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标准一直在变，中国作家只要提高思想性就好

在中国文学圈，提及瑞典文学的翻译，人们一定会想到陈迈平、陈安娜夫妇。

陈迈平笔名万之。就在去年，他成为历史上第三位获得“瑞典文学翻译奖”的中文翻译家。在此之前，中国只有李之义和高子英分享过1984年的瑞典文学翻译奖。

而陈迈平的夫人陈安娜，被一些人称为“莫言得诺奖背后最重要的外国女人”。她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学生，翻译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等近50部中文作品。

莫言都曾在2012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举行的见面会上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

夫妻二人现居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一个将瑞典文学翻译成中文，一个将中文作品翻译为瑞典语。4月12日，陈迈平、陈安娜做客复旦大学北欧中心参加研讨会，在研讨会开始之前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有意思的是，无论对翻译还是文学，夫妻两其实有着不同的理解。于是采访过程中，两人之间有时会出现争论。有时陈迈平回答，安娜会笑而不语但摇了摇头，而安娜回答之后，陈迈平会赶紧再解释下自己的观点。安娜透露，陈迈平说话时，她一直努力忍住不反驳他。

陈迈平和陈安娜

一个专注严肃文学，一个喜欢各种各样

最近安娜正翻译的是贾平凹的《秦腔》。“很头疼啊。”说起这部译作，安娜面露难色，“第一，它太厚了，字太多了，我一开始就觉得累了。”

“而且里面有很多词富有贾平凹的语言特点。有的我还不太懂什么意思，他（指陈迈平）可以帮忙。可翻译不仅要懂意思，还要掌握作者说话的方式。”陈迈平在一旁“补刀”说，《秦腔》还很有地方色彩，翻译成瑞典语还要考虑这一点。

“安娜她还想翻译《鹿鼎记》，《金瓶梅》呢。”陈迈平扭头转向安娜，“我觉得这样的书你还是等一等吧，要花个十年。”

说起翻译选择，陈迈平一直有自己的坚持。“畅销小说就是让大家喜欢，我没这个兴趣。中国文学不能总是通俗的、大众的、下里巴人的，总有几个人要去搞小众文学。”

他也坦言长期在瑞典生活后，自己已经对中国年轻一代的阅读情况不太了解了。“我没看过郭敬明的一篇东西，韩寒、冯唐的东西我倒偶尔看一些。网上还出现了一个写‘走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人是吧……”

“我说实话，我对‘上百万、千万’之类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中国现在有哪个人配得上说是思想家吗？”

“我跟他可不太一样。”安娜笑言，“他是阳春白雪，我是下里巴人。”

陈迈平在一旁笑着搭腔：“比如《上海宝贝》，《北京娃娃》……”

“但是我跟你说，我本来觉得这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作品，但翻译它们还是有意义的。”

左起：瑞典汉学家马悦然、陈迈平、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莫言

百年来诺奖标准一直在变

有人说陈迈平是最熟悉瑞典学院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他在瑞典住了二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可以出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获奖演讲，还有机会与大江健三郎、高行健等诺奖得主面谈。 2009年，他当选瑞典笔会理事，在中国出版了文学评论集《诺贝尔文学奖传奇》。

近日，他也在翻译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谢尔・埃斯普马克的小说《霍尔曼的辩护词》及另一位同是瑞典学院院士、评委的贺拉斯・恩格道尔的作品《风格与幸福》。后者将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瑞典学院院士作品集”。

”现在翻译瑞典学院院士的作品，一是希望大家了解瑞典文学。二是比如谢尔・埃斯普马克，他在评委会当了十七年的主席，那我就把他的作品翻给中国作家看看，看看这个人的水平本身怎么样。如果这人水平不怎么样，你们也不用太把诺贝尔文学奖当回事。”

“但能评别人和自己能写是不一样的。”安娜又有不同观点了。

陈迈平说起他和谢尔・埃斯普马克去香港，香港人会问他，金庸能不能得诺贝尔奖？

“很多香港人认为金庸是香港最好的作家，完全有资格得奖。金庸的文学不是所谓的通俗文学，猎奇或者虚幻的故事，它其实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我有些朋友吵起来都会面红耳赤。”他说。

那么到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是在“意外”中有规律可循呢？陈迈平的回答是还有，只是标准在不断增加和变化。

由于诺贝尔定下的颁奖原则是“授予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文学奖曾在历史上出现过几类标准：一是在二三十年代，读者越多，卖得越好，贡献越大。所以那时书卖得特别好，能上百万册的作家如赛珍珠得奖了；后来一批院士喜欢现代派、先锋派，又提出一种解释说对人类作出贡献就是让文学跨入过去鲜为人知的地方，于是四十年代就有很多突破传统的作家如福克纳、艾略特、纪德、黑塞等人获奖了；再后来又有了一个标准，说通过为那些不为人知的好作家颁奖，也是给人类带来贡献。

“这一百年来标准不断变化，其实都是对诺贝尔遗嘱不同解释的结果。”陈迈平说起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实际上是瑞典学院很郑重地表示将来非虚构作家很可能会得到更多的重视。这就是一种规律。”

他还透露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十年来其实被提名了很多次。“亦有人排斥她，说她的作品不是创作，是记录。但很显然，瑞典学院对诺贝尔的遗嘱又作出新的解释。”

陈安娜将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红高粱》翻译成了瑞典语。

提高思想性，中国作家还可能获诺奖

每逢瑞典学院公布诺奖结果，学界、坊间总能引起一阵骚动，年年如此……“他们也在公开演讲中表示，有时候就像抽牌一样，今年是这个标准，明年是那个标准，所以他们的评奖经常在人们意料之外。”

“很多人说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2008年得奖后，十年之内都不会有法国作家得奖了，没想到2014年莫迪亚诺也得奖了。现在也有人说，2012年莫言得奖了，那十年之内可能不会有中国作家得奖了，我觉得这也难说。”

陈迈平表示：“中国作家多了，有余华、苏童、阎连科、刘震云、还有贾平凹……”

安娜一听，打断他：“有女的吗？”她笑言整个世界对中国作家的关注，都集中在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那批男作家身上。

“我翻译过王安忆啊。其实余华、苏童他们，只要在思想、眼界上提高，都有可能（获诺贝尔奖）。”陈迈平向澎湃新闻坦言，“中国的大作家，有思想性的不多。这也不是中国文学的问题，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

安娜则透露，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受到瑞典主流文学界关注，不过中文文学作品在瑞典依然十分小众。

为什么会这样？安娜感慨受众也是原因之一：“我觉得现有对中国作家的翻译作品大部分是严肃文学，这块读者本来就不多吧，你看瑞典读者喜欢看的就是那种侦探小说，青春小说，爱情故事啊……所以看严肃文学的人不是特别多”

而陈迈平会强调大众文学和主流文学是两个概念。“主流文学是在文化界、文学界起主导作用的，跟大众文学不一样。老百姓爱看的，卖得多的，可能是大众文学，但你不能说它是主流文学。主流文学是在一定层次上讨论的文学。瑞典的几个大报纸偶尔也会出书评，但他们盯的还是大众趣味，包括斯蒂格・拉赫松（《太平盛世》《龙纹身的女孩》作者）那样的作家。”

安娜说她的很多朋友爱看英文版的《三体》。“像这种书没有必要译成瑞典语了，它英文也有了。”陈迈平还透露，之后自己还想翻译两位女中国作家的作品，一个是王安忆，一个是迟子建。他还是更倾向于，通过翻译把中国严肃文学的魅力传递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