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小说：人生境遇的心理创伤与集体挣扎
供我阅读的来自古城襄阳的作家李杰的小说不算多，不过，这四篇小说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即小说所凝聚的审美走向，在作家目光的关注下指向了人物境遇的心理创伤与集体挣扎。
文学舞台的中心为人物的精神气团浓密笼罩，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流动生成小说的主脉，这是李杰小说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所谓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流动生成小说的主脉，指的是作品的中心不在主人公的外在言行或人物穿行、驻足的世界景观，而是在意主人公精神世界的表现，并将如此精神世界的铺展、形象化而形成的意识河流贯穿全文，成为艺术表达的基本脉络。换句话说，主人公的精神活动支撑起李杰小说的艺术肌质（Textuer）。李杰的小说既有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自述，如《往生》中“青青”的故事由叙事人“我”来讲述，并与“青青”合二为一，也有小说由叙事人用第三人称叙述以主人公为中心的故事。在后者，小说的叙事焦点在所设定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时空中，总是感知于作品中的某一人物，如《千楸万柏》尽管局部会临时感知于某一次要人物，如树贩子“郝仁义”，但把控故事格局的信源方仍来自主人公“老喷壶”，因此，无论作品全局或局部，小说的叙事焦点终在于次知视角。同时，这样的作品，小说的感知与言说是分离的，《千楸万柏》的言说者属于老喷壶的晚辈，“我奶奶”对叙事话语的介入则暗示小说的叙事声音另有所属，言说来自老喷壶对立一方的名叫“大健儿”的“我大伯”的侄子。尽管叙事手段各篇间有所变化，但由次知视角控制作品的叙事格局与基本节奏则成为李杰小说的基本叙事策略。这样的叙事艺术处理，为前述李杰小说的艺术特色提供了可能性，人物的精神气团浓密笼罩着文学舞台中心，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与流动生成小说的主脉，情绪与思想相交织的主观感受弥散在作品的每一个角落。
主人公浓郁的精神状态与活动所支配的艺术形象，在小说世界中指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普通人物人生境遇的心理创伤与集体挣扎。
首先，李杰小说的主人公既普通，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说其普通，在于小说的主人公不过芸芸众生，且往往处于社会下层，与社会精英与社会管理层是无缘的。乡村的老农，城市医院的门卫，劳力者而治于人，属于被支配，被管理的社会基层，社会资源稀缺。而“青青”现在身处城市，但也源自乡野，不过是被城里有钱的老板包养过并为富人生育两个孩子的女人。这样的情人，“老总的如夫人”，实际上见不得阳光，受尽侮辱与损害。《独肾女人》中的“李如意”尽管10年前与男人闯进城市，拼力在城里买下一套房产，有了落脚之地，但也仅此而已，男人体制外生存，半路出家“养鱼卖虾”谋生，苦苦打拼，绳头小利斩获颇不易；丈夫离异后的私生活依然充满无奈，新妇“小妖精”怀孕临盆也要蓬头垢面穿梭在鱼档内外，还要兼顾前妻就医，三个人都生活艰难，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李杰小说的主人公大体处于社会边缘，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说其特殊，在于李杰小说的主人公均与一处广阔天地联系密切，并成为各自人生境遇的前在基础。这就是田野与乡村。老喷壶生老于乡野，门卫老张、独肾女人“李如意”人生的起点也在乡间，《往生》中的“青青”故乡在李家台，幼小时因为没妈疼而为同族人所“心疼”。田野与乡村，是主人公的精神原乡。田野与乡村，与老喷壶与门卫老张的现实刚性联结，相形之下，女主人公与乡野的拥抱就松弛不少，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随波逐流，人生浮萍，成人生涯多围绕城市的高楼流转，不无身份认同撕裂。不过，相形于尚存心灵亮点的女主人公，深植于乡野的老男人偏狭、猥琐或奸诈，目光如豆，精神世界灰暗而缺乏光芒。在作家的笔下，城市不是吞金兽，但金光大道也未出现在广阔的乡野，希望如同主人公一样是渺茫的。当然，李杰小说中主人公的精神走向偏离良善，与普通人相纠结体现了作家对人性的悲凉判断，而乡野与人物的性别、年龄等自然要素纠结一处，生发了多样的变化，本可以重击国民精神的母题。
其次，李杰小说舒展主人公精神画卷过程中，聚焦于人物的精神创伤与集体挣扎。《往生》《独肾女人》揭示人物的心灵伤口往往是直接的。《往生》中的主人公“青青”幼年丧母成为人物此后心理阴影的始点，继母谭仙芝的打骂、指派家务甚至中断继女的学业导演了女生沉重而漫长的梦魇，怨恨、敌视在“青青”的身体内发酵、膨胀，贯穿她由女童到少女再少妇的人生旅程，浓密无垠，郁结为难以化解的病态心结，亲生母亲去世成为心病滋长的顶罪包。但继母不过是“我爹从车站捡回的蛮女人”，其实也是苦命人，但双方不能同病相怜，反底层互害，将自己可怜的人生改善建立在力量更不足的生命上，恶向更弱，其实是令人深思的。值得注意的是，年过三旬的“青青”并未真正仇恨包养自己并为之生育二子的老板，反而将怒火撒在同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继母身上，快意恩仇，反而成就了一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成人后“青青”的认识轨迹是其自我选择的结果，但这样的选择受制于认知与头脑中的认知框架。没有人能够强迫“青青”充当第三者，“穷怕了，饿怕了”，甘为第三者，沦为富人的玩物与生育机器，“有钱花比有婚姻更重要”，女主人公在大把钞票的攻击与童年阴影的悸挛下已将男权社会的价值框架内化，并由此规约自己的人生，面馆小本生意，不过是富人的余唾而已。其间隐约可现女性命运的历史轮回。因此，“青青”将自己的不幸归为继母是目光短浅，也是无能的。其最终面对继母去世企图宽宥继母不过是推卸责任，自我安慰、自我美化与壮胆，终因心债未除而无法轻松前行。心灯不明，难有宁静。《独肾女人》主人公“李如意”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仅天生一只肾脏。一枚肾脏不仅严重损害健康，威胁生命，而且繁殖出丈夫的移情，家庭破裂，主人公将怨恨的目标指向作为丈夫小女友的“小妖精”，再度上演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而不是追求生命救济的制度。其实，“小妖精”一腔情感倾泄给李如意前夫，生活也是窘迫的，孕前需终日守着腥臭浓烈的鱼市档口糊口，孕后则挺着大肚子在四面透风的铁皮棚子安胎。其实，乡野如若美好，两位女主人公又何须离开故土，异地吃苦。可惜的是，主人公视野狭隘，敌视同性固然省事，但仇恨反噬，不仅根治不了疾病，反而收割了沉甸甸的以宽宥为表的负疚。主人公的挣扎既是现实的，又在深层的心灵，同时还是非个人的普遍性，并不孤立，成为挣扎的集体化。李杰以女性特有的感应揭示了女主人公的心灵创伤，敏锐而细腻，行文层次分明又丝丝入扣，但也不无就事论事。相形之下，《老张的沙发》《千楸万柏》拨展人物的心理伤口则间接而隐形。老张、老喷壶的精神世界是封闭而凝滞的，思想陈旧，视野狭隘，心结所在是琐碎、短视而低能量，一套二手沙发，一块烂泥塘填起的场地，被视作宝贵资源，但千算万计不及天算，无论老张被窨井盖砸伤，还是老喷壶的孙子“小福子”服用爷爷伤害他者而剩下的农药自杀，主人公最终弄巧成拙，偷鸡不着蚀把米，结果与初衷的背离所形成的命运张力凸显主人公的精神缺陷，但作品往往最后将落脚点踩在宿命论上，因果报应，没有害人的“大伯”在小说的结尾处获得了两个孙子，冥冥之中似有神秘的力量自导公正，这又说明作品的思想长度与力度还有所不及，也生不出表现的华彩。两篇小说对人物心理创伤的展示间接而隐形，但还是将心理创伤与乡野联系在一起。两位男性主人公是年迈的，精神世界由乡野一手打造、包办，在时代、工业化文明的遭遇战中是没有战斗力的，集体性的受伤与挣扎也就不可避免。显然，两位男主人公能够博取的同情是有限的，字里行间受些嘲弄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事情也不可能这么简单。
再次，李杰小说表现人物的心理创伤总是少不了一定的情境。换句话说，小说讲求通过一定的情境为人物的心理挣扎提供场地。所谓情境，即人物所面对、身处的时空情形与境地。作家为人物设定的情境较为紧凑而单一。“疾病”是李杰小说突出的意象，“健康”成为创作主体难以摆脱的心结。李如意的不幸始自先天缺陷的后天发作，生育的次第推进最终使体内仅有的一只肾脏不堪重负而无法正常运转，个人命运由此急转直下，由夫妻关系异化再丈夫移情顺理成章，高昂的治疗费用而堆高的生命威胁又造就无奈，女主人公对“畸形供养”的认定最终推动其走向关于前夫新妇“小袁”的接纳，变成可以走动的“亲戚”虽不无滑稽，并考虑出让居室让前夫已怀孕的小女友养胎，但在死神面前还是难免走入痛苦之轻的局面。女主人公不幸的根源，竟然是常人难逢的独肾命运。疾病，暴露了亲情的浇薄，但社会内容尚未丰厚。当然，这样的情境是平面的，无缘伸展到复杂的社会空间，也影响人物塑造的心灵辩证法。人性恶，是存在培养的土壤的。自私，具有人的生理因素，但不等于人性恶。人性善恶往往与社会相连，世俗眼中的好人或者恶人也是需要条件的。“青青”的不幸也来自疾病。没有母亲病逝，就不会有继母谭仙芝的生活介入，不会有继母对继女的恶待，也未必有少女南下独闯江湖的动荡生涯，但是，原生家庭就一定能有效地约束、规范子女吗？现实生活显然远比一厢情愿复杂得多。同样，没有疾病，就没有继母谭仙芝的穷途末路，就没有因果报应的心理满足。作为情境，母亲病逝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难免单维，继母的内疚与继女的心灵居高临下也是单向的。作家对笔下的女主人公既有同情、哀怜，又有激赏，叙事人对继母、小妖精是存在心理优势的。作品的情境设计与人物心理创伤的表现是相关的。相形之下，作家为两位男主人公设定的情境存在空间的紧张。在《老张的沙发》中，门卫老张的心愿是卑微的，又是可笑的，可怜的。小说为老张设定的情境是离开乡野而在城里打零工，做了医院的门卫。门卫在城市的社会地位不高，城里的“胖老太”才会将自家淘汰的沙发送给老张，而老张获取二手沙发的狂喜则源自其生命的始点，即乡野的贫穷及其生存的窘迫。离开乡野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及其紧张，就不会出现老张的心理起落，不会充分暴露老张的卑微、偏狭、短视。老张的心理疾患，作家正是通过人物情境才得以笔锋直向，有所批判。老喷壶的心理创伤始自一小块空间，这就是以烂泥塘为原型的场地，烂泥塘既酿就百年古树为人戕害，又害人害己，落得老人后代命丧黄泉的报应。由烂泥塘激起的耳光狠狠地送给了老喷壶这个乡野的老男人，烂泥塘的意象也就与乡野紧密相连，老喷壶的心病也就不能不与生养自己的乡野血肉相连，不能不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乡野生产的男女，尤其是老男人往往与人性不良摆不开干系。作家对乡野显然是失望的。而以 “树贩子”为代表的城市则具有侵略性，贪婪奸诈，掠夺成性，无形中空间比照，城市是狡诈的，但没有城市也凸显不出乡野的愚昧、落后、小肚鸡肠，乡野的人性也是贪婪的。李杰笔下的人物如同一具具五官模糊的面孔，都缺乏人性良善的光芒，呈现出集体共相，颇有些现代抽象派的艺术风格。当然，在李杰的小说世界，女性不够完美，男性更不完美。相形于男性，女主人公是懂得宽宥的。如此人物处理，当然受制于作家。《千楸万柏》的叙事人是晚辈，但又在俯视老喷壶与乡野的芸芸众生，终究是作者在前台蹦跶的影子。但是，乡野的烂泥塘为什么接连褫夺生命，小说设定的情境终究是平面的，尚缺乏深邃的人文时空，乡野基层社会的包括治理的自我完善活动是空缺的，也难觅思考踪迹，这也就不能不制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思想性与审美境界。
李杰的文艺生命应该是年轻的，其艺术感觉是敏锐而细致的，故土可以推动其笔墨不限于紧凑与老实。一个族群的传统文化，一般在乡野而不是后生的现代化城市。作家长期生活的襄阳地区，系荆楚文化的重要渊薮。楚人的始祖为祝融，而祝融诸部为北方的殷人称作荆。同时，鬻雄的二代孙熊绎所建的都城丹阳，楚国建立的第一个郢都，分别为依伴荆山的南漳县、宜城县，均坐落在今襄阳境内。而楚人有自己的传统，尚巫崇赤，好幻想，襄阳古代文人骚客辈出。毫无疑义，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襄阳地区流传着丰富而瑰丽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乃至于文学积累，能够为李杰的文学创作提供丰盛的本土精神滋养，有益于艺术幻想个性的伸展与艺术创作审美品格的优化。同时，中国正处于由千年的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社会转型期，千载难逢，文章憎命达，文字内外共读齐思，有益于作家美好的创作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