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及其文学表达
疫情由于其突发性、灾难性和悲剧性，为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在应对中，人类社会不同机制，不仅应激催生出差异化的应对举措，疫情及疫情以后的政治、社会、哲学、伦理等方面差异性追求，也日益凸显。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命运之无常与灾难之无情，在文化层面因不同的审美情趣追求和现实功能需要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并且，意识到这场疫情引发的“灾难”深刻地改变了观念世界和影响着日常生活，已成为共识。
西方社会尤其是英语世界在疫情以来，将“灾难”设置为文学表达的叙述动因，结合疫情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如选举、脱欧、环境问题、种族问题等，有了相当丰富的文学创作。同时，以虚构的形式，以假设极端灾变为前提，如气象灾害、末世灾难、病毒灾难、人类文明重建等，模拟人类的选择，以模糊“虚构”和“现实”的界限，达到对疫情时代的某种现实的反思。在中国，多领域、多学科的深度介入，让“疫情”与“后疫情”成为显著的语境和思考的基点。疫情突如其来，影响巨大，不仅向医疗卫生、社会危机、教育方式、新闻传播、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急切需要应对之策的领域追索答案，文学亦是如此。多场或大或小或线上或线下的学术讨论，将文学与现实、科幻与灾难、疫情与抗疫、灾难与灾后等文学思考，推进文学实践的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对象乃至路径。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带有“预见性”的两部小说《彼国动物》和《花冠病毒》。
澳大利亚女作家劳拉·吉·麦克凯的处女作《彼国动物》（The Animals in That Country），她借阿特伍德的同名诗集中的诗句“从另一国度传来的一个声音”（《一个声音》），神奇地预见了动物流感病毒流行引发的社会崩溃以及想象出在此之后社会的崩溃，人类因感染，拥有了理解动物语言的能力，从而从动物视角对人类行为进行反思。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当代作家毕淑敏的《花冠病毒》在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再版。毕淑敏的作品是一部因2003年“非典”暴发而沉潜8年，于2012年出版的带有幻想性质的小说，其再版恰好是2020年4月。从小说来看，无论是病或者药，抑或是人物关系甚至情节走向，实际亲赴一线体验、参与采访“非典”的毕淑敏，并未就“非典”遭遇的现实进行文本编织，而是用独特的幻想，将其打造成为了一部集科学与幻想、人道主义、疫情防控、众志成城、英雄主义甚至爱情演绎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本。这两部小说在疫情期间获得读者的关注，与其说是“预见”了疫情，毋宁说是“遇见”了疫情，倘若没有这场影响人类进程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延续“生态文学”的《彼国动物》和对“非典”进行再演绎再想象的《花冠病毒》，或许并不会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但两部作品中着力思考的“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在疫情中，引发关注的虚构性作品和引发热议的非虚构文本，高度凸显了个人经验、区域经验与社会文化思潮嬗变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复杂关联。诸多独立的个体事件因疫情的催化形成了蝴蝶效应，在社会中引发了热议。疫情中，经典的以瘟疫为主题的文学经典成为人们重读的选择，同时，这也为现时代的作家塑造了“影响的焦虑”。无论是薄伽丘在疫情中的自我麻醉、还是笛福对疫情惨状的描绘，抑或是加缪近乎冷漠地抉择逃避还是留守，都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现实：疫情总会过去，而人类依旧是有限度的生命。
了解各种灾祸的中国作家展现出了独特的精神风貌，在悲悯昂扬的基调中，诸多电视节目和纪实文学一时间成为了热点。情绪的宣泄和引导，人们的惊慌失措与英雄的大无畏，个人思考的阐发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一时间注入“灾难”之中，成为了独特的景观。值得关注的是，疫情期间的诗歌创作，空洞荒诞的“抗疫”诗歌少了，有真情有深度的写作更引发读者的青睐。同时，丰富的民间书写以各种形态展现着疫情中的生活状态，或苦中作乐、或情绪抒发、或观点表达，我们都应将其视作灾难中的自我心灵调适，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
各种极端情境为文学探索人性深度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室。各种或大或小的灾难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为文学探索提供了空间。文学可以借这一契机重返构筑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的可能。如何快速有效纾解灾难带来的创伤体验，满足个体与集体的需要，此外，又如何在相对稳定的过程中突破文学与灾难相互被“需要”，将探索深化，面对更加本质的人性问题、命运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具有永恒性的命题，仍是任重道远的追求。相较而言，后者似乎应该被提上议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