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说的内在危机：现实感缺失与犬儒主义
不出意外的话，12月上旬，法国作家莫迪亚诺将赶赴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金质奖章以及约合人民币750万元的奖金支票。这样一个神圣荣誉的时刻，也许是当今世上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
尽管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不承认觊觎诺奖，但其连续7年入围诺奖却一再无缘，已被媒体封为“最悲壮”的入围者。有一点不可否认，村上春树的作品在本土畅销，在中国流行二十多年，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他是市场的骄子，却成为文学界的弃儿。
“艳俗小说”蜕变为畅销经典
在今天中国的各大书店里，村上春树的作品不会缺席，封面淡雅，看上去很有品味。只是今天的中国读者大概想象不到，村上的小说最初登陆中国，是以“艳俗”的面目出现的。1989年漓江出版社率先推出林少华译《挪威的森林》。紧接着，1990年北方文艺出版社也推出钟宏杰、马述祯译《挪威的森林――告别处女世界》。村上春树的名字为人所知，始于这两个版本。
然而，这两版《挪威的森林》流露出浓厚的商业媚俗气息。“漓江版”的封面是一幅日本美女后背图，黑色发髻高高盘起，传统和服半褪，裸露雪白的后半身。左边通顶竖书：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倾倒，令痴心读者沉醉。书中各章节标题尽情渲染，比如：永远记住我、校园罗曼司、夜来风雨声、病院飞鸿、月夜裸女、同性恋之祸、玫瑰色狂想曲、情海弄潮儿、爱她还是爱我、魂断斜阳。
“北方版”的书名更刻意追求艳俗，在《挪威的森林》之后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告别处女世界”。封面以都市高楼大厦为背景，衬出几个时髦青年男女，脸部神情迷离，穿戴暴露，营造出纸醉金迷的浮华氛围；封底则是一幅穿比基尼的西方美女图片。书中各章节标题较“漓江版”更为过火，完全是地摊艳情小说的狗血标题。
这两版《挪威的森林》的版面设计，跟小说内容没有太多关系，给人留下低俗情色小说的印象。随着出版行情转变，漓江出版社后来推出五卷本“村上春树精品集”，把过去五花八门的小说封面，开始统一为素雅的风格，提升了文化品位。而最终确立村上春树小说的品牌效应，始于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一次性买断村上十余部作品版权，出版系列文集，全由林少华翻译。上海译文的林译本销量最大，也最为今日读者所熟知。
“当时日方通过台湾代理送来村上春树17本书，有长篇、短篇集和插图书，要求出版社同时买下，条件比较苛刻。”上海译文资深编辑沈维蕃说，国内出版社大多退缩，但上海译文看好村上的市场潜力，也看中了林少华优美的译笔，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上海译文曾经每年推出一本村上的作品，持续了六七年。后来又引进村上部分新作，至今共推出40多本书。
事实证明这笔买卖太划算，《挪威的森林》至今出版了300万册，其他作品加起来也印了300多万册，成为上海译文的一个招牌。沈维蕃这些年一直在编村上的书，现在计划与林少华重新修订译本，还准备把封面装帧做成经典名著风格。说起村上小说在中国的流传风格转变，他笑道，“当初村上的作品算是流行小说，漓江版没有错。但他的作品在市场上流行了二十多年，已经有经典的味道，不能再简单当作畅销书来看。”
从2008年后，村上春树的新作开始交给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像《1Q84》《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作品均由该公司独家推出，译者也由施小炜来担纲。新经典外国文学总编辑黎遥透露，自己公司推出的村上著作至今总销量也超过300万册。与林少华大量采取的意译不同，施小炜坚持忠实于原著，原文意思怎样就怎样翻译，尽量不作任何改动，以适合当下读者追求原汁原味的胃口。
用“心灵鸡汤”为都市青年疗伤
与当今日本其他纯文学作家相比，村上春树的作品最为畅销，动辄百万册的销量令人瞠目。知名学者姜建强曾留学东京大学，致力于日本哲学和文化研究，谈起村上春树颇有心得。他说，村上的13部主要作品在日本已行销2400余万册，仅去年推出《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一周之内就突破100万册。这其中畅销的元素何在，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读村上？“村上小说的最大元素就是‘疗伤’。疗什么伤？就是疗现代人的疲惫、慵懒、无聊、彷徨、空虚、妄为、孤独、悲哀、焦虑之伤。”
充满霉味的小旅馆，死掉歌手的唱片，冰冷的大杯啤酒，敲得心烦的爵士乐，暧昧的两性关系，没有名字的主角，接二连三的死。生命的感觉就是荒谬，就是疯狂，就是抽象。如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的开首句：“从大学二年级的7月到第二年1月间，多崎作基本只是在思考死亡中活着。”在姜建强看来，小说里的这些元素通过人和事，在村上的笔下，又竟然如此透明如画，清澈如水，给人说不出的贴合与慰藉，恰恰迎合了日本年轻人的心理需求。
知名作家陈希我曾留日多年，对村上春树也深有体会。“他的小说确实有吸引普通读者的地方，明确地说是吸引文青。日本普通人知识素养高，所以文青也多。”陈希我说，文青喜欢浪漫、满足于表象、沉迷于小文化感，村上作品有迎合他们的地方，比如性爱、死亡，比如笔调的轻盈、语言的机灵。村上特别会营造气氛，特别是怀旧感伤的氛围，文青喜欢的就是“那过去了的都成为美好的回忆”。如果要说村上春树是什么大师，陈希我觉得应该是营造叙事氛围的大师。
迷恋村上的中国读者，以大学生和大城市白领为主，居多是文青。村上小说里的主人公身在大城市，充满爱情、孤独、迷茫和青春的失落，极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沈维蕃举例，像《挪威的森林》写于三十多年前，当时的日本社会背景和当下中国很像，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小城市的年轻人跑到都市寻找新生活。小说中的东京类似于今日的北京、上海，男主人公也是从小地方来到东京，发生三角恋式的情感。
小说主人公无父母和兄弟姐妹，在大城市过着单身生活，原来的观念和都市发生冲突，透露出一种孤独感。沈维蕃说，怎么去面对大都市带来的孤独感，村上提出可以享受孤独。中国年轻人从中找到心灵鸡汤式的慰藉，而这是国内小说所无法提供的，让村上的小说乘虚而入。中国作家的作品大多迷恋田园生活，乡村题材写得比较好，像莫言、贾平凹就写不出村上这类具有现代都市感的小说。
除了情感心理上的抚慰，村上的小说还展示了一种个人化的审美生活方式，食物、唱片、衣服、进口酒品牌，永远层出不穷，对物质生活兴趣盎然。“酒吧、衣服、唱片，格调很高，大家觉得很有范儿，把村上贴上小资文化的标签，这是中国读者的独创和误读。”施小炜笑道，村上小说里的生活方式其实在日本、欧美很常见，像自己的日本同学业余就是披头士研究专家，不会觉得有小资情调。但中国近二十多年来，商业消费社会开始兴起，年轻人追求个人精致化的生活，恰好遇上了村上，从中看到了自己想要的都市年轻人生活方式。
缺乏诺奖作家的良知和现实感
村上春树连年成为诺奖陪跑，不少人认为主要是诺奖不青睐畅销书作家。《小说选刊》副主编王干觉得，这些年来诺奖具有权威性，跟其不走市场路线有关，获奖者一般得奖后再畅销，这一点也让村上有点吃亏。除了不受诺奖待见，日本文学界对村上普遍评价不高，从不把最高文学奖――芥川奖给他，还唯恐村上摘得诺奖。村上不久前还发出怨妇之语，称自己是个永远的丑小鸭，是日本文学界的弃儿。
陈希我坦言，日本文学界确实不太重视村上春树，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其作品畅销。日本人对纯文学销量的看法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以畅销为荣，他们却不然。“当年作家井上靖的书在中国卖得不好，他来中国时，我们不好意思，说他的书卖得好，不料他反而不高兴：有那么多人读得懂我的书？”他举例，大江健三郎也认为一个文化健全的国家，纯文学的读者只能三千来人。
日本文学界大多不喜欢村上，也跟其孤高自傲有关。姜建强说，村上曾宣称自己基本不读现代日本小说，这句话的射程力度有多大？这意味着写婚姻与性的渡边淳一不在他的视野内，写日式推理的东野圭吾不在他的视野内，写反抗昭和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不在他的视野内，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也不在他的视野内。“他将日本文学界一网打尽，然后露出漏网之鱼的自己，隐喻自己就是跳得最欢的一条。”姜建强说，这要伤多少人的心？
如果说这些还是外在因素，村上作品本身也有“问题”，才失意于诺奖和文学界。姜建强坦率地说，村上不太关注日本社会的现实问题，拒绝宏大叙事。“什么是每年入围诺奖的小说家的尽职呢？在我看来那至少应该像战地记者那样出生入死才是。”但在村上的本国，在核泄漏的“死亡之地”福岛，在海啸最严重的岩手县，始终没有出现村上活动的身影。
“大地震发生两年后，村上并没有交出这场天灾与人祸、毁灭与新生的纪实文学，而是交出了青春小说《没有色彩的多崎作》，这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姜建强感叹，缺少对日本现实的关照，缺乏对现实日本的热情，好像日本发生的一切与村上无关。而在村上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脱离现实的空洞无聊的情节，就像从厕所看富士山一样乖张、无聊，任何东西都好像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方向。恰如日本批评家小森阳一所说，正是在村上没有获得诺奖的结果中，看到了文学的良知和正常的感受性依然是存在的。
村上不太关心日本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作品高度西化，看不到多少本土文化的色彩。村上几乎每天下午都搞翻译，主要是翻译欧美作家的作品。在姜建强看来，村上的小说也一样西化，只有洋服没有和服，只有威士忌没有日本酒，只有三明治没有生鱼片，只有美式咖啡没有煎茶，只有爵士音乐而没有日本演歌。这种去日本化渲染美国化，使得喜欢进麦当劳的日本年轻人腻味了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但小说的国际化和根源性，谁最为根本？村上这一点也是被批评家们讥讽和嘲笑最多的，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本土化和文化乡愁基本不存在。”
60多岁还写青春迷茫太矫情
作家邱华栋在二十多岁时曾是村上的粉丝，当时他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村上的小说中感受到青春的迷茫失措。但如今谈起村上的小说，他提不起多大兴趣。他读过村上的几乎全部作品，在他心里，村上的一百个短篇小说写得很好，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师水平；但长篇小说水准不高，达不到世界一流。
邱华栋不客气地说，村上的长篇小说过于媚俗，很多情节十分矫情，年轻时读这类小说会爱上，但自己现在四十多岁了，再看就觉得很矫情。比如村上的笔下写到一个女孩给一个男子按摩，用银针刺杀了他，就属于很蹩脚的畅销书写法。虽然不赞同村上是日本的琼瑶，但邱华栋嘲讽，“现在我觉得他的小说深度不够，人到中年还读他的小说，就是神经病。我走向了当初自己的反面。”
令人惊奇的是，村上已经60多岁，长篇小说还在写青春迷茫与失落，还在写忧伤、爱情、少男少女和少妇的情感世界，给人一种“长不大的村上”的感觉。“他的小说主人公永远是青年，最大的多崎作也就36岁，所有的读者都会接受这种主人公。”施小炜说，这跟村上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村上30多岁以后生活基本定型，如今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早上4点起来写作，7点吃早餐，然后去跑步；下午搞翻译，晚上听音乐，9点就睡觉。如此钟摆一样的单调生活，没什么可多说的，也使村上总是在写30岁以前的生活经验。
村上一度也尝试挑战更关注现实和历史的严肃题材，比如关注过日本奥姆真理教，写过一本厚厚的采访实录《地下铁事件》；在《奇鸟行状录》里写过诺门坎战役题材，为此专门去美国和蒙古收集资料；屡次发表“鸡蛋和高墙”的言论。陈希我直言，村上这十几年来明显转型，似乎试图当大作家，也有冲刺文学奖的意思，只不过他并没有讲出多么高深的东西来。
“他后期的作品有所变化，但不太成功，没有很深的思考，写的大多是半成品。”沈维蕃也毫不讳言，村上的经历不丰富，生活比较优裕，靠的是聪明劲儿，知道如何把一个中短篇拉成长篇。在他看来，村上写作风格过于随意，长篇的结构很差，这种写法写都市青春小说还凑合，写历史题材就容易暴露出弱点，经常不知道怎么收尾，像《海边的卡夫卡》的人物前后不搭，有点混乱。
历经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作品之后，村上又很快回到自己的老路上，还是写他擅长的青春小说。“这种还是凭借年轻时一泻千里的写作方法，在激情与体力大不如前的今天就难以支撑。”姜建强感慨，从去年出版的最新长篇来看，一个感觉就是村上确实老了，创作的锐气大不如前了。如果村上像宫崎骏一样，近80岁还在寻求创作上的突破，那他就能再出发再立高度。
日本作家习惯最后会写一部盖棺之作，把毕生修为注入进去，如果村上意识到这一点，也许还会写一部大题材的作品。不过，即便如此，对他而言，诺奖仍然遥不可及。邱华栋表示，诺奖是一个欧洲文学奖，莫言已经获得诺奖，十年之内亚洲作家都不太可能再获奖，村上没有机会。
高仓健和村上春树
高仓健和村上春树并没有什么关系，一个已经去世，一个依然健在，属于不同代际的日本人。但两个人都在中国有过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都和流行文化有关。高仓健代表的是“文革”之后，趁着历史机缘进入中国的日本大众文化，而村上则趁着上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在中国兴起，两者都填补了中国流行文化的空白，并成为标志性的符号。作为一个后发性的现代化国家，中国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流行文化，接受其内在的精神影响，这几乎是必然的宿命。反言之，目前中国还不可能向日本输出高仓健、村上春树式的人物，并在彼国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影响。
今天看来，像《追捕》这部影片远算不上经典，当初在日本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却在中国产生爆炸式的轰动。除了高仓健的硬汉形象之外，影片向彼时的国人呈现了一副现代都市生活的形象，如私家车、私人飞机、高架桥、地铁、服装和发型等，这些曾让中国观众震惊。村上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实际上也就比《追捕》晚几年而已，写的也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与电影的符号化相比，村上的小说更具有内面性，写出了个人在大都市的精神和生活状态。
如果说高仓健已成为一个怀旧式的角色，而村上仍屹立于潮头，持续发挥影响力。这二十多年里，中国开始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商业社会迅速膨胀，人们不再关心社会宏大叙事，转而专注于个人生活的营造，专注于装点个人精神世界。在村上春树之前，内地也流行过琼瑶、金庸的小说，但这两类小说属于农业文明的畅销书，逐渐跟不上时代的需求。村上的小说点拨个人如何在大城市中品味生活，更符合城市化浪潮的社会需求，正是都市白领和小资群体成为村上的拥趸。
相对于过去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潮，回归个人化生活是好事。正如姜建强所言，村上小说里的“我”总有很强的私语性和个人性，这种内面式的生活方式强于外在性的社会价值生活方式，也可认为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个反叛和重生。然而，一味沉浸于个人的小世界里，用物质来装点这个小世界，满足于一己的情趣和悲欢，对广阔社会漠不关心，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这就明显堕入犬儒主义了。村上小说的内在危机和负面影响，也正在于此。
村上心仪的作家是卡夫卡、菲茨杰拉德、卡弗等人，也汲取了这些人的文学营养。村上试图在流行文化的外壳里，装进纯文学的内容。可是，论写现代人的异化，他比不上卡夫卡；论写一代人梦想的幻灭感，他比不上菲茨杰拉德；论写普通人的现实窘境，他比不上卡弗。如果说村上还努力向纯文学靠拢，受其影响的中国年轻作家就远不如他，如卫慧、安妮宝贝、郭敬明之类，这些人借鉴了村上流行的元素，却离纯文学精神更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