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阿曼《啊朋友再见》：重新发现“90后”的青春
关注90后作家作品已经很多年了，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发现没多少90后作家愿意花很多精力、持续地去写他们的青春生活。对于90后一代而言，他们的青春在文学世界是怎样呈现的，这好像一直很模糊。尤其与韩寒、张悦然、春树、孙睿、李傻傻、七堇年等众多耳熟能详的80后作家关于80后一代人的青春书写相比较的话，这种模糊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现有的写过青春题材作品的90后作家里面，像郑在欢、徐晓、周朝军、张闻昕、苏笑嫣、修新羽、丁奇高等等，他们在写完几个中短篇或者最多一个长篇之后，也迅速转移了创作主题。对于这一代际文学创作现象，我们可以解释说是80后作家写青春写得太多，人们谈起青春文学就跨不过80后的青春叙事，这对于90后作家而言构成了一种“影响焦虑”。又或者，90后的青春记忆与80后的青春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以至于多数90后作家难有热情再去讲述？这些理由只是可能，但无论如何，90后作家普遍不太热衷于青春话题却是事实。多数90后作家即便是写青少年阶段、校园时代的生活，也都会转换为其他话题，比如城市、家庭以及情感等等，目光很少聚焦在青春成长问题上，读者、评论者也很少将它们解读为青春叙事。这种不青春感，或许也是很多人判定90后作家早熟和文风相对传统的一个缘由。
在90后作家普遍“不青春”的认知前提下，我读着宋阿曼《啊朋友再见》这个中篇时，就觉得亲切和有点激动。亲切感首先来自于这个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有很多共通点，比如小说中写到的中学时代遭遇“非典”，比如好朋友变成社会混混，比如放弃一切兴趣爱好埋头苦学只为高考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及考上大学后再不能回中学母校，甚至如小说中叙事者“我”的身份：读了硕士、博士，然后作为大学老师……这些情节很可能是很多80末、90初出生人的共同的成长记忆。当然，作为具体的事件，它们并不为所有同代人共享。我想讲的是，这些零碎事件背后的年代经验具有普遍性。这个“年代经验”是超越每个个体的具体遭遇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感受。比如小说写了上课传小纸条、周末跟着“差生”泡网吧等等具体的事情，从小学阶段到上大学之前，这些事件本身只有小说中的人物经历过，小说外的人的经历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妨碍作为同代人读者的我们与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形成共鸣，原因就在于作家写出的这些具体事件背后，隐藏着一种清晰的年代感。比如通宵泡吧经验，每个人记忆中的泡吧感受并不同，但泡吧本身就足以引发年代感；还如备战高考，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但那种为高考放弃一切的心理经验却是为同代人所共通的。因年代感十足，小说中那些看似平常的成长记录，就都显得别具意味，它们如普鲁斯特笔下玛德莱娜的蛋糕，每个事件-触点都会勾起同代读者的无限回忆。
呈现事件背后的年代感，意味着宋阿曼写这个小说，并不满足于记录某几个特殊个体的成长遭遇，她是要用刘玄、高喜荣、范轶川以及巧莲等人物形象，写出一代人的青春年华，甚至有野心想把一代人当中多种类型的生命轨迹都呈现出来。“我”刘玄是小说中的叙事者，也是作者着力要塑造的年代见证者。在小说中，刘玄有一种比同龄人更成熟的心理和目光，于是她作为叙事者既是在回顾青春经历，也是在审视着自己以及同代人的成长过程。为此我们在小说中能够读到很多非常理性的年代感判断。比如90后上中学时，正是交友软件QQ最风行的时代，很多学生对网络聊天和QQ空间的装扮特别热衷。作者写及这些经历时，有一段很理论的话：“我们是两个由符号和繁体字组成的昵称，在虚拟网线里，我们重新成为同一类人。网络和现实不会被人混为一谈，网络更书面更隐秘，网络新身份隐去了日常逻辑与个人过往，人人都可以为自己捏出雕像；而现实就是现实，撕掉昵称，我们不过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甚至乖乖巧巧的初中生。所有人坚决不打破这堵墙壁。”对过去的生活经历作出如此理论的解释，这是叙事人刘玄已经是大学教师的身份前提下才有可能。小说中这类特别理性的话语很多，大部分属于叙述者成年后回忆过往时的反思性表达，但也有部分是叙述者当年就已具备的、有点超越年龄的成熟感受。比如与大自己四岁、小学没毕业的保姆巧莲相比较，刘玄意识到她们虽是同代人，但未来必然是无法交叉的两个生命圈：“我普通不过，但相比巧莲，我成了拥有了特权的人——可以做不切实际的梦。‘可以’如此简单的词，却是像天堑一般地存在。不知是为巧莲，还是为我窥破了这道命运题的无解与莫测，我的眼泪快要抑制不住。我别过头，迅速将它们抹去。我拿起圆规以同一圆心、不同半径画了两个圆。”这种理解相对于一个才上初中的女孩而言，太过深刻了，有少年老成之感。
刘玄的“早熟”，是知识层面的——“当时的我已经开始思考许多严肃话题，为了解惑，我将图书馆的名著区一排排读过去，试图在那些被命运支配的人物身上寻找回应”，更是成长经验累积而来的。使得刘玄比其他人更为沉稳的“成长经验”，也并非作家刻意提供，或者说先行预设，而是用了很多维度的情节内容来铺陈。比如家庭方面，刘玄的父母经常不在家，她可以算是半个留守儿童，她大部分时间住在外公家，时刻感受着外公严肃的表情，领略着外公独特的行事风格，包括后来母亲癌症化疗情况，这些情况塑造着刘玄敏感而成熟的心理世界；最重要的是，小说重点讲述了刘玄在小学时遇到的奇葩班主任，以及年轻美丽、自由潇洒的舞蹈老师，包括从好朋友高喜荣的家庭情况和性格变化过程中获得的友情理解，这些构成了刘玄拥有比同龄人处事更成熟、更能洞察人心和更能理解别人情绪的经验基础。总而言之，小说所有的内容，既是在讲述刘玄等人的成长故事，也是在编织一个值得信任的叙事者刘玄。这个叙事者当年的“老成感”，不是她回忆过往时作为大学老师因为有知识而老成，而是她当年的成长环境使然。
为什么要把主角、叙事者塑造成少年老成角色？或许作者宋阿曼并不刻意要以此形象特征来表达什么，但我以为这个问题极具意味。90后一代在社会上给人的印象普遍是乖巧和温顺的，包括90后作家，目前为止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的风格也大多是偏传统、重知识、特理性，没有80后当年写青春时的那股叛逆劲和尖锐性，即便有也表现得相对隐晦。对于这种代际性的文学风格差异，我们不能简单以80后的青春文学风格为标准，以此批评90后作家不够锐气。我们需要从90后一代人的成长历程、青春经验中获得资源，以理解这种相对传统、比较早熟的代际性文学风格差异。对此，我以为宋阿曼《啊朋友再见》就是一个很好的文本，她用叙事者刘玄的中学生活和青春际遇，为90后一代人的性格与风格作了解释与辩护。
阅读《啊朋友再见》，是对90后青春的一次重新发现，也是我们重新理解90后创作风格的一个契机。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叙事者刘玄，也就等于可以理解90后一代人为何会如此年少老成。这不是90后不如80后叛逆的问题，而是年代不同了，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塑成了他们的沉稳品格。对于80后而言，叛逆者如韩寒可以对一切都无所谓。但对于80末、90后以及更年轻的零零后一代人而言，因为中学时代严酷的选拔性考试，以及愈来愈严密的社会层级结构，一切叛逆的都被淘汰、被出局。叛逆不再是一种值得书写的精神——叛逆者因为不再能继续受教育，因而不再能书写，能书写的其叛逆基因也已被中学时代的各类考试所磨灭。这一代作家创作风格的老道与沉稳，背后是时代风气的日益循规蹈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