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而言，文学到底有什么用？

编者按：什么是文学？文学在我们的生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作为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代表人物，托多罗夫体会到法国和整个欧美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形式主义诗学的弊端，于是大声疾呼文学危殆，试图重归古典传统以拯救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文学呈现出的濒危处境。在《濒危的文学》一书中，托多罗夫追溯了“文学”这个概念在法语语境和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演变历史，对文学的狭窄概念、中学的文学教育进行了反思，并指出了文学的危机所在。特别是从自身经历出发，批评了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文学状况。

本文摘自《濒危的文学》第六节《文学何能？》。

《濒危的文学》，【法】茨维坦・托多罗夫 著，栾栋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1873年，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辞世。此后不久，其《自传》发表。他在其中讲述了自己20岁时所患过的严重的抑郁症。在发病状态，他对“所有感官享受都失去兴趣，其他时间喜欢的事情都变得乏味和了无意义”。他尝试过许多治疗都不见效果，忧郁症状持续不退。他继续机械性地完成着习惯性的行为，但是全无感受。这种痛苦的状况延续了两年之久。后来，病态渐渐消退。在这个过程中，密尔偶尔读到的一本书起了一个特别的作用：那是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一本诗集。他在其中找到了被诗句的美所升华的切身感受。“我觉得就像饮用一泓甘泉，从中汲取到了所有的人都能分享的由衷的快乐、同情的喜悦和丰富的想象……我感受到了人们让我从静观自然美景中得到的那种真实而持久的幸福。华兹华斯对我的这种教诲，不仅没有让我脱离，而且还加深了我对日常情感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

大约在120年之后，一个名叫夏洛特・德尔波（Charlotte Delbo）的年轻女子被关进巴黎的监狱：她因密谋抵抗德国占领者而被捕。夏洛特被关押在一个单人牢房；她经受着“暗夜与迷雾”的折磨，没有权利阅读书籍。但是她楼下的女难友可以到图书馆借阅。于是德尔波将她的被子撕破搓成绳索，从窗口把楼下的书本吊上来。就这样，法布里斯・德尔・东戈也住进了德尔波的监号里。他话不多，但却打破了她的孤独。几个月后，一个装牲口的车皮将德尔波拉向奥斯维辛。法布里斯・德尔・东戈消失了。但是德尔波听到另外一种声音，恨世者阿尔西斯特向她解释了通向地狱的实情，并向她表现了团结互助的榜样。在集中营里，另一些渴望完美的英雄们来看望她，他们是厄勒克特拉、唐・璜、安提戈涅。此后德尔波被释放返回法国，然而很久不能恢复正常生活，奥斯维辛刺眼的光把她的所有幻想都一扫而空，阻止了一切想象，各种面孔和书籍都成为虚假……一直到阿尔西斯特回来的那一天，是他的话将她拉出困境。面对极限，夏洛特・德尔波发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能够成为可靠的伙伴。她写道：“诗人的创造物较之血肉之躯的创造物更真实，更不可穷尽。因此，诗人们是我的朋友，我的伙伴，凭借诗人，我们又在存在者的链条和历史的链条中与其他人联系起来。”

我一点也没有像夏洛特・德尔波那样的悲惨经历。我甚至没有经受过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描述的抑郁症的折磨。可是我不能跳过诗人的名句和小说家的叙述。它们使我能够给自己的情感以形式，给自己细碎的生活之川以归整。它们让我梦想，使我为不安或失望而震颤。当我闷闷不乐之时，只能去读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激情昂扬的散文，其余的一切都是那么乏味。又有一天，我发现过去仅仅是预感过的一个生活向度，但是我立刻认出就像真的一样：通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即梅什金公爵的眼睛，我看到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我与“白痴”一起，被癫痫急性发作的高烧推向彼得堡荒凉的街道上。我禁不住设问：为什么梅什金这个人类中最好的人，爱所有的人胜于爱自己的人，被逼进痴呆状况，还要被关入精神病院了却残生？

文学的作用很多。当我们深度沮丧之时，它向我们伸出援手，把我们带向周围的其他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帮助我们活下去。这不就意味着它首先是疗救灵魂的技术；然而，作为世界的展现，它同时能够从内在方面改造我们每一个人。文学有一种待发挥的活力；但是为此就必须在更宽广更强大的意义上理解文学。直到19世纪末的欧洲，这种意义曾经占据上风，但是后来被边缘化。而今天则是一种荒诞地缩小了的文学观念节节胜利。普通读者继续在其所读作品中寻找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他有理由反对就文学讲文学或教人失望的教授、批评家和作家们。如果这位普通读者不在理，那么阅读注定会昙花一现。

就像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文学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思想和知识。文学所期求理解的现实，是非常简单的人类经验（但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比之更复杂）。因此，人们可以说但丁或塞万提斯教给我们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东西，至少与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样多。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兼容之处。这就是文学的“共同体”；但是它也有一些“特别的差异”。前面我们刚看到过，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像浪漫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们都想分辨“共同体”和“差异点”；让我们用其他方面对上述各点做些补充，重新捡拾他们的启示。

一个首要的区别将特殊与普遍、个体与共体区别开来。不论是通过诗人的独白，还是经由小说叙述，文学让个别经验复活；哲学则操作概念。一个保护的是丰富而多样的经历；另一个看好的是便于形成普遍规律的抽象。这就是那个使某个文本或多或少易于吸收的东西。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可以被不计其数的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读者阅读与理解；对同一小说或主题所作的哲学评论，只有对习惯于阅读此类文章的人才能够企及。然而，对于理解这些作品的人来说，哲学家的言论有明确提出建议的优势，可是小说人物和诗人隐喻所展现的波折则很适于多种多样的解说。

作家在形象地表达一个对象、一个事件、一个特点之时，并不强迫人们接受一个论点，而是激发读者去形成这个论点：与其说作者强加，不如说他在建议，他给读者以自由，同时激励读者变得更加活跃。通过调动词汇的使用，求助于故事、例证和具体景况，作品产生意义震颤，开动了我们的象征阐发机制，唤醒我们的联想能力，在初始触发之后，引起长久的冲击波运动。诗人的真实和世上其他表达的真实并不企求具有与科学真实同样的魅力，为了得到认可，诗人的真实需要当今和未来许多人的赞同；实际上，公众的认同是唯一能使“我爱这部作品”与“这部作品讲的是真的”之间的通道合法化。反之，追求对应性真实和自我表现为一种肯定的学者话语，可以屈从于――被否决或（暂时）被肯定的当下验证。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好多个世纪，没有必要询问所有国家的所有读者，去了解作者说的是否真实。过激的论证需要反论证：人们介入一种理性的辩论，而不是一直停顿于崇尚和幻想之中。这个文本的读者可以少冒一些将诱惑与正确混淆的危险。

一个社会的成员时刻沉浸在一大堆话语之中。这些话语对他来说就像不言自明而且必须赞同的说教。这是一个时代的老生常谈，是构成公众舆论的既成观点，是套路陈旧的思维习惯，人们也称之为“宰制性意识形态”、成见或陈词滥调。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认为人的使命要求学会自我思想，而不要满足于在自己身旁找到现成的世界观。但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在《爱弥儿》这部作品中，卢梭以否定性教育的方式指称这个学习过程，暗示让青年人远离书本，以便他能够避免模仿他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人是能够以另外的方式想问题的，因为继承过来的观念，尤其是在当今，用不着靠书本在青年身上安营扎寨：电视早就做到这一点！他掌握的书籍反而可以帮助他脱离虚假的现象，解放其精神。文学在这方面可以起一个特殊的作用：与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话语不同，文学不构成一个训诫体系；为了这个理由，文学避开了用之于清楚明白的论文方面的那些书报检查。对于我们所是的人类，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所有不愉快的真实在文学作品中较之哲学或科学著作中，更容易得到表达和被理解。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其新近的一项研究中建议，对文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功能进行分别阐释。他回避了“真实”或“认知”等词汇的使用，以便描述文学的这个贡献。他认为，与其说文学补救我们的无知，不如说文学治疗我们自满自大幻觉的“自美癖”。在他看来，阅读小说更多地接近的是与科学、哲学或政治著作阅读所不同的经验：与其他人相遇的经验。认识新的作品人物如同结交新的社会人，其差别在于我们能够从作者的视角一举揭开每个行动的内在方面。作品人物越不像我们，就越能扩展我们的视野，越能丰富我们的世界。这种内在的扩展（类似形象的绘画给予我们的视差）并不是以抽象建议的方式形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描写它是那么艰难；这种扩展更多的是将我们生存方式之外的一些新的生存方式纳入我们的意识。这样一种学习没有改变我们精神的内涵，而是改变了包涵本身：与其说感受到了一些东西，不如说改变了感受机制。小说给予我们的并不是新知识，而是一种让我们与各种不同的人交往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更多地倾向于道德而非科学。折中经验的终点线不是真，而是爱，即人类关系的最高形式。

我们通过阅读一部小说扩大了对人类世界的理解，譬如纠正了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那么是否应该如罗蒂暗示性描述的那样对此进行阐述呢？或者说，就像发现一种新的展示性的真实，一种可以与其他众人分享的真实？我觉得术语问题不是首要的，只要人们接受世界与文学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强有力的关系，接受文学与抽象思维相比的特殊贡献。此外，正如罗蒂指出的那样，当一个文本讲述与主体世界不同的个人的世界之时，边界不是把推理文本与想象文本相区分，而是把推理文本与整个叙事话语相区别，不论这个文本是虚构性的，抑或真实性的：在这里，史学家、人种志学者、记者与小说家处于同一个方面。大家都参与到通向完整人性的一个步骤，即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的一个著名章节视之为通向同感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将自己置于别人的位置来思考。”采纳其他现实的人或文学人物的观点来思想和感受，是通向普遍性的唯一方法，可让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从《三剑客》到《哈里・波特》，必须以各种方法，包括职业批评家若非不屑、便是降低身段的方式来鼓励阅读：不仅是因为这些通俗读物使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走向阅读，而且因为这些读物促使青少年建构起了关于世界的最早的连贯的图像，我们深信，后来的阅读使这个图像更加丰富多彩。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