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银：《鲁国春秋》的当下书写

　　长久以来，人们尊孔承儒，也曾否儒批孔，潮起潮落，风风雨雨。但以史观之，孔子不朽，儒学难绝!儒学强盛的生命力量表现古今少有。作为一门系统的学说，进而上升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延续演进，这样的学说就一定是具有根性的作用和价值了。所以，对创建这个学说的人及其学说生长生存环境的研究追溯和表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课题。杨义堂先生长久沉潜于这个研究表达其中，如今成果以《鲁国春秋》呈现于世，是个很不易得到的可喜收获。

　　周代的鲁国是孔子的祖国，也是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的封国，周公要留在京城辅佐成王，派长子伯禽来这里治理国家，伯禽在鲁国用周礼来“变其俗，革其礼”，后世的历代鲁公也沿用周礼，当时的人们就赞赏说“周礼尽在鲁矣”。

　　《春秋》是孔子亲自编撰的一部文化典籍，也是孔子最为看重、寄托着自己政治理想的一部书，他“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其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令“乱臣贼子惧”，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鲁国春秋》作者杨义堂长期在孔孟之乡济宁市的文化部门工作，对经历了2500年历史风雨的孔子及其儒学，多有研究体会。此前，杨义堂已经有《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北游记：苏禄王传》出版，这部《鲁国春秋》是更具有宏大叙事、家国情怀和时代意义的作品。

　　读《鲁国春秋》，最鲜明突出的感觉是，这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优秀纪实文学作品，其对于历史的把握应当是靠得住的。其中人物、事件和圣贤的语录都是于史有据的，是深得周公、孔子思想精髓。作者走进中华文化的最深处，又从最深处捧出一串串珍珠，向我们深情讲述孔子和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大历史，深情讲述中华礼乐文明、德治、仁爱思想的来源和发展。我为作者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感到高兴，或者说，我为今天这个浮躁的环境能出现这么有高度、有深度、有力度的好作品感到欣慰。我也是受儒学影响很大的人，但对孔子儒学的研究很少。读了《鲁国春秋》，赞赏杨义堂作品在几个方面存在重要价值。

　　一、《鲁国春秋》以豪盛之气努力接续孔子《春秋》，再现了整个鲁国的恢弘历史和社会政治状况。孔老夫子所著的《春秋》是一部断代史，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之间，周天子及各诸侯国的大事，这期间，鲁国共有十二位国君在位。而杨义堂的《鲁国春秋》，从伯禽封鲁开始算起到鲁顷公时期的公元前256年鲁国被楚国荡灭，共有36代鲁公，790多年的历史。作者沿着历史的脉络，按照周族的血脉传承和鲁国国君的世系，中间交织着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一一娓娓道来。特别是后期，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桓兴起，历代贵族和国君的斗争，也都交代得比较清楚，向我们展现了周代鲁国这样一个贵族民主制国家的全貌。周公和伯禽之后都是贵族，他们都可以上朝堂议政，就是普通的国人，也可以参与国事活动，不能拿着奴隶制社会民尽微尘、没有作为的概念套在鲁国历史的头上。走进鲁国，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由周公“亲亲”“尚恩”的思想建立的一个东方古老民主制国家，与后来西方的民主政治迥然不同，值得我们好好体察理解、研究和探寻。

　　二、《鲁国春秋》从周公到孔子，清楚地勾画了中华礼乐文化兴起和在鲁国传承发展的脉络。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历史源远流长，这个礼的来源就是周公和孔子。周公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元圣”，他从商朝灭亡的“殷鉴”中汲取教训，感觉到敬天事鬼是无济于事的，天必须和民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敬德保民”才能永享太平。他建立嫡长继承制和分封制，并演示了一套礼乐制度，用礼来形成社会的差别，用乐来促进社会的文化和谐。周公长子伯禽是周朝的大祝，负责祭祀，将这套礼乐制度带到了鲁国，后世的历代鲁公尊周公和伯禽为“先圣”“先君”，都尊崇和传承这套礼乐制度，想法维护这套制度。但是，周公作为国家制度的制定者，他制定的《周礼》其实只是限于官僚制度，被称为《周官》或《周官经》。五百年之后，孔子作为社会底层的士，他信奉周礼，带领弟子们演习的礼仪，就是《仪礼》，也称《士礼》，已经是民间的礼仪了，这有个礼仪制度逐渐普及和下沉的过程。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不断地阐发和总结孔子礼的思想，形成了《礼记》，又对礼的思想进行形而上的提升，使其包容更加丰富的文化思想内容。这部《鲁国春秋》，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从周公、孔子再到后世弟子们，一以贯之，把中国礼乐文明的历史和传承发展都讲得接近清楚了。

　　三、《鲁国春秋》从鲁国大历史来研究孔子，讲清了孔子和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鲁国春秋》这部书告诉人们，孔子的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天时地利的因素，天时是春秋末期，鲁国出现了阳虎之乱，陪臣执国命，让鲁定公和季孙氏看到了底层人士的力量，改变了只有属于伯禽之后的贵族才能当官的历史，开始重用平民出身的孔子，孔子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地利是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代保存周公礼乐最好的国家，经常在周公庙里用八佾舞表演来祭祀周公，演奏的音乐就是上古的《韶乐》《大武》《大夏》等六代乐舞，唱的诗就是《雅》《颂》和各国的《国风》，《尚书》等典籍就藏在宫室里，《鲁春秋》就是鲁国史官记录的历史，文王的《易》、周公的《易象》都在鲁国得到保存。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周游列国而没有成功，68岁回到鲁国后也不受重用，他带领弟子们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他73岁去世，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就编订了《六经》，如果不是有鲁国的文化基础，他亲自去各国采风，搜集诗歌，编订一卷《诗经》，也是很难完成的。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鲁国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孔子抓住了这些文化，述而不作，才成就了孔子和儒家思想。

　　四、《鲁国春秋》讲好故事、塑造人物、渲染气氛，从文学上看也是比较成功的。杨义堂的这部《鲁国春秋》和他之前写的《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一样，十分注重讲故事，讲引人入胜的故事，许多故事情节紧凑，前后照应，让人不忍释卷。《左传》中记载了许多有关卜筮、日食等灾异之事，晋代人据此批评《左传》“其失也巫”，其实，这是当时鲁国政治生活中的现实状况。杨义堂在《鲁国春秋》中就选用了几处，如鲁庄公的弟弟季友出生时，占卜的说，这个孩子很富贵，将在周社和亳社之间执政，如果他这一支消亡了，鲁国也将消亡了。季友长大后，很有主见，巧妙地与庆父进行斗争，担任了僖公时代的执政卿，成为季氏的始祖，等到季氏所建的费国消亡的时候，鲁国也真的灭亡了。再如鲁昭公时期，出现了日食，主对国君不利，季平子看不起国君，不让举行祭祀活动。几只八哥飞到宫廷里做窝，鲁昭公很高兴，但是大臣很害怕，说民间有儿歌“八哥来做窝，国君居乾侯，八哥住宫中，国君住野外”。后来，果然鲁昭公被驱逐，住在晋国边界上的一个叫乾侯的小地方。这不能简单的归为“巫”或者说成是迷信，这是当时人们真实的心理愿望写照。在这部书中，人物有上千个，重要人物也有上百个，作者根据历史上的记载来铺陈故事，许多人物写得栩栩如生。例如周公勤奋与忧郁、鲁隐公忠心不二、鲁文公文弱不争;再如文姜的沉沦与救赎、季文子的小心谨慎、季武子的自私自利、东门襄仲的心狠手辣、叔孙豹的风流倜傥，还有子家羁的忠勇刚烈、阳虎的胆大包天，仿佛就是一幅长长的鲁国人物画廊，让历史真的“活起来”。我们从作品中接触认识了这些人，也就更好地理解孔子，理解那些难读的儒家经典。《鲁国春秋》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恰到好处地引用了《诗经》中的原诗，“《六经》皆史”，《诗经》中有许多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周公东征的《渐渐之石》《破斧》，文姜淫乱的《南山》《载驰》，西周灭亡时周赧王吟诵的《黍离》等，信手拈来，比比皆是，作者用这些诗来印证历史，渲染气氛，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五、《鲁国春秋》对于推动文化复兴和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春秋三传”，形成了经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春秋学”。其中尊王攘夷、治国安邦的道理，被誉为万世成法。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现象，凡是《春秋》学兴盛的时候，几乎都是国家强盛、民族团结的“大一统”时期。

　　习总书记在 2011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以《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来阐述国家统一的伟大意义。他说：“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作为今天的作家，从《春秋》纷乱的事件中理清思路，找寻智慧，奉献给这个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对于返本开新、坚定文化自信，对于治国理政、维护国家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