――如果把这些诗名连成一起，活脱脱就是一篇安妮式空洞随笔。永远沉浸于自我情绪中无法自拔的文青们可能不会在意，辛波斯卡在199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表明了在这些看似“矫情”的名字之下，隐藏着的是开放于世间万物的接纳、观察、沉思与理解：“世界──无论我们怎么想，当我们被它的浩瀚和我们自己的无能所惊吓，或者被它对个体──人类、动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所激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为行星环绕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苍；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座我们拥有预售票的无限宽广的剧院；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它是令人惊异的。”
苏珊・桑塔格
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和汉娜・阿伦特被共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的后果，就是在中国也不能幸免地成了小资教母。她的人生经历被无限放大，思想体系则呈碎片化流传。这位“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说：“就像暴行让我们寝食难安吧”。然后她就被美国保守派刊物《新共和》列入想要摧毁美国的三人名单中：本・拉登、萨达姆，以及苏珊・桑塔格。在《纽约时报》的讣告中，她被定义为几乎所有情绪的复合体，“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把她和愚蠢沾边”。想要真正成为苏珊・桑塔格的信徒，可以激烈极端，可以冷漠超然，但绝不可盲目跟风、愚蠢肤浅。
弗朗索瓦丝・萨冈
十七岁以畅销书《你好，忧愁》成为最年轻的千万富翁后，弗朗索瓦丝・萨冈就开始在拥有避孕药、性解放和迷幻音乐的好时代里吸毒、酗酒、纵情性爱。21岁开着豪车差点儿撞死，22岁嫁了个出版商，26岁时嫁了个美国画家，生了儿子之后马上离婚。到43岁时，她爱上了73岁的萨特，并无视波伏娃，公开发表《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晚年她不再写作，却跟两届总统蓬皮杜和密特朗打成一片。在中国，这位满足了小资一切幻想的法国女人成为了春树、吴虹飞、棉棉和九丹。但她们并没有成为萨冈式“迷人的小魔鬼”，却只成为了耗尽青春才华之后，在网络与传媒世界中插科打诨的“碎片化小妖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