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是最痛的灾难
肯定地说，但凡常人，谁都不希望发生灾难，不管是天灾，还说人祸。但从46亿年前太阳星云分娩出地球之日起，地球生物至少经历了五次灭绝性的大灾难；而自人类诞生以来，600万年间数以万计的大小灾难，也如影随形，从未有过中断。比如，1441年开始的黑奴贸易，死亡两亿人；1556年陕西大地震，死亡83万人；1887年黄河大洪灾，死亡200万人；1918年西班牙流感，死亡一亿人；1931年长江大洪水，死亡300万人；始于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7000万人；始于1941年的纳粹大屠杀，死亡600万人；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亡200万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亡31万人；2018年汶川大地震，死亡近8万人；而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已造成全球超过450万人死亡、2.2亿人感染。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说，人类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亦是一部灾难史。灾难带给人类的不仅是无限的伤痛，还有刻骨的眷恋和深深的绝望。人类能提心吊胆、跌跌撞撞走到今天，乃是上天赐予人类的幸运。但有幸运就有灾难，这是常识，亦是规律。那么，有幸活着的我们，面对无可逃遁的灾难，是躲避还是正视？是遗忘还是铭记？
“灾难就像刀子,握住刀柄就可以为我们服务,拿住刀刃就会割破手指。”这是19世纪美国诗人洛威尔为我们留下的金玉良言。“握住刀柄”，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正视灾难。正视灾难，既是人类对自然的清醒认知，也是人类对自身的自觉救赎，就像唯有面对阳光，阴影才会被甩在后面。具体说，即灾难一旦发生，要敢于面对，不回避，不躲闪，及时将灾难的伤亡情况、危害程度、前因后果等真相公之于众。倘若真相总在事发多年后才羞羞答答露出脸面，这样的真相很容易被岁月“风化”，甚至被“整容”，也很容易备受质疑，既不利于幸存者的心理疏导，也无益于汲取教训，更是对生命的践踏和自然的亵渎。
其次，要铭记灾难。为什么要铭记灾难？因为灾难可以让人类对自然心存敬畏，对自身文明的存续发展保持足够的自信，而人类正是依靠这种敬畏与自信，才得以延续至今。铭记灾难，不光事关国家民族，也与每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灾难既是刻在人类心灵上的一座墓碑，也是竖在人类面前的一面镜子，唯有铭记，才有反思与自省，进步与动力，时刻提醒人类长点记性。
但铭记灾难，并非留住痛苦，留住怨恨，而只为痛定思痛，汲取教训，警示未来，让幸存者时刻保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居安思危意识；让灾难的历史融入每个幸存者的血液中，融进一个国家的记忆里，变成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从而提升一个民族的抗压能力，成为日后的强大精神支撑。
当然，铭记灾难如同灾难本身，同样会很痛苦，甚至比灾难本身还要痛苦。但任何一次巨大灾难的结束，都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灾难在毁坏旧文明的同时，也锻造了新的文明，不仅赐予人类诸多警醒和启示，还常常以其悲剧的形式给予人类继续存活下去的勇气与智慧。所以说，灾难也是人类的珍贵遗产。尽管灾难危害极大，但只要我们时刻铭记，准确握住它的“刀把”，便可化险为夷，将灾害变成利益，用灾难换回价值。
比如，黑死病后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和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体系，建立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诞生了防疫医学的概念；泰坦尼克号沉没后改变了有关船舶安全措施的规定，修改了船舶的设计；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促进了反应堆监测的一大改进，极大增强了人类的环保意识；“911”事件后世界各国联合制定了反恐法律，为人类的平安增设了一道屏障。如此这般，灾难既可改变历史，也能推动社会进步。灾难的历史一旦被真实地记录下来，还会以种种方式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告知后人：只要铭记灾难，痛定思痛，就能超越灾难残留的苦难，突破人类认知的盲点，浴火重生，继续向前。
问题是，如何才能铭记灾难？
有关灾难的历史，中国其实早有记载，且车载斗量。如《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即1555年），陕西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造成83万人死亡！问题是，我们有记录，但却罕有记忆。究竟靠什么样的记录才能留住记忆、铭记灾难呢？歌颂救灾的文学固然需要，但窃以为我们更需要的是“见证文学”，即叙述的主体不是救灾人而是受灾人，灾难的主角是受灾人而不是救灾人。因为受灾人与灾难的关系，无论是他还是她，都是最直接、最具体的，也是最灵魂化、最精神化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见证意义。因而“见证文学”所见证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历史，是生命在废墟下最真实的挣扎，是个体脆弱而复杂的人性。
45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离我们并不遥远。翻阅当时的历史记录很容易发现，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对地震的认知上，重点是“救灾”而不是“灾难”；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几乎都是“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促进抗震救灾”；其他文字记录的也大都是战天斗地的“豪迈壮举”和“模范事迹”。而对人员伤亡、物资损失、地震原因等绝少论及，这样的记录自然很容易偏离灾难的本质，其结果很可能是痛定思痛失去前提，民间记忆减少分量，铭记灾难难以得到保障。
但汶川大地震则不同。由于历史的进步，地震发生以后，从上到下，敢于面对，敢于正视，认知的重点从“救灾”变为“灾难”，各大媒体改变了“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老观念，通过全方位的开放性报道，让全世界第一时间就知道了真实的灾情，于是救援大军呼啸而来，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对抗震救灾和安抚灾民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由于此次记录大多都忠实于灾难的真相和本质，前车之鉴便有了根据，避免覆辙便有了前提，铭记灾难也就有了可能。在这一点上，美国作家沙希利·浦洛基所著的《一部悲剧史：切尔诺贝利》一书，堪称范例。该书直逼历史深处，既将核事故中所有响亮和微弱的声音全部记录在册，又将灾难背后的真相全部披露于世，还将所有模糊和片面的认识一一厘清，为后世铭记灾难留下了“铁证”。而我创作的反映汶川大地震的长篇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不少看过的人十多年后还能记住书中的细节，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写得真。可见就灾难文学而言，真实记录才是其力量和魅力所在，价值和意义所在，也才是后世铭记灾难的保障所在。
其实在如何铭记灾难方面，国外是有不少举措和经验的。比如日本，1995年阪神大地震发生后，为将教训传诸后世，以防灾难在忘记时再次袭来，日本兵库县当年10月便展开大规模的调查，收集了16万件第一手资料，随后又建了地震纪念馆；同时调查人员还用10年时间对受灾人进行跟踪调研，而后将调查记录公开出版，并在全国230个地方建了殉难者纪念碑，定期举行祭拜活动，以促使全社会不断唤起对灾害的记忆。比如德国，二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对纳粹杀害600万犹太人全都明确表示：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甚至扑通一声，竟当众双膝跪在了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这惊世一跪，犹如一道横空扯响的闪电，瞬间便将世人沉睡的记忆再次唤醒。
灾难并非因为我们害怕才发生,而是因为我们遗忘才降临。健康与平安、快乐与幸福，只存于铭记灾难之时；一旦遗忘，必将再度陷入更大的灾难，甚至成为一生的牢狱。真正的灾难，其实并非灾难本身，而遗忘灾难，才是真正的灾难，也是最痛的灾难。因此，目睹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当下的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灾难，我们该如何正视、如何记录，又该如何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