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镐的乡村美学视野
一
汉江两岸的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给予了周元镐斑斓绚丽的文学梦，提供给他渊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周元镐一登上文坛，便勾勒出汉水流域所特有的自然景观，描画出一幅幅江汉平原清新婉丽的画卷，展示出这个地域人们的生存进取、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详纯朴的生命样态。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极具原生性。翻开小说，你便感觉到有一种泥土深处的清新扑面而来。当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周元镐的乡村叙事既生动质朴，又有拉开认知距离后的审视目光。周元镐以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成就了江汉平原乡村生活的浮世绘，以本土故事本土叙说的叙事策略，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作者站在新世纪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从自己的亲身体验出发，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生活的细腻场景，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虔诚地表达了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乡村世界的深切感知。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以广袤的江汉平原为背景，以“人”的变化作为写作重点，以一个家庭兄弟俩不同的命运遭际为主线，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全方位地描述了世世代代居住在江汉平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描述了小人物从平民到精英华丽蝶变的艰难历程，浓缩了强烈震荡下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苍桑。作者直面生存的疼痛和温暖，直言快语，条清理晰，写出了今朝往昔。丰富的细节描写，触及社会顽疾，毫无遮掩地暴露出了社会生活的真实，并无形中构筑了一种个性化的修辞话语体系。书中塑造的人物不多，但个个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各具个性，真实可信。作者所有的构思，都是一种试图还原生活真相的质朴努力，它让我们勿须依赖意识形态的辅助，就能充分地体悟到“贴地飞行”文学叙事的全部意义。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看似单纯讲述兄弟两人的人生俗事，实则隐含了周元镐的社会经验与对社会的认识。整篇小说充满强烈的反思意识，尽管作者在当下还不可能一语击穿中国社会，但一层隐秘的社会面纱被徐徐揭开，露出了社会的真实面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没有沦为“生活素材”的奴隶，而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思想的叙事主体。社会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周元镐以平视的姿态，拒绝煽情的虚构，他对社会转型期间个体迷茫的真实记录，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书写。沉重的人文情结，深切的世俗关怀，亲和的民间立场，是周元镐小说能够消解政治乌托邦大叙事文学构架，触及民生要义，直抵遮蔽下的晦暗，在人间悲情中发现美与善，真实展现农村生态的写作驱动力。周元镐把粗鲁、沉闷、挣扎的现实感拥抱在怀中，他的声音尽管还拘囿于经验，但是由于经验是从个人身份做出的观察，所以来得贴切，所以总是沉郁动人。
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让读者揽镜自照沉浸其中，也可能会暗示性的告诉读者一些文字未能尽言的东西。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里的人物，从来就是生存在时代的旋涡中，他们成长蜕变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撕裂的过程，这是生命成长的真实，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而在逝者如斯的叹息和回望中，周元镐投射的目光，不只是怀旧和感伤。尽管是对历史的追忆，却仿佛是经过淡淡的水彩浸染过的；经过有意为之的记忆筛选过的；尽管作品不可能完全滤去那个年代或者说时代背景的某种阴暗色彩，但生活却消褪了某种可能实际存在的冷色泽，而显得处处充满浪漫和温情。
二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通过语言在场的叙事手法，重新复活那些远去的时光背影，复原人物的心灵影像，审察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人性的妍媸陋简。于是，这部小说也就打上了浓重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人格的烙印，使得小说具有一种鲜明的话语意识。展现了一个暧昧时代充满忧患和愤怒、失望和希望的奇特底层镜像。作品充满了对中国底层社会，尤其是普通农民大众的人性关怀，展示了中国农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奋斗与追求、动摇与幻灭，良心的挣扎、道德的纠结，人性的质询与解剖，生命的苦难与命运的尴尬，尊严的坚守与心灵的破碎。
任何文学作品，只有在感悟生命的丰盈之美，将当代人的渴望与憧憬、惆怅与失落、爱与恨灌注成一曲心灵的交响乐章，在社会、历史的宏大文化背景下鸣奏时，才能被社会，首先是被当代人群所接纳。周元镐凭着对永恒的人性和“人性的历史”一颗赤子般真诚的心，用伸张的生命去感受生活，用纤细的感觉去领悟存在。因此在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中，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观察和独到见解，都在无拘无束的议论和兴之所至的文字中，凝固成了启迪心智的话语符号，从而让读者与作者一道在恬淡的心境中，共同把玩哲理的碎片，一起分享思维的快感。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是一曲人生的悲喜剧。小说讲述的是一个令人哀惋又心生怜悯的灵魂迷失与救赎的故事。小说对老二形象的刻画与其说是在写一个不争气的坏男人的故事，不如说是在深刻地揭露新时期农村变革中，所发出的一些不和谐音符。人性的赤裸，权钱的交易，侵蚀着一些人的灵魂，但这一切只不过是社会大变革、大环境中荡起的微小波澜，看起来似乎色彩迷人，但最终定会消失……人若贪念在，事久必自栽。人心欲望往往逃不出一个“贪”，贪得无厌的欲望，只能让一切破碎。走出农村的老大，本来可以过着优渥甚至称得上是高贵的生活，然而，强烈的道德感却时时压迫着他，他始终不能在精神上从沉重的过去逃离。他不是要处心积虑地去抢占社会道德的制高点，以便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苟富贵，勿相忘”的道德标杆或符号，他只是想做一个不忘同胞之情的人。然而在一个欲望社会里，在一个解构崇高和传统的时代，老大这种顽强的家庭责任感也许会受到嘲弄与讥讽，但他没有法子去顺从时尚，他无法回避自己内心的真实。
莫言说：“世事会变，时代会变，人性不会变。作家和批评家最重要的是了解人性，把握人性。只有写出符合人性的作品，才能谈得上反映时代。也唯其如此，才能传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文学有一点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它毕竟是人类通过形象情感的审美来认识、把握世界和自身的一种方式。肯定普通人的人生价值，歌颂他们热爱故土的美好感情，唤起普通人的尊严和生存抗争意识。周元镐的作品直面人性深处的善恶美丑，任由时代的刻刀在我们心上留下的印迹，从一个侧面透视和洞察了当代农村人玲珑剔透的精神领地和人文情怀，真情地触摸着农村底层人群生命场景里的酸、甜、苦、辣，一次次地为我们揭示出当下社会的本质特征与人性的复杂真相。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的深刻性，在于他对人生本体困境与悲情的冷静揭示——人生原本是由某种宿命和未知的力量推动的，苍凉而无奈。
三
乡村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物。乡村对于作家，对于当代社会，对于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精神取向，一种价值取向，是能够寄托、寄放、寄存我们灵魂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些现实问题的肤浅诠释。周元镐的文学作品始终在追踪着生活前进的步伐，传递着时代的脉息，记录着人们生存的，特别是心灵的历史，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周元镐以他的小说创作，为自己，也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乡村世界。这个世界既是假定的，又是现实的，说假定，是因为它是小说，小说是假定的艺术，虚构的、想像的艺术，它是周元镐心灵创造的产物；说现实，是因为周元镐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的发展、关注着社会众生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境界、关注着万家忧乐。
周元镐的写作，是一种可以称之为叙事场效应的写作。他很善于营造由人物关系和外部环境构成的、类似于戏剧规定情境的叙事场。这种叙事场或规定情境一旦搭建起来，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活动，就会按照各自的性格逻辑，顺畅、灵动地运转起来，就像在生活中那样，自然衔接，毫无凝滞，而作者叙事温婉连绵的特色，也会明显地呈现出来。而且，在这样的叙事场中，周元镐显得游刃有余、举重若轻、滔滔汩汩。周元镐的叙事风格虽然不能说宛若游龙，但其语言节奏在多数情况下是舒缓的、缠绕的，有时略带忧郁，却不浓烈，淡淡的，似有暗香浮动。
中篇小说《洞箫一曲过襄河》通过睿智、机警、闪耀着人性光芒的言说，带给我们极大的心灵震撼、深思和启迪。作者用机智的语言解读两位同胞兄弟的生存策略，思考他们所生存的那个病态的年代里“消费主义逻辑”深刻影响当代人的价值观的严峻现实。叙述中，作者尽力挖掘他们心灵的裂痕和伤口，直达其内心无语之处的私密领地，从而解读荒芜、无序、动荡和冲动的产生根源，将破碎的经验整合和提升，让他们从一处处人性的冷硬荒漠中走出来，互知冷暖而不是漠不关心；说出一切需要的忏悔和反思，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关爱；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搭建沟通的语言之桥，使人与人分离的力量重新凝聚。
周元镐的的小说美学姿态，是温和的、古朴的，又是原生态的。他所建构的小说世界也是未经污染的、健康的。他的小说作品，始终植根于江汉平原真实的质朴语境、情境之中，没有矫饰，没有阿谀，没有媚俗，更没有文过饰非。他朴拙地忠实于自己的感觉，从来不曾轻言放弃。于是，周元镐从容的文字、细腻的描绘、深情的叙事以及对于文学的勤奋与执着，便成为一幅不可多得的潺潺清泉抑或迷人风景。
海德格尔说：小说的本质就是语言。周元镐熟练的小说语言，将地域风情和地域文化做了零距离地还原和复制，是一种如临其境、如沐其韵的造型，这就更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某种丰盈厚实的文化品格。在周元镐的小说语言世界里，语言存在与现实生活实现了直接对接，而且，浓郁的人间烟火色彩，健康、生态化的生活场景都在他的小说叙事中，取得了独立的、自足的存在地位。既可以烘托气氛，衬托人物，推动情节发展，更重要的是，又可以摆脱这些拘囿，直接充当小说本体性“言说”的主体。因此，他的小说也便具有了生活般的诗意色彩，这种色彩既与他平和、温暖的小说美学思想和审美趣味有关，也与这些具体场景、细节的运用并让其成为主体性的存在密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