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知识的边界――关于学者写作与职业写作

来源：《创作评谭》　|　林培源

1950年代初期，当纳博科夫着手创作《洛丽塔》时，他的好友兼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寄给他一本法语版的《性心理学研究》第六卷（此书系英国性心理学大师哈维洛克・艾利斯所著)，书中附有一篇俄罗斯男子的“性忏悔录”：该名男子家境优渥，曾在国外留学，自从12岁有了性启蒙之后便沉迷其中，以至于荒废了学业。后来他决心洗心革面，成了一名工程师。就在他准备和一位意大利女子结婚时，他邂逅了一名雏妓，再次深陷性痴迷中，最终将钱财挥霍一空，婚姻也不可挽回地失去了。

纳博科夫在给威尔逊的回信中写道：“（我）喜欢这个俄罗斯人充满爱欲的一生……作为一个男孩来说，他遇见了（或者说渴望）那么多小女孩，生活似乎待他不薄……只可惜故事结局太老套了。”[1]“爱欲与毁灭”，是纳博科夫很早就思考的文学主题。在他最后一部俄语小说《天赋》（1938年）中“洛丽塔”的主题呼之欲出。而1939年夏天创作的短篇小说《魔法师》则成为《洛丽塔》的雏形：小说叙述一个男子与一名病入膏肓的女子相爱。女子撒手人寰后，他独占了女子的孤女―其中可见《性心理学研究》中那个小故事的影子。

我们很难说纳博科夫究竟是学者型作家，还是以写作为生的职业小说家。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纳博科夫的兴趣排行榜中，小说只能屈居末端，他最爱的仍是蝴蝶―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鳞翅目昆虫专家，还曾一度在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担任副研究员（他甚至在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

在西方文学史上，像纳博科夫这样兼有学者气质的小说家不乏其人。比如索尔・贝娄，他1946年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英文系，1952年受聘普林斯顿大学创作中心的研究员。《赫索格》中那位充满思虑、不断写信的犹太知识分子，很明显是学者、知识分子和作家的综合；比如美国小说家约翰・威廉斯，其带有自传性质的《斯通纳》在1965年出版时无人问津，时隔半个世纪后，这部被淹没的小说杰作重见天日，在批评家和读者的双重推动下，缔造了一个新的美国文学的佳话。约翰・威廉斯一生研究文学，既是丹佛大学的学者，也是《丹佛大学季刊》（后改名《丹佛季刊》）的编辑，他将文学研究者和知识分子的魂魄，毫无保留地投在了斯通纳身上。此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意大利符号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科等，都是学者型作家的代表。

在此矩阵的另一端，则是那些不依靠大学机构和教育体制生存，甚至敌视批评家和文学研究者的职业小说家。2018年以85岁高龄逝世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就对批评家抱有巨大敌意；而和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齐名的德国小说家马丁・瓦尔泽，更因《批评家之死》影射了文学批评家、犹太人马塞尔-莱希・兰尼斯基（他素有德国“文学教皇”之称）而深陷“反犹”疑云，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所谓的“职业小说家”，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将毕生精力投入书写中，依靠稿费、版税谋生，与文学研究、学术体系等保持着距离的人―尽管他们偶有文学随笔问世，但读者对他们的定位更多的是“小说家”：比如美国的威廉・福克纳，以色列的阿摩司・奥兹（他著有文学随笔集《故事开始了》），再比如日本的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村上春树等。

以村上春树为例，他曾耗费六年时间撰写了《我的职业是小说家》，在书中细数作为职业小说家的写作、长跑和生活故事，以及对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等。在他看来：“所谓小说家，在是个艺术家之前，必须是个自由人。在自己喜欢的时间，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描述自己写作长篇小说时就像待在“工厂车间一个样儿”，每天按时上下班，不多不少，完成4000字的工作量。“写小说这份活计―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实际上就是非常孤独的工作。时时觉得自己仿佛孤单一人坐在深深的井底。谁也不会赶来相救，谁也不会过来拍拍你的肩膀，赞许一声‘今天干得不错啊’。”（见《我的职业是小说家》，施小炜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

在村上春树这里，写作的神秘过程被祛魅了―没有故作玄虚的“灵感”附身之说，更多的是扎扎实实的“作家生活指南”。透过这份指南，读者可以看到小说家如何进入写作，如何完成每日的工作份额，如何在跑步、翻译、写作和社交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归根到底，判定一个作家是学者型写作还是职业写作，首先在于他以何种身份谋生，其次则是他所依托的知识谱系，以及这一知识谱系在写作中是彰显还是隐匿，彰显多少，又隐匿多少，是否与叙事本身产生了化合反应。大体来说，既有跨越不同身份的学者型作家，也有职业作家，但其文学鉴赏、知识水准又不亚于专业研究者。前者有纳博科夫（其《俄罗斯文学讲稿》《美国文学讲稿》和《〈堂吉诃德〉讲稿》堪称打通文学研究和写作实践的典范），而后者，则可以举出像亨利・詹姆斯（《小说的艺术》）、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1927）、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这样的例子。

亨利・詹姆斯以《一位女士的画像》《金碗》《使节》等几部巨著开了“心理现实主义”之先河，其《小说的艺术》更是被尊为英美小说叙事学的里程碑。他以小说和文论，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而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被文学研究者奉为圭臬，其关于“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区分，也被人津津乐道―相比之下，有时我们会忘了他还是《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等小说的作者；土耳其小说家帕慕克，应“诺顿讲座”而写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将小说写作的秘密和盘托出，其中对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分析，对“词语想象”和“图画想象”的小说的区分着实令人惊叹。当然，一脚跨入小说行当而惨遭滑铁卢的学者也不乏其人。以《小说机杼》《破格》等蜚声海内外的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其出版于2018年的小说《上州》（Upstate）显然没有他的批评来得那么脍炙人口。

此外，“学者写作”和“职业写作”背后还涉及一个知识和叙事的边界问题。以鲁迅和钱锺书为例，他们都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鲁迅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等名篇，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出先声。在《故乡》《祝福》等小说中，我们时时可看到站在无声的农民与发声的知识分子之间无地彷徨的“我”。不过仔细揣摩，我们却很难在其中看到知识话语向叙事渗透的痕迹。也即是说，鲁迅严格控制着叙事的边界，没有将启蒙、民族国家这样巨型的知识话语直接抛进小说的熔炉中。当然，我们也无须迷信詹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中对《狂人日记》所作的结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鲁迅创作小说，当然不会想到“民族寓言”，所有的阐释都是文学研究者后设的知识建构。小说家所要做的，是打磨其小说技艺，聚焦于笔下人物的命运，倾注身心、笔意，让小说臻于至善。

在《围城》中，我们则看到不一样的写作风格。这部聚焦于民国知识分子婚姻、生活的现代中国文学经典得到夏志清的高度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戏剧性，所以更胜一筹。”夏志清甚至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鲁迅和钱锺书的文学地位孰高孰低，不是此处争论的重心。关键是鲁迅的小说和钱锺书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不同审美趣味，以及各自对叙事和知识边界的警觉，如何造成了文本形式层面的不同表征。如果说鲁迅的笔触是冷峻的、克制的，那么《围城》则处处暗藏机锋，埋伏知识和典故，幽默中透出辛辣的讽刺。《围城》滥觞于西方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主义有着强烈的精神关联―试想“围城”这一意象所透露出的荒诞和存在主义的意味。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从国外归来，战时辗转上海和内地，也颇有“流浪汉小说”的意蕴。夏志清正是基于此指出《围城》和欧洲18世纪的流浪汉小说之间的联结。当然，叙事者完全不显山不露水,不暴露其知识分子面貌、审美趣味的作品，可举沈从文的《边城》为例。更为极端的则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其中既没有五四新文学的“欧化”句式，又全无知识分子对农民的俯瞰。

在当代文学中，“学者型作家”也是读者和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话题。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中，格非的小说风格就与莫言、余华和苏童等人的小说极为不同。以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格非的《戒指花》作比：前者充满了声色、气味，在黑孩的目光中，一个特殊年代的乡土世界呼之欲出；后者则在叙事中，让小说和博尔赫斯的一首诗歌形成互文，构建了巧妙的叙事游戏。故事中女记者对案件谜底的探究，又悄然融进了侦探小说的元素。此外，在他的长篇小说《望春风》中，格非将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有关媒介和讲故事技艺迭巧的观点巧妙化入其中。这样的写作，包含着作家对“理想读者”的召唤和试探。

如果说以上两个例子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极端，那么向来以批评家形象示人的学者张柠近来则异军突起，不但推出了聚焦于“80后成长史”和描绘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城记》，还捧出《罗镇逸事四题》（《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这样的短篇佳作。他的小说诉诸口语化，故事充满了生活气息，并无知识分子的叙事腔调。

任何时代的作家都有着多重身份，有时他们穿着隐身衣，飞檐走壁，将毕生所学挥洒在小说江湖；有时他们又抛头露面，在虚构中“变脸”，制作谜题，与读者追逐，与批评家对抗。而优秀的小说家，不管是学者出身，还是野蛮生长，都必须懂得，小说这门技艺需要千锤百炼，更需要写作者审时度势，在恰当的时候，使出恰当的武器。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罗珀：《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赵君译，花城出版社2017年，第176页。

[2][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28―429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文系）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