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国际出版论坛”引热议 为中国作家“走出去”开药方
核心提示
如今中国的作家不少，能够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也不少，但能得到全世界普遍认可的中国作家仍然不多。有人说，这是因为汉语实在过于艰深，让翻译者望而却步；也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出版界还不够成熟，以致很难让中国作家的书籍版权通达全世界。
与全世界的读者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这是中国作家及出版商共同的愿望。那么，如何才能让这个心愿变成现实呢？
在8月20日和21日举行的南国书香节系列活动“南方国际出版论坛”上，著名国际版权代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品特在华代理人托笔・伊迪，台湾博 达文学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嘉贤，比尔・盖茨在华首席顾问、《中国通》作者蒂姆・科里索德，英国企鹅兰登书屋亚太地区总裁大卫・帕里什，原麦克米伦亚 太地区总裁、国际出版顾问丹尼尔・沃茨，荷兰文学基金会董事、翻译与非小说主管马丁・沃尔肯，旅美双语作家吴帆等嘉宾齐聚一堂，就这一问题为中国出版界开 出了一系列实用的“药方”。
现状
西方引进中国作品大多靠“邂逅”
两年前，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分析其获奖的原因。有评论指出，在中国跟莫言水平相当的作家还有好几位，但他们与莫言最大的差 别，就是莫言的作品“走出去”了，被翻译成英、德、法、意、日、西等十几种外语文字，让外国评委和读者有机会欣赏到其作品。而且翻译其作品的又多是国际大 牌翻译家，比如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誉为把中国作家推向世界的“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瑞典翻译家陈安娜被称为是“莫言得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
除了莫言，于丹的作品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08年，英文版的《于丹〈论语〉心得》被世界顶级图书代理人托笔・伊迪带到了法兰克福书展，随即在麦克米伦公司的包装之下一炮走红，进而被翻译成28种语言，风行全球。但在那之前，托笔为翻译的事情折腾了整整3年。
莫言和于丹的成功，并不足以说明中国作家的书畅销海外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他们的成功也不仅仅在于有一个好翻译。旅美作家、文学评论家吴帆就 表示，根据她的经验来看，中国作品在西方的出版甚至走红，大部分都是一种“偶然”，一种“邂逅”，而不是有系统的推荐。她举例说：“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麦家 的《解密》在西方卖得不错。我了解的情况是，最早有一个人在中国的机场看到这本书，对故事内容很感兴趣。碰巧这个人又认识一些出版商朋友，于是就把书介绍 给他们……”
据悉，不光是麦家的书，就连余华这种中国顶级作家的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私人关系、“机缘巧合”被介绍给企鹅出版社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的。相反，中国在引进外国书籍方面显得有体系得多，比如各个时期的西方文学经典作品。此外，中国读者对《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之类的图书榜单也比较认可，引进速度也很快。“这是一种严重的不对称。”吴帆如是说。
与吴帆的言论相呼应的，还有来自于中国新闻出版网的一组数据。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内地引进的图书版权当中，来自美国的有6210种，而向美国输出的中文图书版权数量仅为1266种，版权逆差就接近5000种。所以，如何将中国优秀的图书作品“推销”出去，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出版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药方一
译者拥有相似生活经历
对于一本谋求在异国出版的书来说，译者绝对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参加“南方出版论坛”的嘉宾一致认为，一位好的翻译可以让作品锦上添花，而“糟糕的翻译可以杀死一本好书”。
来自中华书局的顾青回忆起当年《于丹〈论语〉心得》的出版经历时透露：“2006年时，我就对托笔提出关于译者的3个必要条件：1、用母语翻 译；2、具有中国文学相关学历；3、在中国工作3年以上。结果，短短6万字的书，翻译飞来中国3次，修改不下数十次，花了3年时间才翻译完成，这才是对翻 译的尊重。随便找个大学教授翻成外文就能走出国门，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翻译作品应该更尊重原著，还是更倾向于西方观众的阅读习惯？对此，顾青也有自己的看法：“文化的差异无法跨越怎么办？我觉得首先还是得尊重一下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就像老子讲的‘得意忘言’，让外国读者了解整本书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
荷兰的翻译家林恪尔指出，很多文化上的细节差异都与中西方历史、乃至信仰的根源有关，所以翻译者必须对此多加留意，翻译时应参照和比较东西方生 活礼俗及约定俗成的观念。这个原则也得到了于丹本人的认可。于丹表示：“很多我们在日常汉语中所用的词汇，英文中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比如《论语》中经常 提到的‘君子’一词，一般在英语中被译为gentleman(绅士)。但‘绅士’与‘君子’，两者是有本质差别的。西方的‘绅士礼仪’是基于社会交往规则 所产生的，而中国的‘君子之道’更多讲究的是个人道德自律。这两个概念我认为不能直接对接，各自的社会基础不同。所以，《于丹〈论语〉心得》的英文版，就 直接把‘君子’音译成junzi。”
而在托笔看来，一部成功的翻译作品，除了语言要尽量精准，更重要的是译者要对作者笔下的内容有一定的体验或者了解。“一般来说，翻译使用的语言 风格不能是学者腔，而要用老百姓的口头语，不能给人一种来自图书馆的感觉。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翻译者必须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
托笔举例说：“比如，要翻译欣然的《中国好女人》这本书，我得找一个了解中国农村和小镇生活的人来译，如果找一个书斋里的学者，那本书会变得很 没意思。后来，我找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译者，她和欣然笔下的女人有相似的经历。她花了3个月翻译全书，又改了2年半，后来卖给兰德出版社，被转译成30种语 言，并且都很畅销。当然，这样好的译者很难得，出版社经常没时间做这么多的事，只能是通过出版代理商来做这些工作。”
药方二
通过亚太打开英美市场
被西方主流市场的读者所认可，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作家获得“世界认可”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与会的顶级出版商看来，一味扎堆去找英美出版社、推出 英文版，不见得是明智之举。托笔就建议，中国的图书要想在全世界畅销，可以试试在“地缘”二字上动脑筋，例如先在亚太市场打响知名度，尤其是通过澳大利 亚，将影响力扩散到英美等西方国家。
托笔还举了一个例子。“我曾经代理过一本中国作家的书。最早，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是根本卖不出去的。后来，我把这本书推介给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出 版商，结果，上架后几周之内就登上了当地畅销书的榜首。我发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作家‘走出去’的第一站。1991年时，我又意识到，法 国、日本、德国、西班牙，这些地方对中国文学，其实比英美更感兴趣。”
据业内人士介绍，在英语出版界，澳大利亚所占的地位其实是很重要的。例如，时下风行全球、累计销量超越《哈利・波特》系列的畅销小说《五十度灰》。这本书虽然出自英国作家之手，却是澳大利亚出版社重磅打造的杰作。
博达文学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嘉贤用一串数据佐证了托笔的这一观点：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调查数据，全球翻译作品引进数量居首的是德 国，从1979年到2012年，德国人一共翻译引进了其他语种的图书30多万种；被译成法语的书籍居于第二，数量为24万种；第三是被译成西班牙语的书 籍，有22万种；被翻译成英文的书籍总为16万种。而被译成中文的外文书，目前为止总计只有6万种。
“我觉得，这种相互翻译，也是一种让中国作品‘走出去’的好途径。”陈嘉贤表示，“当你去购买其他国家出版商手中的作品版权时，他们也同样会把目光投向中国，毕竟这里有着庞大的市场，这种交流是相互的。”
丹尼尔・沃茨也很支持陈嘉贤的说法。在他看来，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过程让 很多“外界”的人感到好奇。“西方的出版业市场已经饱和了，而中国却还远远没有到达顶峰。所以，如果中国的出版业能够主动向外界推介一些作品，不管你是去 马来西亚还是澳大利亚，只要能在某一个地方抓住一部分外国读者，很多西方出版商也都有机会关注到这些作品。不要贪大求全，不要急于‘分蛋糕’，慢慢成长的 市场才是最有基础的。”
药方三
传播手段多样化，出版圈子找准点
要想让一本书在全世界都能看到，传播途径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环。事实上，虽然国际大牌出版商看起来很“高端”，但事实上他们也经常通过电影改编等其他渠道，向读者推荐作品。
据托笔回忆，此前他曾经操作过一本书关于甲壳虫乐队的书《黄色潜水艇》。起初，这本书在英国无人问津，几乎所有的出版商都认为，这本书的文法欠佳，根本读不下去。结果，他灵机一动，先找人拍了电影。电影上映后，这本书的销量果然开始节节攀升，一路成为畅销书。
“有时候，其他艺术方式的传播，的确会给书籍的销售带来相当大的帮助，因为人们都会因此对原著感到好奇。比如，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看完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如果用文字来描述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再比如说，莫言的作品之所以在海外大卖，张艺谋的电影也是一个重要的推手。”
在著名作家于丹看来，如今各种通讯技术手段已十分发达，使得读者接触书籍有了更多的途径和方式。“有一次，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司机很开心地对我 说，于丹老师，虽然我没有读过您的书，但是我经常在电台里听节目，把您的书从头听到尾。虽然我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电台播放或者直接播出我的作品，但不能否 认，电视、电台甚至网络传播的效果是十分巨大的。”
此外，找准一个好的出版圈子，也是“走出去”的诀窍之一。托笔介绍说：“全球出版行业内部，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例如荷兰和北欧的出版商 就可以算作一例，一本外来作品在荷兰获得成功，也会带动北欧地区的销售。我坚信口碑很重要，很多出版商都会相互打听，什么样的书正在流行。所以，中国作家 和中国出版商，完全没必要只盯着英美那几个最有名的出版集团，通过其他途径，有时候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荷兰文学基金会董事、翻译与非小说主管马丁・沃尔肯对于托笔的观点非常认同。在他看来，荷兰的许多出版商之所以能在出版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实 就是因为他们的“交往圈子”比较有特色。“二战之前，德国和荷兰有不少犹太人定居。因为战争的爆发，他们流落到世界各地。有一些去了英国的犹太人开始从事 出版，而我们正是通过荷兰和英国犹太族群的交往，认识了这些出版商”。
马丁・沃尔肯还表示，德国人在翻译出版其他国家作品的积极性方面，可谓冠绝全球。相比于他们，英国出版界本身略显保守。“通过与犹太出版商的交往，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好的讯息，我相信中国出版界同行一定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