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近距离观察“茅奖”诞生

来源：天津日报　|　黄桂元

一

随着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帷幕落下，金秋十月将举行颁奖仪式。这个过程中，见证一部部并不惊世骇俗的小说，怎样一步步脱颖而出，成为炙手可热的“茅奖”作品，进而被媒体聚焦，被社会热议，被光环笼罩，自然是感慨良多。

自2011年起，由于李嘉诚先生的赞助，茅盾文学奖的个人奖金从5万元提升到史无前例的50万元，成为奖金最高的中国文学奖项。不过，茅奖在中国文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具有极高的关注度，与高额奖金关系不大，应该说，这是由长篇小说的文体特质所决定的。长篇小说以其体量之巨，容量之大，历来被视为文学族群里的庞然大物，山中之王。莫言称长篇小说为“伟大文体”，认为“长篇小说就是要往长里写”，以此“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那些能够营造精致的江南园林的建筑师，那些在假山上盖小亭子的建筑师，当然也很了不起，但他们大概营造不来故宫和金字塔，更主持不了万里长城那样的浩大工程”。有趣的是，莫言体量最大的长篇小说是《丰乳肥臀》，刚刚超过50万言，他在第八届茅奖的获奖作品《蛙》，也不过28万字。

本届茅奖参赛作品，大体量小说比比皆是，获奖的五部作品中，梁晓声的《人世间》115万言，李洱的《应物兄》近90万言，陈彦的《主角》近80万言，都称得上是鸿篇巨制。无怪乎有评论家认为，近几年长篇小说总体上处于一种繁荣状态，此结论首先是以数量为依据的。浏览本次申报的数百部长篇小说可以发现，地域上，作家跨越东西南北，题材上，作品囊括古往今来，气象万千，风格多元，基本上显示了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四年实绩。据统计，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有上万部，四年大约就是四万部左右，用海量形容，并不为过。当然，海量带来的另一面，就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无论如何，数量能够提供选择余地。选择余地大，也必然带来选择难度大的问题。

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有一套我行我素、且经年延续的评审模式，往往不会偏爱年轻人，对近年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也不大青睐，在这一点，同样以推出文学经典为己任的中国茅奖，就没有那么“傲慢”和固执。茅奖属于体制内的专家、精英评奖，不会放弃“传统价值”这个根本，过去也曾因“曲高和寡”而使人望而却步，第八届评奖有了改进，采取的是相对公平、周全的大评委制，并准许入网络小说参评，但直至上届和本届，仍无网络作家问鼎，这说明多数评委还是坚持自己的评判理念和尺度的。

二

本届获奖作家的年龄跨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也可以看到，每个年龄层面都有一些实力派作家支撑，说明我国作家的年龄梯队还是比较乐观的。

《牵风记》的作者徐怀中，是我国新时期军旅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今年92岁高龄。老作家自省：“就像一条河干涸了，断流了，你只能逆流而上，回到三江源，去找到自己的活命之水。”正因为找到了源头活水，他的写作才能激情不衰，元气沛然，凄美感人，宝刀不老。小说写到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争岁月，讲述了三个人物和一匹马之间的特殊关系，以此拓展了战争文学的书写空间。“对像我这样一辈的老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使用减号。减去什么？减去数十年来，我们头脑中的这种有形无形的概念化口号化的观念。但是对我来说，这种观念是很难去掉的，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我的意识里。我只能回归到文学艺术的自身规律上来。”这位耄耋老人的清醒自知，尤为难能可贵，他的作品获奖是问心无愧的。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茅奖应该有一种责任，给那些毕生献给文学，也确实对文学有一定贡献的高龄作家，表达一种深怀荣誉感的致敬。此类情况，诺奖也曾有过。比如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并获得世界性轰动，当时诺奖却没有考虑他，此后，瑞典皇家学院或许意识到，遗漏这位哥伦比亚文豪将会使得诺奖声誉受损，于是17年之后，当马尔克斯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不久，尽管并非其代表作，还是把诺奖给了他，就是考虑了马尔克斯对世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每个作家都会老去，90岁还在写作品，这个事实对中国作家具有激励作用，何况作品还很出色。文学创作是一项漫长的事业，能够刷新纪录的作家总是极少数，予以致敬并奖励，也一定与茅盾先生的遗愿相符。

当年的知青作家梁晓声，如今已年交古稀，他以其《人世间》的超大体量和丰富内存，显示了一种志向恢宏、充满韧性的持续写作能力。小说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为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今天，以平民视角，多维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作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于人间烟火处彰显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道义担当。

“60后”作家李洱的《应物兄》，丰实、智慧、厚重，被文学界视作一部“现象级”作品。小说虚构了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始末，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通过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勾勒出了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和群体生态，文本建构具有新人耳目的独创性，小说各篇章撷去首句二三字做标题，顺延而下，理论视野无所不在，得到了许多评委的认同。李洱写《应物兄》用了13年，废掉了近200万字，用坏了三台电脑，案头工作寂寞而扎实，这已经不是“十年磨一剑”了，在这个注重性价比的市场社会，这个心浮气躁的娱乐时代，李洱的写作姿态有如静水深流，令人尊重。

同样是“60后”的《主角》作者陈彦，以前并不为文学界所熟知。他有着非常扎实的编剧和戏剧舞台经验，以及写实功底，小说叙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沉浮，与秦腔艺术之间的复杂纠葛。很多细节惟妙惟肖，写出了秦腔的戏剧舞台人生，也写出了社会大舞台的千般滋味。

出生于1978年的徐则臣，在小说《北上》里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小说跨越历史时空，探究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描摹出环绕其间的民族命运和精神图谱。徐则臣少年老成，叙事笃定，运笔圆熟，结构小说的能力举重若轻，改变了人们对“70后”作家的原有印象。由此我想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比如大家熟知的鲁郭茅巴老曹，包括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萧红等文学大家，写出代表作时大都在二三十岁左右。与处于呐喊和觉醒期的五四时代不同，现在文学的起点很高，一些优秀作家尽管年轻，其写作体现了百年汉语文学的经验、视野和功力，令人对他们充满希望。

三

本届评奖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参评作品的征集、审核和公示阶段，3月15日评奖办公室发出参评作品征集通知，经整理、审核，初步认定共有234部作品符合参评条件，5月15日向社会公示。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开始，即62位评委接受聘请，进入各自阅读参评作品的启动。第三个阶段，7月29日评委会封闭集中于北京八大处，开始了为期18天的紧张阅读，包括重读精读和细读，其间穿插着深入讨论交流，经过六轮实名投票，在现场公证下和纪监组监督下，最终产生5部获奖作品，经中国作协书记处审核批准，向社会正式公布。

由原本自由状态的读书人，变成持有原则性、目的性的评委角色，这里面需要进行有效的内在调整，放弃个人兴趣，而服膺于评奖宗旨、条例和尺度。一般说来，评委大多具有写作、阅读经验的丰富积淀，对作品的基本辨别能力还是值得信任的。需要明确的是，评委的个人意见与评委的个人趣味，是两码事，不可混淆。由于评委年龄、籍贯、职业、经历不同，教育背景和审美偏爱各异，决定了大家的意见不可能整齐划一。这里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也有美学趣味的不同，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时有争论甚至碰撞是很正常的，这样可以避免片面与偏狭，使得评选工作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如是，一幕幕畅所欲言、深入讨论的难忘场景，给许多评委留下了值得回味的记忆。

不用说，每届茅奖都会考虑主旋律，道理很简单，这是一个国家奖，而不是企业奖、同仁奖或个人奖。此外，茅奖还有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即获奖作品“是否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文体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茅奖是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助力”过程，获奖作品的标高很多已经具有当代文学史上某个阶段的经典意义，它会对更多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手法产生有形无形的影响。

说过五部获奖作品，我还想就另外一些未能获奖的作品谈谈观感。从作家地域分布来看，中、东、西部作家均有作品入列，茅盾文学奖的全国性视野和观照可见一斑。作家深耕地域文化，其中甘肃作家叶舟的《敦煌本纪》和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捎话》异军突起，具有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和精神学的多重价值和意义，尽显其中国西部文学创作的雄厚实力和多种可能性，受到许多评委的关注。同时，按照地域性的人文风习展开小说叙事，整体上有利于强化作品的历史感和厚重底蕴。而相对来说，把握当下生活脉率、进入近景叙事的难度会大一些。孙惠芬的《寻找张展》直面当下生活，揭示了权力与物质对于人性的异化，呼唤人性良知的回归，令人深思。有两部作品没能走得更远，多少有些意外。一是韩少功的《修改过程》，二是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如果说，冯骥才因中断了大约20年的小说创作，影响力有衰落之势尚可理解，那么，韩少功作为一位对新时期文学思潮有过引领作用、长篇小说成就突出、作品有着持续重大影响的老作家，应该得到文学界的总体性评价和由衷敬意，这也是部分评委的心愿。

此外，本届茅奖获奖小说缺失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乡土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今天的城市脱胎于昨天的乡村，书写“中国故事”，离不开我们文化血脉中的乡村记忆、乡村经验。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创作理应加大力度，有所作为，不负众望。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