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愁》：新时代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
编者的话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新时期文学创作和创建美丽乡村、保护传统村落活动结合起来，自2015年起，芳草杂志社启动《美丽乡愁》系列丛书出版发行工作。
该系列丛书由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刘醒龙担任主编，每年在全国范围邀集20位知名作家，聚焦以许村、余村、大余湾、姚家山、三堰淌等为代表的当下国内僻远农村，创作散文、报告文学等并结集出版。截至目前，《美丽乡愁》系列丛书已出版六部，为全国各地百余个有特色的村庄留下文学记录，展现了民俗风物，抒发了乡情乡愁。
本版特刊发《美丽乡愁》系列丛书评论文章四篇，一起感受当代中国韵味独特的“乡愁”。
中国乡村建设的深情书写
汪 政
从2015年开始，每年一本，由刘醒龙主编的大型系列散文丛书《美丽乡愁》已经是煌煌六册了，多年坚持，久久为功，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一件事，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型出版行为。当一大套书摆在你的面前，当你走进这些文字，无数作家面对着中国广袤的乡村，认真地讲述它们的故事，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是一遍又一遍的刻画，是一回又一回的刺激，让你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感受，不得不去回味。
这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行动，正在于作家们都有着认真而自觉的书写目标，他们不是走马观花、不是匆匆一过，他们也不是猎奇的游客，他们不但用脚步丈量乡村，更用心体悟乡村。他们不但写出了乡村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父老乡亲，重要的是他们写出了乡村的根与魂，那就是乡村的文化，是乡村之所以为乡村的传统、本色与命脉。读着作家们笔下的文字，我为他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没来由地想到了我们的前辈——几十年前的乡村建设者们。想起了他们当年跋山涉水进行乡村考察与调研的身影。我知道《美丽乡愁》的书写者们所做的事情与那批早期乡村建设者们不是一回事，但他们对乡村的情感是相通的，他们对乡村的理解更有着遥远的呼应，我甚至想说，这些作家是在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了中国的乡村建设中。
中国的乡村建设经过了漫长的道路，几代乡村建设的实验者们也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主张，更有着许多或成功或失败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探索中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但不管如何，作为农业大国，作为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作为国家与民族价值的创造者、传承者、守护者，中国的乡村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有这样的凝聚力，就是因为乡村保存了中华文明的种子，为民族的再生提供了强大的基因。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中国人的思乡，不能简单地理解中国人对乡村的感情，那不是直接的对自己祖先的缅怀，也不是对自己生养之地的怀念，而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一种对自己精神之根的追溯和不断的确认。因此，乡愁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
《美丽乡愁》书写的深刻性在于作家是在文化层面、在民族的根性上来认识和理解乡愁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城乡关系的。在这套书中，不止一个作家对现在的乡村建设发出这样的声音，不能以城市代替乡村，更不能以城市的价值观去取代乡村传统，当然，就更不可让乡村去复制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了。
在中国文学中一直有乡村书写的传统与独特类型，从中国古代的田园文学到现当代的乡土文学，这一传统至今依然强大。但是，在中国古代，乡土书写的任务基本上是由诗词承担的，散文与小说几乎没有涉及到这一领域，散文被抒情、游历特别是政论撑满了，而小说真正的发达成型则是宋元以后的事情，它是中国古代城市兴起直接的产物，因此也很少有关乡村的书写。到了现当代，乡村书写反转而由小说承担了，这是由于小说被赋予改造中国、启蒙民智的重要使命，而不管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还是国民性的改造，乡村都是主要对象。我没有与刘醒龙主编交流过，我只是一种猜想，或者更准确地说，丛书的客观效果让我想到，这是不是开启了中国乡土散文写作的新阶段？或者说，这次大规模的乡村散文书写让我们认识到散文在中国乡土文学中其实是大有可为的。《美丽乡愁》让我们看到了散文在书写乡村上具有与诗歌、小说不一样的功能与效果。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思想的呈现与情感的抒发，散文都成功地贡献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
在这里，不但乡土在散文中得到了表现，而乡土也给了散文以新的滋养——散文新了，散文大了，尤其是，散文“他者化”了。虽然这些作品是有作家个性的，但是，由于主题与题材的关系，散文在这里更体现出对他者的书写。中国现当代散文从一开始，都十分注重一个“我”字，这个“我”字不仅表现在思想、情感与审美个性，更在于书写对象与“我”的关系上。所以，常见的情形就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很少写与己无关的人与事，缺少他者化。《美丽乡愁》确实让人感到了散文中新的“我”与“他”的关系，看到了作家与自己书写对象关系与距离的改变，这是一种值得发扬的散文精神与值得开拓的散文写作境界。
说到乡村建设，说到对乡土中国的全域书写，我不得不就《美丽乡愁》对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表现多说几句。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是中国现代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乡村建设的几个阶段，它也反映出中国乡村治理者们对中国乡村建设认识的深化与理念的更新，它们有着严格的内涵与管理目标。它们既是不同时期国情的反映，又是对中国乡村建设传统、甚至中国农业文明传统认识的深化和对世界乡村治理成功经验的借鉴。而《美丽乡愁》的创作正好从前到后涉及了这三个阶段。我在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么多年来中国乡村的变化，看到了在不同的乡村治理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农村的改变、乡村治理在不同目标中的不同建设模式，更看到了作家对乡村治理理念的理解。所以，《美丽乡愁》就不是一般的乡村书写了，它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记录，夸张一点说，它是中国这几年乡村建设的编年史。
我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有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同时也是文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讨论一部文学作品时，对它最好的评判应该是既把它看成一个文学文本，又能够把它解释成超越文学之外的其它文本。比如是否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本，或者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文本？在讨论某一个年代或者历史上某一时期的文化风俗时，我们常常引用那个时代的文学典籍，如果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真实地叙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它将注定超越文学书写而进入文化和历史层面。我不知道《美丽乡愁》的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野心，但就成书而言，它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质地。我还要对所有参加写作的作家表达我的敬意，他们是有现实情怀的人，他们怀着对乡村的热爱去写作，怀着对中国乡村的现实关注去写作，这恰恰回应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质。这样的写作对作家有一个相当大的考验，那就是知识。在这套丛书中，我没有看到此类写作常见的毛病——“路径依赖”，没有停留在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上，比如改革开放、乡镇经济、土地承包等等。《美丽乡愁》的作家们做足了功课，他们身处乡村的现场，对中国乡村建设与城镇化的历史以及这一过程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都很熟悉，而且都化入到了对书写对象的形象化表现之中。
我由衷地希望有更多作家加盟这一计划，为当下中国美丽而宏大的写作工程添砖加瓦。
现代中国人的“乡愁”
李云雷
《芳草》杂志从2014年开设“美丽乡愁”栏目，汇集众多文学名家，在各地乡村采风，并将之汇编成册，2015—2020年间先后出版了文集《美丽乡愁》六册。这既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时代主题，也展现了各地乡村的风景风情风物风俗，留下了珍贵的时代记录。对这一文学行动多年的执著与坚持，显示出刘醒龙独特的视野与眼光。
“乡愁”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等诗词名句，是镶嵌在中国人文化基因中的情愫，但传统的“乡愁”大多由于时间、空间的距离或特殊的人生际遇而产生，而现代中国人的乡愁则负载了更多复杂的因素，在鲁迅的《故乡》中，叙述者“我”千里归乡，在家乡感受到的不是久违的亲情，而是一个新知识分子在旧伦理秩序下乡村的“隔膜”，是变化了的“我”与不变的乡村的内在冲突，但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更复杂的是，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变化了的“我”与变化更加剧烈的乡村之间的情感矛盾：我们熟悉的乡村与乡土中国已经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中，那么我们的“乡愁”又该安放在何处呢？
现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特殊经验是，我们始终处于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之中，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从革命中国到当代中国，我们以一个世纪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从乡村的角度来说，我们走过了“土地改革”“合作化”“包田到户”“脱贫攻坚”，如今又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期间经历了数度天翻地覆的巨变；从文学的角度说，我们走过了鲁迅的未庄、柳青的蛤蟆滩、路遥的双水村，这些文学史上广为流传的村庄，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标志，已深深镌刻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从文明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既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有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的信息文明，我们正在逐步推进城镇化，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告别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农耕文明，但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农耕文明之上，我们所熟悉的也是“乡土中国”，一旦“乡土中国”不复存在了，那么何谓中国，何谓中国文化，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中国人”？这些都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界定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乡愁是一种更加复杂难言的情感，其中既有个人对故土的怀念与眷恋，也包含现代主体对旧日时空的隔膜与内在矛盾，更包含身处工业与信息文明时代对农耕文明的遥望、珍惜等复杂的情绪与态度，甚至也包括在信息时代对工业文明遗产的重新审视与珍视等等。具体到每一个人，“乡愁”的对象与情感方式并不相同，中国的飞速发展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处于随时变化之中，这使得我们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改善，并且随时都有新鲜感，但不足之处在于，我们很难辨认出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处于激烈的震荡与变化之中，很难形成一个稳固而坚定的内在自我，在这样的时刻，“乡愁”也便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确认自我的一个重要方式，有的人怀念故乡，有的人怀念第二故乡，有的人怀念知青时代，有的人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所怀念的对象反过来成为他们界定自我的路标。
《美丽乡愁》中的文章大多写的是中国乡村，或描述当下乡村的风俗风貌，或聚焦新农村建设中的人与事，或钩沉古老村落的历史，或抒写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汇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从不同侧面勾勒出当前中国乡村的种种面貌，让我们看到了正在行进中的历史和正在改变中的中国乡村，为当下中国乡村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不同作家面对中国乡村及其变化时的复杂情感，他们的体验与情感是真实的，也是丰富的，他们与中国乡村一样，都处于历史的大变动之中，他们的乡愁本身可能也会成为未来人们的乡愁，这是乡愁的无奈之处，也是乡愁的美丽之处。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一代代中国人在华夏大地上生活过，但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被书写和记录过，当今的“我辈”自有不同于前人的视野与眼光，以我们的眼光去书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乡村、我们的中国，自然会带有我们的生命气息和我们眼中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美丽乡愁》文集以及这一文学行动，选择了“乡愁”这一独特视角切入时代与乡村，让我们看到了“乡愁”在当代中国的复杂性与独特韵味。我们可以看到《美丽乡愁》文集作者和编者的独特眼光和担当精神，正是因为看到了当代中国乡村及其变化的重要价值，也是因为看到了文学对于乡村与时代的记录、思考、审美的独特功能，他们才会选择“乡愁”这一主题持续多年编撰文集。《美丽乡愁》文集中既有历史感与现实感，也有对未来的想象与憧憬，是在为乡村留影，为时代留声。
有一种乡愁是美丽的乡愁
马步升
作家刘醒龙主编的《美丽乡愁》文集，从2015年到2020年，每年一卷，共计一百多篇文章，前后有百位作者参与撰写，题材以书写当下中国农村为主。作者遍及国内大部分省份，所涉村庄也分布于全国各地。一篇文章一个点，百篇文章成画卷，大扫描、大写意、大纪实，笔法不同，宗旨相近，就是以一个个点、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共同汇聚为中国人当下的乡愁情结，为正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种精神原动力，也因为此，文集以“美丽”做界定语，可见，无论从价值导向，还是美学趣味，都是高扬时代主旋律的。
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农业文明传承的国度，乡愁情结可谓江河滔滔汪洋无际，从《诗经》《楚辞》，直到当下，无论诗词歌赋小说戏剧，还是日常言谈，表达乡愁情绪从来都是各种话语的显耀主题。可以说，凡乡村在处，无处无乡愁。乡愁从来都是怀旧的，伤感的，沉重的，也是温暖的，情绪状态表现各异，但其情感倾向和美学特征，总体指向为一个汉语词汇：美丽。乡愁是古已有之的，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哪个时代，如果说，大地上的庄稼牧群供养了人们的身体，那么，乡愁情绪滋养的是人们的精神情怀。乡愁最早获得学术命名时，多少显得有些沉重。早在17世纪，瑞士的一位医生在诊疗一些病患时，发现并总结了这一种病理特征，他将其界定为：乡愁。大意是，一个生病的人因为他并非身处故乡而感觉到的痛苦，或者是，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的恐惧。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乡愁定义为一种疾病，也符合基本事实。确实，乡愁是一种带有高贵感的怀乡病。人在离开故乡后，不由自主会怀恋故乡，因为故乡不仅有亲人，有熟悉的土地风物，更重要的是，故乡承载着自己最初的成长记忆，以现代西方哲学家乌纳穆诺的说法，记忆是一个人最主要的精神资源，这是确定自己是否存在的最重要的载体，记忆失去了，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哪怕这种记忆是苦难的，但也具有不可与他人交换的无上价值。至于再也无法回到故乡的恐惧，更是一种生命失去依靠以后的震荡情绪。在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的古典时代，离开祖祖辈辈生存的田园，无异于自我放逐，就像一种植物由此地移栽于彼地以后那种适应新的水土的过程。而走出家园以后，何时能够再回家园，永远都是未知数，也许，此一别就是永别：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一朝离开故乡，千里万里远游，置身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山河悬隔，乡音乡风迥异，陌生感、孤独感、疏离感、无所归属感、悬空感等等情绪汇聚而成的恐惧感便会油然而生，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身似飘蓬，心如孤月，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感受。
一种古老的情绪不仅会以强大的惯性延续下来，也会与时俱进，并且还会积淀为一种带有学习和传承功能的民族文化心理，凝结为一种民族文化共同体，看似无形，却牢不可破。也许，正是有着这种民族文化共同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却散而复聚，聚必更强。固然，古今乡愁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那种情怀却是一脉相承的：看君已做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感、归属感，才是文化力量的核心所在。
愿或不愿，幸或不幸，我们已然来到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身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社会业已转型或解体，原有的乡村社会已大踏步迈向现代社会，固有的乡村社会构架、乡村道德、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方方面面，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每一个乡村，哪怕是向来号称偏远的乡村，也已全方位搭上了大时代的列车。乡村道路的修建和普及，使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通达每一个乡村的每家每户，现代通信工具，又让每一个乡村的每个人与城镇居民一样，在同一时间同享外界信息，桃花源式的乡村不复存在，遗世独立的愿望只能成为一厢情愿。时代在变，乡愁的底色也在变，脱贫攻坚的时代战略，拉近了城镇与乡村的财富距离，城镇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和人文成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面是城镇化浪潮势不可挡，一面是乡村振兴的锣鼓重锤敲响，看起来这是相悖的方向，在实质上却是并行不悖的，既要城镇化，也要乡村振兴，城镇化为乡村振兴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乡村振兴为城镇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达的城镇、美丽的乡村，才是我们理想的家园。
《美丽乡愁》中的各个篇章，聚焦点都在乡村，涉及古村落文化的传承保护、当下乡村的生产生活以及人文状况、新农村的新风貌等等，它们无不体现着编者和作者对乡村命运的一种责任担当和情感投入。但其情感重心，却不是站在传统乡村的立场上，为变化了的乡村奉献渔舟晚唱，而是站在时代的前沿，为新时代的新乡村勾画新的蓝图。其中，有对历史记忆的追溯，有对当下景象的留存，有对乡村未来风貌的畅想与期待，而百人一心，百篇一理，所有乡村最终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社会主义美丽新农村。
书写乡村的“辩证法”
周新民
回顾中国乡村书写，一般认为有大概四种叙事模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书写、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书写、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政治书写、以路遥为代表的经济—文化书写。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面貌、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乡村书写也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今天中国作家书写乡村，面对前辈作家留下的丰富遗产、面向当下中国乡村发展的新态势，我以为，需要考虑乡村的“变”与“不变”、“城”与“乡”、“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民族故事”与“世界视野”等重要问题。上述这些关于乡村书写的辩证思考，源于我对刘醒龙主编的《美丽乡愁》系列的阅读感受。
“变”与“不变”的交响。中国乡村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蜿蜒曲折的乡村小路，不再是乡村的标志。“村村通”、“组组通”工程把宽阔水泥路修到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农民的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祖传几代的传统民居已成为历史遗产，一栋栋漂亮的小楼星罗棋布般散落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乡村最亮丽的风景。尤其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彻底消除乡村的贫穷落后为宗旨，彻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同时，农民的精神面貌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讲文明、懂科学、精神焕发的农民形象正走向历史前台。然而，乡村还有“不变”的维度。其“不变”主要体现在乡村仍然是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现相对集中与纯正的地方。幽静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乡风，寄托着现代人的乡愁。乡愁也因此成为乡村书写的另外一种常见视角。
乡村新变和乡愁寄托，是书写乡村的两种基本视角。看不到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是罔顾事实。把乡村排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静止地书写乡愁，也是对中国乡村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一些作家看来，书写乡村新面貌和留住乡愁之间相互冲突。前几年盛行的还乡书写就陷入了书写乡村“变”与“不变”二元对立的泥沼。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处理乡村的“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应该认识到，留住乡愁，不是留住封闭、保守、落后的乡村。留住乡愁，也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农民的形象。书写乡愁是要写出乡村在历史洪流中，留住乡村的青山绿水，记载下中国农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传颂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美丽乡愁》里收录的散文，特别注意乡村的“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这些散文作者在描写新乡村的时候，并没有把乡村异化为城市，而是发掘乡村最为根本的要素。
“由城返乡”：乡村叙事新范式。当下，“乡下人进城”的叙事模式已难以表现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农民工的素质得到提高，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农民进城务工，实现个人价值，也成为乡村人进城的重要追求。同时，进城的乡村人也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力量。农民工素质的提高、进城目的的变化，突破了“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所设定的“接受城市改造”的主题。因而，“乡下人进城”叙事模式已经难以完整表达进城农民的生活状况。其二，有些叙事为了突出乡村人的淳朴，夸大城市价值观的功利性，进城的乡下人被刻画成城市的受害者，简单地把乡村和城市对立起来。一些乡村叙事之所以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显然是没有在新时代的语境中正确理解城乡关系而引起的。
《美丽乡愁》非常关注“新村民”。“新村民”是指在城市受到良好教育、在城市工作而又返乡的人，或者是受到现代化思想熏陶的乡村人。这些“新村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他们为美丽乡愁抹上了靓丽的颜色。我们不难发现，书中“由城返乡”的书写模式充分注意到了一个基本事实——乡村建设最终还是需要乡村人来承担。这也是正确理解新时代城乡关系的必然结果。
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相交融。中国当代乡村书写自始至终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中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人物形象，常常被称作为新人形象。新人形象以其体现出乡村变化的鲜明历史意识，成为表现乡村变化最为直观、形象的艺术符号。
回顾中国当代乡村书写，新人形象塑造也出现过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只注重新人形象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意识的深度，所塑造出来的新人形象出现了概念化、符号化倾向。这种新人形象缺乏艺术感染力，不能从情感上打动读者，也难以成为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另外一种弊端是，有些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呈现出碎片化、欲望化的特征，出现了“去历史化”的缺陷。我们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在塑造新人形象时，应当在乡村日常生活叙述中来展现新人形象的精神世界。乡村的人际交往，乡村的婚丧嫁娶，乡村的耕种与收割，构成了新人形象的日常生活。新人形象所体现的历史意识也应当根植于此。
当下对脱贫攻坚的历史书写，有机地缝合了日常生活叙事的合法化与历史化叙事之间的缝隙。脱贫攻坚一方面认可了乡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把乡村追求世俗化生活纳入共产党的宏大历史使命的叙事之中。《美丽乡愁》的诸多篇章关乎脱贫攻坚。乡村的自我变革的宏大历史叙事和乡村日常叙事，在脱贫攻坚叙事中找到了最佳的结合点，乡村宏大叙事与日常化叙事之间的张力被化解，乡村叙事的崭新历史视域也向中国广大作家敞开。
乡村书写：讲好中国故事。乡村书写承担着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 书写中国乡村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发展脉络，诚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乡村书写也必然有着独特的书写方式。柳青的《创业史》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讲述中国乡村故事的两种重要方式的代表：《创业史》采用史诗模式，它是中国历史叙述的“实录”传统的延续；《山乡巨变》是对中国抒情传统的大力借鉴。此后，“实录”传统、抒情传统渗透进中国当代乡村叙述的肌理，成为中国故事讲述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艺术模式和表现手法。《美丽乡愁》着力于表现传统乡村的美丽。乡村的一幅幅风俗画、风景画，乡村的小路、磨盘、农具等等，都成为凝聚这乡村美丽的载体，也成为乡愁的象征。另外，《美丽乡愁》所收录的文章，基本是抒情性、纪实性的散文，是中国优秀传统散文的承传与创新。
《美丽乡愁》已经连续出版了六卷，它们比较好地把握了乡村书写的“辩证法”，写出了新时代的“创业史”和“山乡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