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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涛:重读李存葆、王光明《沂蒙九章》

发布时间:2021-09-17 来源于: 作者: 点击数:

奏响沂蒙精神的雄伟壮歌

——重读《沂蒙九章》

孙涛

  李存葆、王光明合作的《沂蒙九章》(载《人民文学》1991年第11期)是一部表现沂蒙老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在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人民戮力同心、奋发图强脱贫攻坚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正如伟大的诗人屈原作《九章》《九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发生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沂蒙山的九段故事结构全篇,首尾呼应、气韵贯通,一如千年前屈子的风骨与文思,带我们领略了沂蒙子弟气吞山川、荡气回肠的崇高精神与伟岸事业。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时值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时刻来临之际,重读《沂蒙九章》,重温老区人民在苦难中挣扎求索,在困境中砥砺前行的壮丽画卷,我们仍旧为作品中那些鲜活动人的人物和事迹所感动、所折服,沂蒙山区脱贫攻坚的故事正是中国千千万万贫困地区涅槃重生的缩影,在建党百年伟大的时刻重温重读这部作品,我们心灵备受鼓舞,而内心深处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则更加坚定。

  一、一份脱贫攻坚的纪实报告

  《沂蒙九章》全篇的主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围绕沂蒙山地区1980年代从贫瘠的历史阵痛中艰难跋涉,经过无数的磨难与残酷洗礼,终于迎来新的崛起与伟大的新生的过程。这是一份以忠实再现的手法写就的脱贫攻坚纪实报告,以酣畅的笔墨筛选记录下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揪心瞬间,令人不禁潸然泪下,掩卷沉思。开篇第一章《白云也难比拟的圣洁》,作者跨越历史的长河,带领我们重温了革命年代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感人事迹:蒙山脚下老妪郭云英大娘,从十六岁即搓麻绳做军鞋,搓十根八缕,腿上麻木片刻,而日日揉,夜夜捋,泛白的皮肤留下了道道亮剑一般的疤痕;百岁沂蒙母亲王换于,用慈母一般的仁心养育了革命的后代,把革命者的独苗孤灯养育地健康无忧,而自己的两个孙子却因缺奶先后夭亡;沂蒙红嫂公方莲,为了给战士供给粮食,两天两夜没合眼地摊煎饼,摊到最后头晕眼花体力不支,一没留神手臂贴在了鏊子上,生生被烫去了一层皮…… 这是多么崇高可敬的道德情操,多么无与伦比的光荣传统,然而进入80年代,这些曾经为革命事业付出巨大牺牲的沂蒙山人民,却依旧生活在赤贫的艰难与屈辱当中,在作者忠实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了沂蒙山人民真实又惨淡的生活窘境:年近古稀的老党员王保科,“家住两间草屋,漏雨透风,摇摇欲坠,老婆又是病秧子,欠下一千多元的债务”[1]王换于大娘用生命守护并保存下来《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按说顶少也得奖她一万元,可文史办才给了她四十元钱!”[2]沂蒙六姐妹之一的公方莲,在“文革”中一家受尽了屈辱,“带者手臂上摊煎饼烙下的疤痕,郁郁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3]很难想象,一个有着无比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却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依然贫穷闭塞,她的血泪和悲哀如此荒唐与不公,而沂蒙山的百姓无疑更加值得拥有富裕的生活与光明的前景,于是不难理解作家在第一章结尾处动情地呼唤:“当沂蒙山人感悟到贫穷才是他们最凶恶敌人的时,那一颗颗被泪水煮过的心开始激跳,他们肩负重轭,让青葱从荒野里萌发,令高楼在泥沼中分娩,又捧出了一篇篇描山写地的绝世文章”[4]。

  可以说,《沂蒙九章》所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沂蒙山区由贫病困厄走向励精图治,由拼搏实干迎来幸福曙光的一段历史——它记录下的那段破釜沉舟、慷慨激昂的脱贫攻坚历程,不仅是要彰显出共产党人对老区人民一份掷地有声的承诺,也要凭借其丰富的细节和深重的寓意,昭示出这场浩大伟业所蕴含的蓬勃力量以及对未来有益的示范与启迪。于是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开始,作者一扫颓丧、失意的情绪,以振奋的精神热情铺写发生在沂蒙山区的一场广阔、深刻、几乎是翻天覆地的变革,以负责的态度撰写转变的历程,以历史的旧貌映衬现实的新颜,整篇作品的格调也陡然一新,逐渐驱除沉落走向了昂扬。《跋山库区的变迁》写了库区的变迁轨迹,1958年水库初建,跋山的北黄庄一下子变成了讨饭村,“迁到半山腰里,人均山岭薄地只有二分,口粮不足八十斤”[5]这是80年代初期北黄庄的现实状况与真实写照。在段维仁、黄善升的带领下,北黄庄的百姓迁坟铺路、凿石造田,人不卸甲、马不卸鞍地挖渠栽树,终于换回了“人均收入五百四十元,口粮六百五十斤”,温饱问题在90年代前率先解决。《最早醒来的罗庄》介绍了罗庄搪瓷厂的发展历程,罗庄在一九七二年公社分家时“仅分得两地排车的家当:三张桌子,四把椅子,六张床板——桌椅还是当年斗地主时的浮财。”[6]在刘树桐、李桂祥的带领下,大家“顶风作案”,开办属于自己的搪瓷车间和陶瓷车间,采取“哀兵战术”四处跑项目拉物资,以百折不挠的劲头泼死泼活干了几个春秋,终于走上了坦途,迎来了曙光,“到一九八二年底,十年前仅有两排车家当的罗庄,产值高达二千八百万元,这在封闭落后的沂蒙山区,无出其右,独领风骚。”[7]除了跋山库区、罗庄镇,《沂蒙九章》后续章节乘风而起,接续记录下了淘尽心酸水始来的平邑县北王庄,因筑路解决交通问题人均收入陡增的沂南县岸堤镇王山村,在无偿投资架电中受益而迈入新生活的沂南丰收村、天水栈村,在大山石洞的恶劣环境中打造沂蒙明珠的平邑县九间棚……这些都是散落在沂蒙山群山深处的一个个微小的乡镇与村落,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变革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可歌可泣、可喜可悲的动人故事。可以说,80年代后期在沂蒙山区每一个乡镇村庄都正在发生着一场关于脱贫攻坚的战斗和蜕变,就如黑暗中骤然出现的星星之火,连缀在一起凝聚而成时代变革的熊熊大火,在沂蒙一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连接、扩大、延展,最终成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变革生活与变革历程的缩影与生动体现。

   历史的车辙,沧桑流转,沂蒙山人前行的脚步,风雨无阻。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沂蒙山区被列入国务院重点扶持的全国十八片贫困地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沂蒙山区蒙上了贫穷与落后的羞耻与阴霾,在耻辱和困难面前,沂蒙山人民发扬顽强的拼搏精神,知耻后勇,砥砺前行,用不到五年的时间,率先脱掉了贫困的帽子,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沂蒙九章》最后一章题为《从古老的朝拜走进新童话》,别具匠心般以临沂城“制高点”鲁南大厦的拔地而起彰显沂蒙地区迈入90年代花团锦簇、群莺竞飞的生动景象,其崛起的象征与寓意自不言待。同时,这种“制高点”的获得与描写,与开篇布满霉斑茅草的百年沂蒙老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然而然地将驱除贫困的进程和成绩呈现了出来,给读者带来强烈的震撼与感喟信服之情。我们很难忘记,在脱贫攻坚历程中一次次的挫折、艰辛、汗水、泪水甚至鲜血,这其中有光明与胜利,也有黑暗与失败,有正义无私的前行,也有邪恶阴损的抵牾,有昂首挺胸迈着大步向前走,也有封闭的观念、历史的曲折和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消耗与阻挡,都在这些故事中缠绕、凝结、消长,最终共同指向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显然,《沂蒙九章》避免了单一豪壮的思想贫困与单一批判的历史泥泞,在这里,脱贫攻坚并不是一个简单而空洞的概念,而是一幅幅夹杂着无数细节和苦痛悲欢的全景纪录片,其中渗透了真诚炽烈的情感,夹杂着沉甸甸的反思,也有无数的憧憬与希冀,共同织就而成一幅色彩斑斓又令人意犹未尽的壮美画卷。也由此,让《沂蒙九章》在时隔30年后的今天仍旧带给我们身临其境的感受,因为足够真诚与精心构筑,让作品的故事似乎依然跳动着蓬勃的时代脉搏,也获得了跨越时空的动人艺术魅力。

  二、讴歌时代的英雄楷模

  作为纪实性报告文学的名篇佳作,《沂蒙九章》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是以酣畅淋漓的大幅笔墨,塑造了在脱贫攻坚战线上脱颖而出的英雄群像,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英雄楷模,多是来自社会的不同行业、不同战线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的巨浪将他们推到了改革事业的潮头,赋予他们崇高的使命,作者用满怀激情与欣赏的笔调描写了他们的风采光华,歌颂了他们的照人肝胆,表现他们的韧性和才气,同讴歌时代精神、歌颂党的伟业相互映照,相得益彰。

  《沂蒙九章》中所塑造的时代先锋与英雄楷模,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名有姓的真实存在,作者毫不凭空虚构,而是通过截取典型而富有感召力的生动细节,小处落笔、精摹细描,让英模人物的事迹显得无比真实,又无比感人。例如在跋山库区的采写时,作者瞄中了一位“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县水利局股长段维仁,段维仁官微言轻,但视民如亲人,拳拳在念,将自己的全部心血、感情投注到了库区脱贫攻坚的事业中,被人亲切地称为“段表态”。“库区行路难,段维仁七赴济南,省水利厅领导表了态,一下拨来二十万元,修了一条一百二十公里的环库机耕路;库区就医难,段维仁走州串府,死磨硬泡,经有关部门领导批示,跋山盖起了两座小医院;库区上学难,由段维仁牵线,几个部门的领导点头,终于村村有了小学校……打墙盖屋,当兵上学,婚丧嫁娶乃至孩儿满月娘生日,不管大事小事,跋山百姓总愿意来找‘段表态’,‘段表态’也从不推辞。”[8]再如苍山县杨庄村的杨振刚,这位一等残废军人的村支书,靠着一副铝合金胸腰卡、一根拐棍支撑业已瘫痪的身体,也支撑起了杨庄老百姓的美好明天。为了调研,他四处奔波“一个月中,他摔倒过几十遭,因手用力过猛,拄折了两根拐杖。”为了修桥,他带病硬抗“正常人打青霉素一次只打一针,最多不超过两针,大夫给杨振刚打了六针,连打了两天都没有退烧。”为了给村里架电,一切材料他都亲自去跑,技术人员也由他亲自去请“他走街串巷,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累得像个黑鬼。”[9]段维仁、杨振刚们的事迹令人唏嘘和动容,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优秀的党员干部身先士卒、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与信念,诚然,他们是普通的小人物、小干部,但更是百炼成钢的英雄与强者,作者把这批人从群众之中挖掘出来,展现给广大读者,从他们的事迹中,我们鲜明感受到了正能量的迸发与传递。

  除了正面摹写,《沂蒙九章》还通过对比映衬的手法,将英雄人物和反面教材并置,在鲜明的反差中加深强化形象善恶高低,表达出明确的爱憎。《大蒜、钻石及其他》于正文前先述范筑先与宋梅英两人行止,前者勤政临沂三载,除盗安民,振兴教育,文事武备,卓见成效。离任之日,城内万人空巷,百姓扶老牵幼夹道相送;后者则利用手中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受贿一案,风传沂蒙,沂蒙百姓无不切齿詈骂,两段文字惜墨如金,然而一正一反,褒贬意图跃然纸上。在苍山县“蒜苔事件”、临沭县“掀酒桌事件”的记述中,作者则通过反复的对比映衬、欲扬先抑,令李荣强、张杰文的操守品行更显可贵。苍山县发生“蒜苔事件”,暴露了苍山领导班子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症结,李荣强于危急之时走马上任,打开县直机关的大门倾听群众的呼声,开展百村千户的访贫问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李荣强敢于同顽疾恶势硬碰硬,以铁腕的手段和胆魄处理了张志富、魏克印等称霸苍山、鱼肉百姓的奸佞,苍山的民风焕然一新。临沭县爆出了“女炊事员掀酒桌”事件,原本都以为是县委书记以权谋私、腐败堕落,待深入调查复核后方知是不负责任的记者罔顾事实的乱写乱报,张杰文无辜背上了污秽骂名,却在舆论监督的“显影镜”下,越来越呈现出其清廉正派,勤勉务实的清官形象。而当一切流言蜚语都尘埃落定,这位饱受冤屈的纪委书记所想所念却非个人的升降荣辱,而是忧心掀酒桌的报道给临沭工农业发展带来的障碍,其大公无私的品行令人汗颜。

  对英雄楷模人物的聚焦和书写,如果仅仅停留在对表面事迹的记录和描述,注定不能画出人的精神和灵魂,而透过事件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领域,开掘其心灵的复杂内涵与轨迹,构成了《沂蒙九章》区别于普通报告文学更为深刻的一笔。我们看到,当罗庄公社凭着“哀兵战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却遭到了小人嫉妒之人无耻举报的时候,罗庄掌舵人李桂祥和李荣强的心中是怎样的义愤填膺、愁肠百结,以至于李桂祥替李荣强买鞋的时候,都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将两只鞋全都买成了左脚的,这两只左脚鞋,包含了改革者多少的委屈与心酸。再如将有着四百二十万资产的厂子无偿献给沈泉庄的企业家王廷江,当他最初苦心劳力攒够了开厂的资本,准备在村里办实业回馈乡邻的时候,却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奚落、挖苦和耻笑,甚至忙于工期耽误了给老父亲治病,在父亲去世的葬礼上,还要忍受在场人们“要钱不要爹”的讥讽,他内心深处所要承受的曲解和误解又有谁能知。于李桂祥、王廷江的身上,作者试图让我们了解,当一位时代的楷模功成名就时,他们是世人称颂的榜样、英雄,然而在功业未成、名声不显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辛劳,所咽下的苦汁,所遭受的屈辱,则更加值得我们去探寻,去体味。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沂蒙山区共产党人那种于逆境中寻求变革的奋进精神,那种无私无我大义凛然、在任何情况下都压不垮打不倒的坚强韧劲,才造就了沂蒙山区的涅槃重生的新辉煌,这是一种在苦难绝境中迸发的蓬勃伟力,在沂蒙山区英模的身上展现地淋漓尽致。

  三、奏响沂蒙精神的雄伟壮歌

  什么是《沂蒙九章》最为鲜明和突出风格特征呢?当我们通读报告文学的全篇,相信很难不为革命老区民众子弟艰难中求生存,披荆斩棘斗志昂扬迈向现代化的奋斗历程所感动,也久久难以摆脱,笼罩在作品章节之上的,那种气势宏大,壮阔雄伟的艺术气场。《沂蒙九章》发表后,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刘白羽在阅读完作品后,称之为“厚重、深沉、粗犷,泰山一样巍峨、雄伟,充满阳刚之气”[10],《文学评论》主编敏泽亲自撰文《时代的强音 民族的脊梁》,赞其为“铁马金戈、雄奇悲壮,激越奋历的‘黄钟大吕’式作品”[11],这些论述饱含着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欣赏与肯定,也暗示着,评论者对一次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同奋进的文学写作的珍视与呵护。在笔者看来,《沂蒙九章》之所以能够收获如此多的赞誉,不仅在于她为社会提供了一份真实可信的脱贫攻坚的报告,也不仅因为她展示出了新时期英雄楷模的光辉群像,更重要的,还有整部作品携带着的丰富的沂蒙文化的基因,在新的历史阶段继承并发扬了伟大的沂蒙精神,这是无价的精神财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其一,脱胎于齐鲁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土壤,沂蒙精神呈现出宽容仁爱、吃苦耐劳、勤俭质朴等内涵,凝练地概括了沂蒙山人民最真实而本原的性格底色。李存葆曾经说过:“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从总的方面说,沂蒙文化是被强化了的儒家文化与当今各种文化的掺和与交糅。”[12]在作者早年的代表作《高山下的花环中》,李存葆便深情塑造了沂蒙山梁三喜一家的动人形象,梁三喜朴实仗义、责任心强,战争中宁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要救下自己的战友赵蒙生;梁大娘、韩玉秀深明大义,卖了自家养的猪,千里跋涉只为替三喜还清了欠战友的账单,没有给部队添一点麻烦,他们淳朴善良、轻利重义的崇高品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沂蒙九章》中,这样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王换于大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她多年后依然住在那间破败陈旧的百年老屋中,青灯孤油,聊以卒岁,却从未想过要过一丝一毫的回报;带领罗庄成为沂蒙山首富德李桂祥,百姓们都住进了新盖德农家楼,自己却仍旧住在十几年前公社盖的三间低矮的陋室里,出力最多却拿着最低的奖金,自己的妻子仍在家务农;沂南供电局长张宝玺,杜鹃啼血效力沂南三十载,四十五岁正是做官发福的年纪,他却瘦得仅剩下个骨架子,脸被山区的太阳烤得黑黢黢,额头上布满了刀刻一般的皱纹,看上去已像六十岁的老者。不难发现,在众多区域文化性格中,沂蒙山人那种朴实、勤劳、宽厚、仁爱、奉献的精神尤其突出,从文化归属来看,孕育诞生于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仁者爱人,那种积极入世的信条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义渗透到了沂蒙人民的精神血脉当中,成就了这里的人民朴素仁善、敢于牺牲的美好形象,也为沂蒙精神的枝繁叶茂提供了坚实深厚的文化土壤。

  其二,革命的烽烟与战火,锻造了沂蒙精神中勇于斗争、乐于奉献、爱党爱军的面向,沂蒙民众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被塑造地分外庄严、显赫、凝重。在山东当代文学史的长廊中,反映抗战题材,书写沂蒙革命精神的创作显得十分发达。如我们熟悉的刘知侠《铺草》《红嫂》、苗得雨《沂蒙山颂》、苗长水《犁越芳塚》、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革命的历史运动为沂蒙文化和沂蒙精神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平台,那些奋不顾身的群众斗争,前赴后继的支前运动,红嫂式的无私奉献,决战孟良崮所焕发的战斗豪情,沂蒙山人民在战争年代所进行的英雄壮举,无不彰显了沂蒙精神的高尚与壮美。且看《沂蒙九章》中的诸多章节,作者回望历史抚今追昔,将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奉献和牺牲如肃穆的黑白镜头般一一呈现:一九四六年,为围歼国民党军队,六百名铁匠木工,千余壮夫不顾天寒地冻,打桩筑墩,铺设木桥,用三昼夜的时间架起坚固的“陈毅桥”;一九四七年,孟良崮大战迫近,以李桂芳、刘曰梅为首的众多姐妹肩荷门板,跃入河中搭起了“女儿桥”,支撑了一个团队的人马从柔弱的人桥上踏过,终于迎来了孟良崮战役奏凯;莒南县“识字班”班长梁怀玉,在全村参军动员会上语出激昂:“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柔女一诺千金,村中青年纷纷奔赴沙场。这些例子,作者没有浪费笔墨长篇大论,而是以只言片语勾勒出最动人的瞬间,让历史联结现实,历史上的丰功伟绩也成为了今日脱贫攻坚的最佳映照。

  其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风浪,激起沂蒙山区人民与时俱进、挑战现实、拼搏奋进、开拓进取的新风尚,沂蒙精神在历史的变迁与新旧交替中迎来崭新的内涵。李存葆、王光明说:“为写成《沂蒙九章》,我们跋涉八百里沂蒙大山深处,采访时间比写作时间还要长,为的是寻真。”“沂蒙山近百年的抗争史头绪万段,现实生活的万花筒又是那般令人眼花缭乱。”[13]是的,当作者放眼遥望今日的沂蒙山,感受大山深入蓬勃跳动的脱贫攻坚的潮流,注定被老区那种崭新的风貌、全新的精神所震撼——沂蒙是一块光荣的土地,这里的小米汤和乳汁曾喂养过中国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里的百姓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而当整个民族在大梦中觉醒,重新投入改革大潮的时候,当沂蒙山的人民也想用自己的奋争改变积贫积弱的生存现实的时候,沂蒙百姓又遇到了怎样的艰难险阻,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啊!我们沿着作者的足迹,领略“躺在沂蒙大地上的纪念碑”、“架在沂蒙空中五线谱”,“镌刻在大山间的雕塑”,终于,沂蒙山“从古老的朝拜走进了新的童话”,当鲁南大厦如擎天之柱拔地而起,我们不禁折服于沂蒙人民伟岸的力量,他们在一次次的挫折和困境中涅槃重生,新的征程上,沂蒙精神非但没有产生某种悲哀的或失落的成分,反而又一次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强化了沂蒙精神的分量与魅力。

  《沂蒙九章》的最后,作者歌颂沂蒙山的年轻与神奇,在崭新的沂蒙精神的烛照下,沂蒙山区正在斩断贫穷的羁绊,重新高高昂起七十二崮雄性的头颅。谁也无法否认,沂蒙人的创业历程充满了艰难与坎坷,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动人的人物与故事才能够获得典型的力量,经得起反复的阅读与歌颂。或者可以说,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沂蒙九章》所展现出来的拼搏奋进的精神价值依然给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示范与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她确乎就是一曲激荡人心的黄钟大吕,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为我们时时奏响沂蒙精神的雄伟壮歌!

  注释:

  [1][2][3][4][5][6][7][8][9] 李存葆、王光明:《沂蒙九章》,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第29页,第26页,第9页,第41页,第50页,第59页,第45页,第138页。

  [10]刘白羽:《惊心动魄的壮美(代序)》,《沂蒙九章》,作家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11]敏泽:《时代的强音 民族的脊梁》,《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12]王万森,周志雄,李建英:《沂蒙文化与现代沂蒙文学》,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213页。

  [13] 李存葆、王光明:《<沂蒙九章>小叙》,《蜕变:当代名作家报告文学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1页。

  (本文原刊于《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04期

 

(编辑:moyu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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